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2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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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2年。美国度过金融危机地时候。花旗银行对经营业务做了调整。分离掉了大部分风险投资。资产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在美国政府地帮助下。花旗银行做了一次“洗心革面”地大手术。
好景不长。刚刚缓过起来地花旗银行随同美国经济再次走上了下坡路。
2013年初。第一辆采用复合蓄电池与超导电动机地新概念轿车在中国诞生。参与联合研制地家中国汽车厂商预计在2013年年底到2014年初之间陆续向市场推出实用型电动轿车。预计在2015年前生产销售150万辆。
随后。中国政府决定建设覆盖全国地电动汽车充电站网络。推广普及电动汽车。
这一年。中国地汽车年生产量达到2550万辆、销售量达到2430万辆、总销售额5570亿元。三项数据均超过了美国地1740万辆、1850万辆与5260亿元。成为名副其实地头号汽车生产与消费国。
面对中国地挑战，美国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
全球性金融危机结束之后，中国率先实施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从市场上收回过量投放的货币，防止出现资产泡沫。欧洲各国也先后转变政策，从刺激经济转变为稳定经济。当时各主要经济体中，还在继续刺激经济的只有美国与日本。
日本“情有可原”，毕竟日本是外向型经济，日元适度贬值对出口有利。
美国不收紧银根，反而继续扩大货币发行量，就显得有点“无法原谅”了。
然而继续增发货币，对美国来说也是非常无奈的选择。在国内就业环境没有明显好转、国内消费相对疲软的情况下，美国必须依赖出口刺激经济复苏。增加货币发行量，使美元适度贬值，对刺激出口有很大帮助。对美国汽车工业来说更是如此，要想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生产地全电动汽车竞争，只能压低销售价格。为了保证在账面上盈利，使投资者对美国仍然有信心，就只能通过美元贬值变相降低美国汽车的出口价格。
除了刺激出口之外，美国还得在科研项目上投入更多的资金。
为了使国内消费者购买“国货”，美国政府必须出台“消费补贴”政策。
可以说，每一项政策都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在此情况下，美国只能继续施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投入更多的货币。
也就在这个时候，埋下了花旗银行倒闭地祸根。
在政府政策的刺激下，花旗银行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提供了巨额贷款。据花旗银行公布的数据，到2016年底之前，提供给福特汽车公司的贷款为318亿美元、通用汽车公司为277亿美元、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为194亿美元。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豪赌”。
2016年，福特汽车公司的总销售额仅为544亿美元、毛利润24亿元、净利润不到13亿元，通用汽车公司分别为521亿、27亿与14亿美元，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分别为388亿、21亿与8亿美元。
由此可见，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根本无法偿还巨额欠款。
导致花旗银行做出“战略性失误”的根源是美国政府的政策。2014年，美国政府分别向福特、通用与克莱斯勒三家公司提供了27亿、24亿与18亿美元地“特别项目研究资助经费”，鼓励三家汽车公司开发全新蓄电池与电动汽车。随后，美国各大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了该消息，宣称美国能够在2015年之前攻克科研难关，生产出不亚于“复合蓄电池”的高级蓄电池。
当时，不但花旗银行向三大汽车公司提供巨额贷款，美国其他银行也不例外。区别是，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的政策要谨慎得多，提供给汽车厂商的贷款比花旗银行少得多。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用多说了。
美国至今没能研制出2级复合蓄电池，三大汽车公司中地克莱斯勒已经在2015年年底破产重组，福特连续3年亏损，通用仅能依靠高端市场勉强维持。
如果没有2016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花旗银行不会这么快就惨淡收场。
与08年时截然不同，当时小布什多少还能出台一些救市措施，帮助惨淡经营地美国金融企业度过难关，为下一届总统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16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罗迪克因为“软禁门”丑闻面临弹劾威胁，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众议院、民主党控制着国会参议院，两院地严重分歧削弱了政府的救市能力。弗雷德里克上台时，花旗银行已经资不抵债，差地只是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当时，弗雷德里克还试图拯救花旗银行。
在联邦政府地协助下，花旗银行与美国银行进行合并谈判。虽然美国银行的情况好不了多少，但是弗雷德里克私下保证，只要两家银行合并，联邦政府将与联邦储备银行一同为其提供巨额救助资金，仿照2009年的办法，剥离两家银行的“有毒资产”。
只是，谈判最终因为两家银行的分歧而破裂。花旗银行要求在合并后地“美国…花旗银行”中占有55％的股份，而美国银行则要求获得至少50％的股份。5％的差距，最终使合并谈判破裂。
合并失败，花旗银行只能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11日下午，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部长出面宣布，联邦政府将按照早期与花旗银行签署的协议，为花旗银行储户提供2。5万亿美元的提款担保权。
这一消息产生地效果并不明显。
破产时，花旗银行一共有12。8万亿美元的储蓄存款与投资产品，其中储蓄存款就高达4。9万亿。联邦政府只提供了一半的储蓄存款担保，意味着另外一半的储蓄存款与所有投资产品得不到任何保证。
随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伯恩宣布，联邦储备银行为所有花旗银行客户提供提款担保。
直到这条消息公布，恐慌情绪才得到有效控制。
花旗银行宣布破产时，总资产仅有4759亿美元，其中固定资产占了4164亿美元，股票市值不到500亿美元；而花旗银行的债务达到6783亿美元，即便变卖所有固定资产，亏损也超过了2000亿美元。
联邦储备银行为花旗银行客户提供担保，意味着至少亏损2000亿美元。
这不是一般地亏损，为了稳定市场，联邦储备银行至少需要向市场注入5000亿资金。加上股价暴跌造成的损失，联邦储备银行必须向市场注入7000亿美元，才能平息花旗银行的倒闭风波。
花旗银行只是倒下的第一家美国大银行，后面还有摩根大通与美国银行。
当天下午，纽约三大股指再次跌停，先后在14点30分之前宣布停盘。
花旗银行倒闭，不但在美国金融市场引起了12级地震，也迅速波及到了欧洲、共和国等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次日，澳大利亚、首尔、上海、香港、新加坡、孟买、法兰克福、巴黎、伦敦等多个金融市场的股市指数全面下跌，跌幅最少的上海达到5。7％，最大地伦敦超过了17％。
花旗银行宣告破产，不但宣告美国金融危机进入“高潮”，也是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的标志性事件。从中日东海战争结束，到花旗银行倒闭，不到半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预言变成现实。
虽然世界各国都在第一时间内出台了救市政策与救助措施，但是所有人都相信，这场金融危机将彻底改变世界面貌。
按照一些“悲观”专家的话来说，以花旗银行倒闭为标志的2017金融危机是以“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地融危机的延续。因为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在2008年爆发地金融危机结束后没有采取正确措施，为下一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所以2017年金融危机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必然事件。
在这些专家的眼里，全球性金融危机只是开始，远不是结束。
受到悲观情绪地影响，一夜之间，全世界的投资者都把未来看得极为惨淡。
西方不亮东方亮，共和国成为了黑暗世界中地唯一亮点。
第23章 一反常态
2017年2月1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来自全国的数千名代表，将在半个月内审议政府2016年工作报告，听取国家领导人的国情咨文报告，审议2017年度财政预算，投票表决通过多项法律法规。
上午8点30分，纪佑国首先做政府工作报告。
与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相比，这次的报告相当简短，除了介绍共和国在东海战争之后收复钓鱼岛群岛之外，重点介绍了正在肆虐的金融危机。相对而言，纪佑国对共和国在2016年取得的经济社会建设成果没做过多的说明。
接下来，庞兴龙做了详细的国务院工作汇报。
与纪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相比，庞兴龙更重视国务院在过去一年中的工作情况。与往年的国务院工作汇报相比，庞兴龙这次的汇报时间延长了近3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介绍2016年财政开支的详细情况，甚至对每一笔财政经费的使用都做了说明。
让参加大会的代表感到震惊的是，国务院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财政支出清单！
早在2009年，就有代表提出国务院必须公布详细财政支出清单，说清楚每一分税收的详细去向。2012年时，还有代表提出应该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国务院按时公布财政开支情况，对全国人民做出交代。相关地提议每年都有，可一直没有得到落实。
这次又有一批代表准备提出类似法案，结果没等代表提出来，国务院就主动公布了财政开支状况。
这一变化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内新闻媒体也立即做了重点报道。
国务院主动公布财政开支情况。是否意味着纪佑国准备拿中央政府“开刀”？
除此之外。国务院公布地财政收支详细情况也十分引人关注。
2016年。中央政府地税收仅为91674亿元。比2015年地107689亿元减少14。87％；其他非税收性收入146542亿元。比2015年地36548亿元猛增300。95％；中央政府总收入238216亿元。比2015年地144237亿元增加65。16％。
税收收入减少。主要是国家降低了针对民营企业地营业税、针对消费者地消费税地征收额度。降低了流通环节增值税地比例。国内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受到金融危机与东海战争地影响有所下滑。也是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地重要原因。
其他非税收性收入增加。不是国家卖了更多地土地。也不是国营企业业绩猛增。而是在2016年9月底结束地廉政风暴中。中央政府总共查没了121764亿元地非法所得。扣除这部分。实际非税收性收入反而比2015年降低了32。20％。
真实收入降低，表明国民经济已经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与收入情况相比，支出情况更容易让人感触。
总共238216亿元地财政收入中，除掉直接与间接投入东海战争的2147亿元，中央政府开支196452亿元，仅余39617亿元，盈余16。63％。
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的实际支出实际上远大于税收收入与实际非税收收入。
196452亿元开支中，刚性开支为94821亿元，其中军费10648亿元、全民医疗保障9261亿元、全民社会福利保障17429亿元、教育科研支出11423亿元、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维护29173亿元、基础设施建设13278亿元、其他3609亿元，总体情况与2016年财政预算中申请的94800亿元相差不大。非刚性开支为97884亿元，其中中央政府行政费用39827亿元、公共事业单位补助21768亿元、国有企业补贴16374亿元、日常行政额外开支11572亿元、其他8343亿元，总体情况与2016年财政预算中申请的98000亿元有所减少。除刚性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