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王之王楚庄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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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任何社会应当前进的动力，也非常难以让人直观感到个人应该奋发进取。

　　　　因此，如果我们把正规武侠小说与爱情小说比较来看，就可以看出，正规武侠小说是偏男人的阳刚文学，而爱情小说则是偏女人的阴柔文学。正规武侠小说中揉合了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因素，甚至包括许多比单纯的爱情小说还要精彩和让人兴奋的爱情，可是爱情小说中，却极少能有如正规武侠小说那样的鼓励事业进取的精神。既然古往今来，描写爱情的小说已经无数，而且几乎从未受过质疑，那么为什么不能容忍描写通过事业获得爱情的小说？

　　　　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去纵观观历史，横论国族，就可以发现，凡是爱情思维过度泛滥的国族、时代，都是在滑向弱势的国族和时代。

　　　　春秋之时，中国从国君到平民，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能上阵打仗的勇士。秦汉时代，中华儿女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人人都以能堪征战为荣。唐朝前期，中国诗人中有一大派是边塞诗，至今依然激励着一代一代的爱国志士。可是到了宋朝，皇帝们和柳永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彻底阉割和腐蚀了尚武精神，终于导致中华遭受了真正的灭顶之灾。

　　　　西方的古罗马帝国以尚武精神立国，才从迦太基和希腊的阴影中走出来，成就了历经千年的大帝国。然而，当他们后期的精神衰颓和宋朝一样时，他们的结局也就惊人的相象。后来欧洲的大航海探险时代，也同样是骑士小说最为盛行的时代。骑士们勇于冒险、生死守信的精神，早已融入了西方人的血液，成为了支持西方近五百年繁荣的一根巨柱。

　　　　回顾二十世纪正规武侠小说大发展的时代，正是香港、台湾等地蓬勃发展的六七十年代。那个时代，那里的人们坚定不移地相信，通过自身的努力，未来一定会更美好。同样，现在正蓬勃发展着的中国大陆，武侠小说也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承认和重视。所有这一切，难道还无法说明，正规武侠小说和社会发展之间，有一种正相关关系？

　　　　一个国族要能生存，首先必须要有基本的上进精神或尚武精神。“向孰不知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精神，是每一个国族得以生存至今的根本保证。可是一旦这个国族强大到一定程度，存亡危机不那么迫在眉睫，那么一些人必然容易追求于一些安逸享乐，甚至开始藐视他们真正得以生存的精神基础。而如何让这种舍本逐末的惰性思潮不过于泛滥，从来都是国族能够长久昌盛的最大关键。从这一个观点出发，如果爱情小说能够被容许存在，那么正规武侠小说作为爱情小说有机会呻吟的根本基础，为什么不能被容许存在？如果爱情小说能登大雅之堂，那么正规武侠小说为什么不能？

　　　　没有人否认爱或者爱情对人类社会和谐的巨大作用，也没有人否认，爱情小说中努力追求的过程也是一种精化智慧和谋略的过程。但是也请不要否认，任何东西过度，都可能成为致命的毒药。纵观古往今来的历史，军队、国族冷冰冰的硬性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在大势上，从来都压倒了各种人性化的所谓“智计”或“谋略”。要让一个人去沉迷于平面的爱情游戏并不困难，可要激励一个人去忍受苦楚、去奋发向上，却往往要难得多。当生存暂时看不到立即威胁的时候，人类固有的趋易避难的惰性，永远都比上进精神更容易泛滥成灾，并一发而不可收拾。当一个人在别人创造的基础上无病呻吟的时候，对使他得以生存的这种基础的创造者和维持者，保持基本的尊重，是不是人类社会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呢？

　　　　既然一位始终跟男人一样喜好的女子，往往被人定义为铁娘子或女强人；那么如果一个男人最喜欢读爱情小说，也最喜欢做爱情小说中的那种事，这种男人就可以被定义为雌性男人。光靠教条式的训导，来避免太多男人成为雌性男人，往往是不够的，通过轻松的文学环境来颂扬上进精神，有的时候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用小说的糖衣来掩护良药的苦楚，从来都是人们的利器。如果你是一个男人，而且你拒绝去做雌性男人，那么请你读武侠小说。如果你是一个男人，而且你希望更多的男人不去做雌性男人，那么请你写武侠小说。

　　　　三．正规武侠小说主要代表作家分析

　　　　总的来说，正规武侠小说主要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开始兴盛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开始迅速衰落。如果我们希望重新激发一次正规武侠小说的浪潮，那么先去认真作一次基本的回顾和总结，认真研究和剖析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就是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环节。

　　　　梁羽生

　　　　正规武侠小说的正式开创者，一般认为是香港作家梁羽生。他被朋友所逼，被迫为香港太极门和白鹤门之间的澳门擂台赛写的一篇《龙虎斗京华》，是许多人认定的“新派武侠小说之源”。他的主要代表作有《萍踪侠影录》和《白发魔女传》等等。其中《萍踪侠影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曾经被大陆的广播电台改编为午间播音剧，那每天中午的三十分钟，曾经令无数人为之痴迷。其所写的《白发魔女传》，同样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正规武侠小说中第一个以女性为主角的著作。另外，梁羽生不但是正规武侠小说的主要开创者，而且至今依然是诸多武侠作家中，文史造诣最高的一位或几位之一。

　　　　然而，梁羽生尽管是正规武侠小说的开创者，但却似乎终生看不起武侠小说。他的古文学造诣，尤其是其诗词造诣，始终无法与其武侠作品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有人甚至评论为“有硬贴上去的感觉”。梁羽生的作品经常不是隔开完整的代数，而往往是十年一轮，与读者们“后续作品的年代差应大于或等于一代人时间的整数倍”这一习惯不大相符。也许他是希望造成一种群英荟萃的感觉，但是看其表现出来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同时，如果仔细观察他作品的历史背景，会发现其中的某些作品所描述的年代，可能已经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粱羽生写书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其写书容易“走神”。这是指其书的前半截很可能是在说某一个人物，可后半截却又开始在以巨大篇幅去描写另外一个人物。这种走神的笔法并非新意，主要见于《三侠五义》之类的古典小说，以及有“仙侠类武侠小说之王“称号的还珠楼主。“走神”写法的优点，自然是可以给读者造成一种格局很大的感觉，缺点则是容易打断读者的思绪，用起来很不好掌握，必须极为慎重。这是因为，几乎每一个读者在读小说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主角。如果突然间转换了主角，那么读者无疑有一种被凌空腰斩的感觉。如果是思绪习惯于随时跟着别人走的读者，这种感觉可能还不很明显；可如果是思维惯性比较强、全局记忆能力比较强、掌控欲望比较强的读者，其被这种腰斩感觉所激起的反应，对于作者来说自然未必是好事。

　　　　一般来说，既然武侠书最中心的特色之一，是反映人们奋发向上的上进心被满足，那么武侠书中，最好有一个很明显的主角武功进步的过程，而且最好一开始非常差，而到最后应该最强或“非常”强。但在梁羽生的著作中，男主角的武功很少能在最后达到最高、或是最高的那一阶层。这虽然与现实中的情形也许更加贴切，但毕竟读者来读武侠小说，其本来目的，就是想体会到一些现实中难以达到的冲动和满足。梁羽生之所以喜欢这样，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思维习惯中非常讲究辈份、尊卑等等传统规范，因此后辈武功要超过前辈的话，很可能本身就会是一种“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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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序二：论正规武侠小说的写作方法（2）

　　　　同时，梁羽生崇尚“名士”，因此无论他想把其著作中的主人公改换成什么，总是难以完全摆脱这一骨形。由于此一原因，其男主角的性格经常受到很多无形拘束，往往显得“半死不活”。另外，其作品中男主角的夫人数目永远小于等于一个，很多还是赤裸裸的悲剧，经常难以令一些特别热爱幻想的读者们满意。

　　　　金庸

　　　　第二个最有名的武侠作家就是金庸。金庸的作品几乎无须介绍，就能被所有武侠小说读者所熟知，其中的许多人物、事件甚至早就已经融入了社会生活中。他的作品被无数次地改变成电影、电视，一部一九八三年版的《射雕英雄传》电视剧，更给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留下了永远无可磨灭的深情。如果说梁羽生是正规武侠小说的开创者，那么金庸就是正规武侠小说的发扬者和集大成者。他和古龙、梁羽生一起，构成了武侠历史上不灭的神话。

　　　　金庸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能够用非常平常的语句，来描述扣人心弦的人物和事件。他无论是对世人，还是对读者的心理，都把握得非常透彻。他真正知道读者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敏感什么，不敏感什么，并总是能在别人还察觉不到的时候，就先行迎合，完全没有任何文笔、心理或身段上的困难。他几乎从来不用大段大段的描写去赞美女主角的容貌，但任何人都能从其中得到女主角容貌无双的印象。他的一个最成功的塑造成果，就是《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因为他居然在先明言了其丑陋的情况下，依然能让程灵素成为无数读者的梦中情人。他的每一章节几乎都有分枝，他的每一章节又几乎都有合龙，他甚至能在一切都自然的同时，让一切都不平凡。正因为如此，金庸成为无数读者心中不可逾越的圣像，几乎已容不得任何人看到他的任何一丝缺点。

　　　　然而正如世上没有完人一样，金庸的作品也同样有一些瑕疵，只不过要看出这些需要眼光，说出这些需要勇气，而认同这些需要理智。

　　　　首先，金庸对于恩怨事件的了结，经常突出表现“受害者选择拒绝惩罚加害者思维”，很少有“加害者选择停止加害思维”。这是一种弱者式的、夕阳式的思维。在他的书中，几乎所有的受害者，最后都选择了“只要我自己变强，别人不来惹我也就罢了，我还是不要去报复的好，就算要惩罚，他也总会有别人去惩罚的”的老年人思维，加害者很少受受害者的直接惩罚。这种思维，当然是维护现代社会长久和平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过分推崇这种思维，却容易导致整个社会弥漫一种心理过分老龄化的衰颓气象。最起码当年梁启超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种老化式思维的危害，特地写了一篇《少年中国说》。

　　　　如果过分强调这种受害者首先去原谅、去理解加害者的思维模式，容易潜意识地对加害者产生降低行恶成本的鼓励作用，甚至导致其对加害别人或别国理直气壮，拒不道歉，满脑自我舒缓“你自己都承认，你之所以被我打是因为你自己弱，那当然是你自己的错”。同时，这种模式也容易让善良的人们不自觉地远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式的强者威慑思维，导致其总爱去想“人若犯我，我则避之；无须报之，天必惩之”，只知以自我退让的方式求得和平，把惩罚罪恶的希望寄托于别人身上，或是某种无可捉摸的“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