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政治论-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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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把耶路撒冷的墙夷为平地，在无节制的忿怒中剽掠了神殿。 最后，满载了自他们的同胞得来的战利品，饱尝了解血，他们然后带走了人质，把国王留在一个几乎没有人烟的国中，把他们的武器放下了，依靠他们敌人的弱点，而不是依靠敌人的信诚。几年之后，犹大的人带着补充的兵力，又来打仗，但是又为以色列人所败，十二万人为以色列人所杀，二十万他们的妻子被俘，大量的战利品为人所夺。 犹太人由于他们的历史中群细记载的这些与类似的战争疲惫不堪，他们最后作了他们的敌人的牺牲品。不但如此，如果我们把各种政体之下太平无事的日月计算一下，我们就发见有很大的不符。 在君主国之前，常常四十多年，有一次八十年（这几乎是唯一的一个长的时期）没有战争，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在国王们获得了统治权之后，仗就不像从前似的是为和平与自由而打，而是为好大喜功而打了；因此，我们知道除所罗门之外（他的道德与远见在太平的时候比在打仗的时候容易表见）
，他们都打过仗。 最后，争权的一种致命的欲望得了手，这样常常使获得王位的道路上洒满了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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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人民当政的时候，法律维持了尊严，严明地为人所遵守。 在君主国以前，很少预言家告诫过人民。 但是在有了国王之后，就同时有许多预言家这样做了。 欧巴地救活了一百个人，把他们藏起来，怕的是和其余的人为人所杀。据我们所知，直到国王们得权之后，人民从来没有为伪的预言家所欺。 很多预言家为国王所驱使。 尚有一点，人民的心总的说来是随情形的不同而骄傲或谦卑的。在有灾难的时候，容易自己加以矫正，又来依从上帝，恢复他的律法，因此就免于复亡；但是国王们的心总都是得意骄傲的，他们不受屈辱就无法改正，他们对他们的恶行坚持不改，甚至直到城的最后的复亡。据我以上所说，我们现在分明可以看出：Ⅰ。 把发布命令或处理政务的任何权让与牧师对于宗教与国家是多么有害。 反过来说，如果只许牧师们对于适当地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给予回答，并且照例只能宣传和实行众所公认的教义，是多么有助于安定。Ⅱ。 把纯乎是思辨和易起争辩的事物交付给神权是多么危险。 把意见当做罪恶的政府是最暴虐的政府，因为每人都对于他的思想有不可夺取之权。 而且这种情形能够引起群情的忿激。彼拉多对法利赛人的激情让步，同意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知道基督是无罪的。 而且，法利赛人为的是动摇较他们富有的人的地位，开始涉足到宗教的问题上来，责备撒都该人不敬神，并且，以他们为榜样，用最卑鄙的假心假意，用他们所谓热衷于主的那种同样的神圣的震怒，迫害那些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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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自希伯来人的联邦和他们的历史引出一些政治学说来５６２
的品性和高尚的道德引起了一般人的仇恨的那些人，公然辱骂他们的意见，并且煽动民众强烈的激情来反对他们。外面罩上了一层宗教的美丽的外衣的这种过度的放纵是不容易压抑的，特别是当统治当局引进来一派人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这一派人的头目；因此人家不把他们看做神权的解释人，而是看做是宗派里的人，那就是说，看做是承认宗派的领袖所拥有的解释神权的人。 关于这些事物官吏的权力就远比不上宗派的领袖之权，宗派的领袖的解释是国王们不得不唯命是听的。在一国之中为避免这些弊病，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使敬神与宗教只在于行为，那就是说，在于行公正与仁爱，每人别的方面的断定则听其自由。 关于这一点我即将详加论述。Ⅲ。 我们知道无论是为国家或为宗教打算，把决定什么是合法或不合法之权授与统治权是多么必要的。 如果这种判断行为之权给了上帝的每个预言家，对于国家与宗教就有很大的损害，就更不应该授与那些既不能预言又不能做出奇迹的人了。 以后我也要对于这一点详加讨论。Ⅳ。 最后我们知道，对于国王不习惯，有一全套法律的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君主国是多么有害的。 人民既不能容忍这样的一个政权，王权也不能服从低于它的任何人所设制的法律与民权。 更不能希望一个国王维护这样的法律。 因为这样的法律其创制不是为支持他的统治，而是为支持人民的统治，或是为支持什么从前统治过的一个议会，所以保护民权，国王就好像是个奴隶，不是个主人。 一个新君主国的代表要极力想法子创制新的法律，为的是夺取统治权以为己用，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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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削减人民，一直到后来人民觉得增加王权比削减王权更为容易。但是我不能略过去不说铲除一国君主也是同样危险的，虽然无人不承认他是个暴君。因为他的人民对于王权习惯了，不会服从别的政权，对于任何不那么严厉的控制都加以轻蔑嘲笑。所以，从前的预言家发现，如果铲除了一个君主，必须有另一个君主来代替他。这个取而代之的君主要是暴虐的，这是出于必然，不容选择。 因为，他如何能忍耐看到人民的手有君王的血腥气，对人民篡弑高兴，以为是光荣的伟业呢？
犯了这种行为，不是让他自己看的一个例子，一个警告吗？
如果他真想当一个国王，不想承认人民是国王的法官与他自己的主人，或操不稳固的政权，他就必须为前于他的那个国王之死报仇，为他自己设想以警众，怕的是人民胆敢再犯一次类似的罪。可是他不容易借屠杀人民为暴君之死报仇，除非他维护暴政，认为前于他的那个君王的行为是正当的，这样就步了他的后尘。所以这样才会有些民族常常更动他们的暴君，但是从来没有把他们铲除，或者把君主政体换成另一个政体。关于这件事实英国人给我们以一个可怕的例子。 他们探求怎样在法律的形式之下废除他们的君主。 但是当把他废掉之后，他们完全无法改变政体，流了不少的血之后，其结果是须以一个不同的名义欢迎一个新的君主（好像原只是一个名义的问题）
；这个新的君主能巩固他的势力的唯一方法是完全灭绝了皇族，把国王的朋友无论是真的或疑似的都处死，借战争来扰乱和平（和平可能滋长不满的情绪）
，为的是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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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注意新奇的事项，转移人民的心，不想国王的被杀。 但是，最后人民想了一想，除了侵犯了合法的国王的权利，使各种事情每况愈下之外，人民为国家的利益一事无成。 所以人民决定走回原路，愈快愈好，直到看见完全恢复原来的情形，才肯罢休。也许有人反对道，罗马人很容易地除掉了他们的暴君。但是我从罗马的历史里对于我的主张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佐证。虽说罗马人是很长于除掉他们的暴君与改换他们的政体，因为在他们的手中操有选举他们的国王与其继任之权，又因为其中是一些叛乱分子和罪犯，还没有长久习惯于帝王的羁绊（六个国王被人民处死了三个）
，但是他们没能做出任何成就，只不过是选出来几个暴君来代替一个暴君，那些个暴君使人民长期呻吟于外战内战的情形之下。 最后又把政府换成与君主政体只是名义不同的一种政体，正如在英国一样。至于说荷兰合众国，我们知道他们从来没有过一个国王，只有伯爵，这些伯爵从来没有得到统治的全权。 荷兰的各省在雷赛特伯爵作使节的时候，显然是以首长的资格作出他们的决定。他们的手里永远操有使伯爵们尽他们的职务之权，操有保持此权与人民的自由之权。如果他们的统治者暴虐无道，他们有不少的方法来显示他们的权力，他们能施以约束。 若不得他们的同意与认可，是万事不能行的。这样统治之权一直是操之于各省，虽然最后一个伯爵想法篡夺此权。 所以各省放弃此权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特别是因为他们刚把他们最近几乎失掉的原来的主权，恢复起来。所以这些例子证实了我们的信念，就是，每种统治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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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其原有的形式，而且确是不能把它改变而没有毁灭全国的危险。 这就是我在这里认为值得说的几点。
第十九章 说明关于精神力面的事物之权全靠元首，如果我们要正确地服从上帝，宗教的外形应该合乎公众的安宁
我曾说过，执掌统治权的人什么事情都有权过问，所有之权都有赖于他们的命令。 我说这话的时候，我不只是指世俗之权，也是指宗教之权而言。 他们应该是二者的解释人与战士，不仅是世俗之权是如此的。 我要人在本章中特别注意这一点，把这一点详加讨论，因为许多人否认裁决宗教问题之权属于统治权，并且拒绝统治权是神权的解释者。 所以他们随意责难统治权，甚至把统治权逐出于教会之外，像从前安柏欧西斯对待西奥都西斯皇帝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要在本章中证明他们之用这个办法是为分裂政府，为他们揽权作准备。 可是我先要指出，宗教之获得法律的力量完全是由元首的命令来的。 上帝借现世的统治者以临民。 除了在这个意义下，上帝在人民之中是没有一个特殊王国的。 不但如此，宗教的仪式与敬神表面的礼节应该合乎社会的安宁与幸福，因此只应该为统治权所决定。 我这里只是说敬神的表面仪式与宗教的表面的礼节，不是指敬神本身而言，也不指内心对上帝的崇拜，也不是指使内心一心一意崇敬上帝所用的方法。内心对上帝的崇拜与敬神本来属于每人的私权，是不容让与别人的（我在第七章之末已加说明）。
这里我所说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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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国的意思，我认为可以从第十四章中所说的清清楚楚地看出来。 我在那里曾经证明，一个人按照上帝的命令，借公正与仁爱的行动以崇拜上帝，是最能满足上帝的律法的人。因此之故，仁义具有法律与命令的力量的地方，那就是上帝的王国的所在。有些时候上帝通过我们天赋的能力以教人，命令人，实行仁义。 又有的时候上帝做出特殊的启示。 我不承认二者有什么分别。 而且，只要是这种仁义的实践启示出来成了人们的最高无上的律法，启示的形式也是无关重要的。 所以，如果我能证明公正与仁爱只能借统治者之权获得权能与法律的力量，鉴于统治者之权是操在元首的手里，我就不难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宗教只能借有权命令人的人获得权能的力量，上帝只借现世秉权的人来统御人间。 由以上所说可知仁义之行只借统治权以获得法律的效能；因为我们在第十六章中说过，在天然状态之下，理智之权并不大于欲望，而是人无论是循理智的规律，或是循欲望的规律以生活，其所操之权是与其能力一般大的。因为这个道理，我们无法设想罪恶能在天然的状态之下存在，也不能想像上帝以一个法官的地位来惩罚人的过失；而是我们认为万物遵循普泛的自然的一般规律，敬神与不敬神者之间没有分别，纯洁的人与不纯洁的人之间，也没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