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史-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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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的是斯大林，是元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1939年8月22日的军事会议
将军们发现希特勒又来了他那股极其狂妄和毫不妥协的劲儿。他告诉他们说，“我把你们叫来，是为了要你们了解目前政治局势的轮廓，这样可以使你们对我据以作出我的无可更改的决定的各项因素能有深入的了解，也可以加强你们的信心。在此以后，我们就可以讨论军事上的各项细节了”。首先，他说，是两项关于个人的考虑。
我自己这个人和墨索里尼这个人。
从根本上说，一切都决定于我，决定于我的存在，原因就在于我的政治才能。除此而外，也在于这个事实：很可能再也没有一个人能享有我所享有的德国全体人民的信任了。从今以后很可能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比我更大的权力了。我的存在因此就具有极大的价值。但是，任何时候我都可能被一个罪犯或者一个疯子干掉。
第二个个人的因素是意大利领袖。他的存在也是决定性的。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意大利对这个联盟的忠诚就不再靠得住了。意大利的王室基本上是反对那位领袖的。佛朗哥也是一支力量。他会保证西班牙保持“同情的中立”。至于说到“对方”，那末，他向他的听众担保，“在英国和法国没有什么杰出的人物”。这位恶魔一般的大独裁者，大概一直不断地这样唠叨了有好几个钟头，中间只因吃一顿迟开的中饭中断了一会。从记录上，找不到任何迹象表明有任何一个陆军将领、海军将领、空军将领敢＇530＇ 于打断他的话头，对他的判断提出异议，甚至对他的谎言也不敢否认。他说，他在春天就已经决定同波兰开战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认为他首先得对付西方。不过，后来逐渐“明白”，在那种情况下，波兰会进攻德国，因此，它应当在现在就予以清算。无论怎么说，发动战争的时间已经来到了。
对我们来说，并不难作出决定。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损失；我们只能得到好处。我们的经济情况是，我们支持不了几年了。戈林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必须行动……除了个人的因素而外，政治形势也是对我们有利的；在地中海，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争雄；在远东，存在着紧张局面……
英国处在极大的危险中，法国的地位也在恶化。人口出生率在下降……南斯拉夫内部潜伏着崩溃的种子……罗马尼亚比从前更弱了……在凯末尔死了以后，统治土耳其的是一批眼光短浅、动摇不定、软弱无能的人物。
所有这些有利的形势在两三年后就不会存在了。谁也不知道我会活多久。因此，最好现在就摊牌，要再拖延个四五年就不保险了。
这些就是纳粹领袖的疯狂的推理。
他认为西方“非常可能”不会打仗，不过这点风险是必须要冒的。难道他过去没有冒过险吗？在将军们想后退的时候进军莱因兰，难道不是冒险吗？在占领奥地利、苏台德区和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难道他没有冒过险吗？”汉尼拔在坎尼，腓德烈大王在拉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坦能堡，”他说，“都是冒了险的，因此我们现在也必须冒只能由铁的决心来制胜的风险。”决不容许软弱退缩。
有许多身居高位而心存观望的德国人，在捷克问题解决了以后给英国人谈过话，写过信，这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就在你们动摇失志而过早地屈服的时候，元首达到了他的目的了。哈尔德、维茨勒本和托马斯，也许还有别的参加过慕尼黑密谋的将军在听到这几句话的时候，一定打了一个寒战。希特勒所知道的，显然比他们以为他所知道的要多。
不论怎么说，现在是要他们全体表现出自己的战斗能力的时候了。希特勒提醒他们，他已经用“政治上的恐吓”建立了一个大德意志，现在必须要“考验军事机器”了。“在西线的大决战以前，军队必须进行一场真刀真枪的战斗。”波兰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话头接着又转到了英国和法国。
西方要同我们作战只有两个可能：＇531＇1。 封锁：这起不了作用。因为我们能自给自足，而且我们能从东方得到援助。2。从马奇诺防线进攻西线。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侵犯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的中立。英国和法国不会侵犯这些国家的中立。事实上，它们帮不了波兰的忙。
会不会变成一场长期战争？
谁都不指望打一场长期战争。要是冯·勃劳希契先生告诉我说，我要花4 年的时间才能征服波兰，我就会回答说那不行。说英国想打一场长期战争是胡扯。
在踌躇满志地说完了波兰、英国和法国的问题以后，希特勒打出了他最大的王牌，把话题转到俄国。
敌人还有一个希望，希望我们征服波兰以后，俄国会与我们为敌。敌人没有估计到我有这样大的决心。我们的敌人是小蛆虫，我在慕尼黑已经领教过他们了。
我深信斯大林是不会上英国人的当的。只有瞎了眼的乐观派才会相信斯大林会傻到看不穿英国人的打算。维持波兰的存在对俄国人并没有什么好处……李维诺夫的免职是决定性的。对我来说，这就像轰的一声炮响一样，显示了莫斯科对西方国家态度转变的迹象。我逐步对俄国作了转变，我们借商务条约转入了政治谈判。最后俄国人提议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4 天以前，我采取一项特别步骤，结果，俄国在昨天宣布它愿意签字了。同斯大林的个人接触已经建立了。里宾特洛甫后天就要去签订条约。波兰现在已处在我要它处的地位了……摧毁英国的霸主地位已经开始了。我已经完成了政治上的准备，底下的路要由军人来走了。底下的路要由军人来走了，这就是说，如果张伯伦不再来一个慕尼黑的话。“我只怕，”希特勒对他的将领们说，“有些Ｓｃｈｗｅｉｎｅｈｕｎｄ会提议调停。”
到这里，会议中断，大家吃中饭去了。不过在吃饭以前，戈林还曾对元首表示感谢，感谢他给大家指出了道路，并且向他保证三军一定尽自己的天职。
希特勒下午的演说主要是用来给他的军事首脑打气，设法使＇532＇ 他们坚强起来担当面前的任务。从所有3 份粗略的笔记都可看出这番话的性质。我们必须有最坚强的铁一般的决心。在任何情况面前都不容退缩。每一个人都必须认清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从一开始起就同西方国家作战。一场生死的斗争……长期的和平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一种大丈夫的气概……我们的人比他们强……对方比我们弱……我国在1918年所以崩溃是因为精神上准备不足。腓德烈大王所以顶得住，只是因为他坚忍不拔。打垮波兰是第一件要做到的事。目标是消灭有生力量，而不是为了到达一条规定好的界线。即使西线爆发战争的话，打垮波兰仍然是首要目标。由于季节的理由，必须速战速决。我将提出发动战争的宣传上的理由——不必管它讲得通，讲不通。胜利者在事后是没有人问他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的。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胜利。心要狠！手要辣！
8000万人民一定要得到他们应得的权利……谁强就是谁对……心要硬，不要发慈悲！要心如铁石，不要有怜悯！谁若是仔细想过这个世界的道理的话，谁就懂得它的意义就在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
元首这时的情绪已到了条顿式盛怒的程度，在大发了这样一通尼采式的训诫以后平静了下来，对马上要进行的战役发出了几点命令。最根本的是速度。他对德国军人有“不可动摇的信任”，如果发生任何危机的话，只可能是因为司令官丧了胆。第一个目标是要从东南方楔入维斯杜拉河地区，同时从北方楔入那累夫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的地区。他说，军事行动决不能受他在打败波兰以后可能对波兰所作的处置的影响。不过对这一点他说得很模糊。他说，新的德国边疆将根据“确当的原则”来决定。可能他会在德国与俄国之间成立一个小小的波兰缓冲国。
他最后说，开战的命令将在以后下达，很可能在星期六＇8月26日＇ 早晨。
第二天，8 月23日，在最高统帅部各局首长会议以后，哈尔德将军在日记里写道：“Ｙ日已确定在8 月26日＇ 星期六＇。”
莫斯科盟国谈判的僵局
到8 月中旬的时候，西方民主国家同苏联之间在莫斯科的军事谈判事实上已陷于停顿——在这方面，波兰人的不肯妥协要负主要责任。大家还记得，英法军事代表团坐了一条慢船到列宁格勒以后，于8 月11日到达莫斯科，刚好在出使失败的斯特兰先生离开这个俄国首都一星期之后。斯特兰能把同俄国人谈判这个困难而不愉快的差事交给将军们去办，显然感到如释重负。现在需要赶快拟定的是一项军事条约，其中将详细规定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用什么武力来对付纳粹军队。但是据英国方面对军事谈判的详细记录和英国代表的报告透露，英法军事代表团不是派到莫斯科去讨论细节的，而是讨论“一般原则”的。虽然如此，俄国人还是坚持要立即着手讨论实际的具体的而且——在英法方面看来——难办的问题。对于英法方面由杜芒克将军在第一次会议上所宣布的原则，伏罗希洛夫的反应是，它们“太抽象、太不具体了，没有使任何人承担做任何事情的责任……我们在这里开会”，他冷冷地说，“不是为了作抽象的宣言，而且要制定一项全面的军事条约”。
这位苏联元帅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条约规定波兰该采取什么行动？一旦战争爆发的话，英国拿得出多少军队来援助法国军队。比利时会怎么办？他所得到的答复是不大能令人放心的。杜芒克说，他对波兰的计划一无所知。海伍德将军说，英国人预期“在战争初期可以第一批派出16个师，以后再派出第二批16个师”。伏罗希洛夫逼着要他说明在爆发战争的时候手边到底有多少个师，海伍德回答说，“目前英国有5 个正规师和1 个机械化师”。这种不像样的数目在俄国人听起来，完全出乎意外而且令人不快，他们说，他们已准备好，战争一开始就摆开120 个步兵师来对付从西面来的侵略者。
至于比利时，杜芒克将军在回答俄国人的问题时说，“法国军队不能进入＇ 比利时＇ ，除非人家请他们进去，但是法国准备答应任何请求”。这种答复，在莫斯科的军事谈判代表们面前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而这却正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渴望避免的问题。首先在第一次会议上，接着又在8 月14日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上，伏罗希洛夫元帅强调，根本的问题是波兰是否愿意允许苏联军队进入它＇534＇ 的领土去迎击德国人的问题。如果不愿意的话，盟国又怎么能阻止德国军队迅速席卷波兰呢？在8 月14日那一次会议上，他具体问道：“英国和法国的参谋总部是否认为苏军可以越过波兰，特别是越过维尔那山峡和加利西亚去同敌军接触？”
这是问题的核心。据西兹打电报告诉伦敦说，俄国人现在提出了军事谈判成败所系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确实也是政治谈判开始以来成为我们一切困难的根子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苏联的邻国始终维持某种抵制的情况下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