一个人的抗日-第2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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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司徒雷登等人在接到吴铭的请求后，曾经向蒋介石反映过，询问马来亚政府在此时向大陆招揽人才是否要加以阻止，换句话说，他们在试探蒋介石的态度。而蒋介石对此事却始终没有表态，等于变相的默许。但他也下达了一个命令，凡是有意去马来亚发展的人必须要经过政府的审核，一些具有特殊才能和声望的先不要放走。此时，在局势不可收拾时撤退到台湾已经被蒋介石所认可，台湾地域太小，能去的人也是有限。在蒋介石想来，人才宁可便宜了马来亚华人，也不给共产党留下。甚至他还想到万一台湾不保，是在美国，还是在马来亚成立流亡政府的事情。
1948年九月八日，吴铭乘坐的飞机在重庆机场降落，国民政府总理翁文灏在机场迎候。在国民大会的选举中，国民党因在选举副总统时未占上风，感到极为不安，他们想通过提议选举何应钦为总理来挽回其丧失的地位。但是，他们再次失败了。这个职位由干练、廉洁的翁文灏担任，翁文灏的出现使新内阁具有某种更加自由的色彩。但是这一切在吴铭看来，已为时过晚，中国大陆的形势发展跟原来的历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第043章 同机而行
蒋介石明显的苍老了，无论是从身体，还是心里，在吴铭看来，他不过是在硬撑着，或许他还固执的坚持着，但蒋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错误也许是由于他的性格和思想上潜在缺点、以及幼年时期受教育很少的缘故。造成现在这样一种局面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能够解决的。
由于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却认为他自己是个革命者，而革命的含义包含很重要的几个方面：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外国在华特权；通过重新树立对传统和儒家思想的尊敬来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
他擅于挑动一个人或一派人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派人，但他的观点是狭隘的军事观点。他企图依靠强力来实现他的权威，他对付反叛者的办法是惩罚而不是改造。
蒋介石的头脑过于简单。从宣传角度讲，这种简单化是有意义的，但从政治决策角度来讲，过于简单化就是缺少创见性。一个假的标签会很快破坏贴标签者的信誉，看来蒋介石对这种问题缺乏认识。
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毛泽东无疑也占了上风。毛泽东看到了接受马列主义的可能性，并使之适应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实际情况。他还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潜在吸引力，而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根基。
相比之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却疏远知识阶层，使他们无路可走，只有靠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蒋介石认识到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但他试图创立的新观念却让人难以接受，最后终于流产。
另一方面，毛泽东赢得了农民，而蒋介石却听信地主残酷地对待农民，而且很久没有解决土地改革的问题。
蒋介石在官邸会见了吴铭夫妇，在谈话中，双方都很默契的避开了目前中国国内的问题，一切都是在外交辞令似的虚伪的什么两国友好相处，相互合作的话题。
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席位直到1971年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马来亚政府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也是从实际利益出发，毕竟早晚要对印度尼西亚采取军事行动，取得美、中等联合国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的支持是很必要的。
此时，北平“七五”惨案刚刚平息，辽沈战役又已经开始，国民政府婉转的拒绝了吴铭的北平燕大之行。在会谈中，吴铭提出的其他访问要求还有移民马来亚的请求都获得了蒋介石的首肯，而且蒋老先生还露出笑容，告诉吴铭，在上海有几个老朋友正在等着欢迎他。最后，吴铭替自己的二老婆沈敏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国民政府能帮助寻找曾经和沈敏在一起训练、战斗过的幸存战友，并邀请她们去马来亚见面相聚。
国宴招待、拜谒中山陵、签订两国建交公报等等事情在几天内完成，国民政府还与马来亚协商了通航事宜，上海机场和港口可以让马来亚飞机轮船停靠。
等一切事情基本处理完毕，吴铭拜别了蒋介石，在国府官员的陪同下前往上海滩，而肩负金圆券改革，至上海进行经济管制的蒋经国也同机而行。
蒋经国是大多数台湾人民所认同的政治领袖，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任总统中，唯一符合政治家定义的“总统”。蒋经国主政台湾时期，台湾经济发展迅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并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蒋经国执政晚年逐步开始自由化的改革，先是未强力镇压民主进步党突破党禁宣布组党，继而于1987年宣布解严、开放赴中国大陆探亲，次年开放报禁。蒋经国提出的“法统在法不在人”的决定，确定了台湾向民主改革迈进的不可逆转的方向。
在飞机上，吴铭与这位蒋介石的继承人，将来的台湾之主相谈甚欢。或许是年龄相差不大的关系，也或许是吴铭对这位能在独裁中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革新，推进台湾的民主进程的人物心存钦佩的关系，两个人谈论了很多事情，由此也建立了两个人较好的个人关系。
蒋经国为蒋介石原配妻子毛福梅所生。蒋经国1910年出生于浙江奉化；1922年到上海读书；蒋经国15岁时，也就是1925年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受吴稚晖启发，同年10月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学中有比他大六岁的邓小平。蒋经国1927年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其间曾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国共关系恶化后，遭斯大林扣留下来当人质。由于涉及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党内斗争，曾被下放至西伯利亚，其间与白俄罗斯姑娘芬娜（后改名蒋方良）结婚。
蒋经国在前苏联经历了太多的事，吃了太多的苦，从事过多种工作，接受过鲜花掌声，也承受过打击和磨难。特别是在1929年至1931年间，曾有过下放农村“劳改”睡教堂车房、没人搭理及自行耕种的农村生活；有过放逐到西伯利亚“劳动集中营”在金矿每天淘金沙、挑柴炭，有过在机器制造厂实习时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的重体力劳动；有过在冻得要命的西伯利亚车站重病之中，没有朋友来探望的伤感；有过被秘密警察监视的晦暗日子；也有过被王明等中共左倾分子批判的经历；当然也有过不少顺利遂心的生活，这些经历并非常人所不能忍受，只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过这样的生活则属不平常。正是在这特殊的环境中，蒋经国从十五岁长到二十七岁，占去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期，并完成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炼期，完成了思想上的定型和心理上的成型，完成了由“拥苏拥共”向“反苏反共”的潜移转变，以至在其父蒋介石身后执掌大权逐渐推行民主进程的光辉，这些显然都与他在前苏联时的经历不无关系，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经历反思沉淀后的作为。
在苏十二年年间，蒋经国虽然没有太大作为，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那里，从十五岁的稚气少年到二十七岁的成熟青年，可谓沧桑历尽，爱恨交织，一生都不能释怀，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至为深远。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他学到苏联革命的全部基本理论和观点。作为后来中国反共势力的总头目之一，竟然掌握了世界革命中心所在国的全部革命理论、战略和策略。在国民党逃台后以蒋介石的名义主写、出版的《苏俄在中国》等反共理论书籍中，就能看到蒋经国在苏联学到的理论上的功夫。
“我对苏联社会的平等精神及不重物质享受的特色，也钦佩苏联重视青年动员工作，发动群众支持政府行动的做法等等。”蒋经国在讲述了一通苏联共产主义的理论后说道：“但是对他们的一些法西斯作法是很厌恶的，他们对反对者一向从肉体上消灭。”
“看来经国兄在苏联十二年的光阴，也并非艰难空度，你有两个受用一生的巨大收获。一是忠实于你的妻子芳娜；二是认识了苏联共产主义的虚伪、残暴和不人道。”吴铭笑着说道。
“唉，要是比起刘先生的传奇经历来，还是差得远了。”蒋经国看来对吴铭的个人经历也是十分熟悉，开口说道：“从国内杀到南洋，打出了一片天地，恐怕从古至今也找不到第二个。”
“不过是顺应潮流，否则单凭我个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吴铭谦虚道：“经国兄此次去上海整顿经济，可是擎着尚方宝剑，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差不多吧？”蒋经国淡淡一笑，很坚定地说道：“此次上海之行，我只打老虎，不拍苍蝇，要打祸国殃民的败类，救最苦难的同胞。”
“那我就先预祝经国兄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吴铭拱了拱手，心里却有些不以为然，官僚资本的势力已经完全深入到国家政权的每一个角落，国民政府已经烂了。再说蒋介石本人就身在其中，他的起家可是全靠这些老虎支持的，自己打自己？看来蒋经国虽然一腔热血，满怀正义，但还是没看清事情的本质啊！
第044章 上海之行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规定金圆券1元合“法币”300万元，金圆券4元合美金1元，8月21日，南京政府为加强经济管制，特在各重要地区设置经济管制监导员，特派俞鸿钧负责督导上海，张历生督导天津；宋子文督导广州，同时令电各省市政府。不久，鉴于上海的情况改由蒋经国亲自挂帅。
根据“经济紧急处分办法”的规定，自1948年8月20日起“法币”停止发行，民间持有之一切“法币”、外币及金银，一律需在限期以内兑换金圆券。这时正值举国灾患频仍，物价飞涨，民生维艰，蒋介石政权在人民的攻势之下到了命脉如丝的生死存亡关头，“经济紧急处分令”就是蒋介石颁发，是一帖要起死回生、振疲起衰的猛剂，所以蒋介石是下了大决心要把这场运动作为一场战争来做的。
上海，吴铭又回到了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自然是感慨万千。
“衣锦还乡啊！”蒋经国望着舷窗外欢迎的人群，打趣道。
“是欢迎我的，还是欢迎你的？”吴铭笑着反问道：“恐怕还是迎候你的多一些吧，说到底，我是个客人，你可是提着棍棒来打老虎的。”
“不会的。”蒋经国摇了摇头，“他们应该不知道我在飞机上，我在飞机上呆一会儿，等你走了我再下去吧！”
“那也好。”吴铭起身与蒋经国握手告别，“预祝经国兄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谢谢，谢谢刘部长吉言。”
杜月笙的身体在姚玉兰、孟小冬通力合作和悉心照料之下，已有好转的迹象，精神体力渐渐恢复正常。他刚刚参加完在南京举行的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回到上海，又在国际饭店开会，为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筹募到一笔巨额经费。
此时的杜月笙在抗战胜利后频遭打击，先是由杜月笙及杜门中人一手提拔，足足喊了十年“先生”、“夫子大人”、“师座”的吴绍澍，“叛”性大发，在杜月笙回到上海时找人高喊“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