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其实不懂经济学-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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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都存在法律，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保证人们各种权利的有效分配，确定权利的最初分配。法律的作用是被广泛认可的，但在经济学家眼里，法律的介入势必不能保证完全的公平。经济学的中心思想就是，只有自由交换才能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才是最优先的。而法律不但强制规定了资源所有权，还规定了许多其他权利，如以某种形式使用土地的权利、免于骚扰权、意外事故要求赔偿权或合同履行权等等。一旦被某种限架框定，“自由”势必会被剥夺，所以经济学家常常为此忧虑。
而这时，科斯定理正好为他们消除了忧虑。科斯认为法律的介入是否影响到资源的最初分配的公平性从效率角度上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依然能自由交换，由法律所规定造成的分配不当就会在市场上通过自由交换得到校正。
就以科斯当初阐释其理论时所举的例子来说明。早期的火车是以木柴和煤作为燃料的，而在火车运行过程中，柴和煤在锅炉中燃烧时常常会溅出火星，引燃铁路旁边的农田。为了减少发生火灾所带来的损失，双方都可以想办法采取一些防备措施。比如农民可以停止在铁轨边种植和堆积农作物，而铁路部门可装置防火星设施或减少火车出车次数。但无疑任何措施都要付出成本，双方肯定都会尽力避免自己付出成本，这时往往就需要法律介入。
这样看来，似乎是法律控制了各方采取防备措施的动力，因此，法律决定了火灾引起损失的次数。法律部门既可以要求铁路部门减少火星喷溅，将权利分配给农民；也可以禁止农民在铁路旁种植和堆积农作物，将权利分配给铁路部门。但怎样才是最经济的呢？法律部门往往在这方面考虑较少，于是经济学家就会担心判决不够“经济”。
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农民有权指挥铁路部门，直到火车在运行过程中不溅火星才允许铁路通车，火星就几乎不会引起什么火灾损失。反过来讲，如果铁路部门不受惩罚地运营，就会引起大量的火灾隐患殃及周边的大量农田。究竟偏向哪一方才是有效的，似乎是个无解的答案。但实际上，科斯认为关注表面现象会被引入歧途，因为虽然法律规定了权利的最初分配，而市场却决定着其最终分配。须知，如果农民有权禁止铁路部门运营，他们就可以出售这一权利。具体说就是，铁路部门支付一笔钱给农民，以换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不禁止铁路运营。反过来说，如果铁路部门有权不受惩罚地溅出火星，它也可以出售这一权利。具体说就是，农民可以支付一笔钱给铁路部门，以换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减少火星的溅出。
无论权利最初如何分配，只要这种交易有利可图，农民和铁路部门都乐于继续权利交换。正如普通商品一样，法定权利交易的好处只有等到每种权利由认为其价值最大的一方得到时才会丧失。所以，如果农民有权免于火星之苦，而有权溅出火星对铁路部门比有权免于火星之苦对农民更加重要的话，农民向铁路部门出售权利会使双方得益。当权利得到有效分配时，交易的潜在好处也就丧失殆尽。因此，当市场正常发挥作用时，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是有效率的。
91。收入效应：关键是有钱
通过理解替代效应，我们知道有一种与之相辅相成的效应，被经济学家称为“收入效应”。简单地说，收入效应就是指由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动，进而由实际收入水平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它表示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发生变化。再具体一些讲，就是当你在购买一种商品时，如果该种商品的价格下降了，即便你的名义货币收入固定不变，但你的实际购买力增强了，你就可以购买更多的该种商品。这种实际货币收入的提高，会改变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量，从而达到更高的效用水平，这就是收入效应。
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人爱花钱，中国人爱存钱。出口导向型经济使我国近30年来得到飞速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内需不足一直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软肋。在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需求旺盛时，内需的作用不明显，危害也显现不出来，可当经济危机袭来，日欧美等经济体遭受重大打击，进而影响到我国的外贸时，内需的重要性便体现出来了。但是，中国人把钱都存起来了，没有消费，内需不足，这如何是好？
就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来看，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症结不是老百姓热衷储蓄“不愿花钱”，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工人工资水平的持续走低。工资水平是衡量居民收入的重要指标，而近年来其在我国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不但远低于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就是较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所不及。世界银行的分析家认为，中国消费下降可以用居民收入占经济比重的变化来解释，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谓过高的储蓄率上并不准确。
影响居民消费的两大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中，我国一向较为注重替代效应。长期以来，我国治理消费低迷的措施全然集中于替代效应，亦即出台政策令消费变得“更便宜”而储蓄变得“更贵”（如低利率、加征利息税等）。这些年来所采取的措施的目的都是引导储蓄向当期消费转化，但就实践经验来看，再有效的刺激个人消费的措施最多也就能鼓励居民多消费15％，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
而且，替代效应对消费总量增加的影响更是有限。比如，在消费者购买水果时，橘子的价格下降了，而苹果的价格不变，这时人们便会觉得苹果相对于橘子来讲有些贵了，就会相应增加橘子的购买量而减少苹果的购买量，这就是替代效应。总的来看，替代效应只能使人们由消费一种产品转向消费另一种产品，对消费总量的增加影响有限。此外，橘子价格下降还能引起另一种效应，即为收入效应，因为橘子便宜了，使得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于是可能人们买橘子的量和买苹果的量都会增加。而如果人们的工资收入增加了，苹果、橘子的价格相对来讲就都下降了，人们的购买力就相应增加了，用于消费的钱自然增加。这是另外一种收入效应，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都增加产生的效应。
显然，相对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应是消费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我国若想提高百姓的消费能力，就应在提高百姓的实际收入上下力气，而不是打储蓄的主意。政府可以通过经济学中定义的收入效应来提高百姓的消费能力，即通过降低商品价格来提高人们的实际收入，进而增加居民消费量。比如，我国近两年倡导的“家电下乡”措施，就是通过补贴的形式实现商品价格下降，刺激农民消费，效果非常不错。而另一个更根本的方法就是，真正增加人们的收入，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措施就是提高工人工资和农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人们真正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为自己带来的变化。
92。恩格尔定律：越穷吃越多？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当时家庭消费结构进行研究并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会呈下降趋势。而食品支出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例，就是人们常说的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的这个总结太容易理解了，而且其“真理性”几乎无可置疑，因为获取食物属于人们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如果连饭都吃不饱，谁还会有闲心产生其他的消费欲望呢？所以，恩格尔定律一经问世就被公认为真理。人们认定，食物在一家人中的收入支出所占比例越高，就说明这家人收入越微薄；一个国家越穷，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比重就越大。而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无论是家庭还是国家，这个比重都会呈下降趋势。那么，现实社会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1984年，一位经济学教授曾对我国河北省的几个县的农民消费作了调查，居然发现这些农民的恩格尔系数全在25％以下，这个数字相当于发达国家城市居民的水平。这几个县的农民都已经富裕到发达国家城市居民的水平了吗？答案并非如此，该教授通过研究发现这些农民的主要支出并不像富裕者那样用在文化、教育、娱乐、卫生方面（这些支出占总支出的10％都不到），而是将近一半的支出用在了住房方面。原来，长期以来农民们一直忙于解决温饱问题，无力改善住房条件，加之传统消费观念强，习惯于节俭生活，在饮食方面还基本保持着贫困时的水平，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现象。
这种情况在现在的城市中同样存在。小王夫妇在北京工作5年，2007年结婚时，掏出积蓄并向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元，终于在北京买了一套小两居，算是安下了家。可不幸的是，2008年，金融风暴袭来，原本收入不错的妻子突然失业，整个生活重担都压在了小王身上。于是，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立即沉重起来：房贷每个月都要还，占去了全家收入的一半；妻子找工作期间，保险还需要自己负担，每月又要支出几百元；朋友那里的借款虽能暂拖一段时间，但也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令小王夫妇更加难受。于是，外出吃饭计划被完全取消，家里做饭也尽量节省，一个星期才吃一次肉。小王夫妇常向朋友感叹，“这房奴的滋味真是不好受”。
以上的例子都在讲一个问题，就是本来是“真理”的恩格尔定律失效了。为什么会这样，恩格尔定律是假的吗？其实，这不是恩格尔定律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运用时未能全面理解它，这也是很多人容易犯的错误。
在判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时，可以将恩格尔系数作为一个参考依据，但必须注意三点：一是慎用划分标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关于恩格尔系数的划分标准是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但并不唯一的评判标准。恩格尔系数只是一个相对指标，在考察一个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时候，必须对人均食品消费额、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绝对指标予以同样的关注。二是在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进行纵向比较，或者对一个地区居民收入作高低层次之间的贫富差距分析时，恩格尔定律的重要意义仍然明显。而在运用恩格尔系数作横向比较时，必须考虑国情国策、地域差异。三是恩格尔定律反映的是一种长期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
事实上，很多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在短期内都曾出现过跳跃现象，这既可能是物价指数异常波动带来的影响，也可能是福利税收政策变动引发消费者行为变化所导致的，它的短暂上升很可能是生活状况改善的表现，而短暂下降也可能是生活状况恶化的征兆。总之，恩格尔为我们总结了一个简单的标准，而我们在运用时却不能想得太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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