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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雪冷血热-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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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胡子,想跑,又舍不得那群羊。这些人戴着红袖标,挺和气,坐着的,站着的,掏出烟袋抽烟的,跟他唠嗑。问他多大年纪了,家住哪儿,都有什么人,又问他听没听说过红军。一个挎匣子枪的人说,你得上队当红军打日本子。丛茂山说行啊,又说俺得回家告诉一声。那人说俺们会告诉你家的。他说那也得把羊赶回去呀?那人说俺们给你赶回去。

六十六年后,在本溪县光荣院丛茂山老人的房间里,老人说,这不是明摆着信不过俺吗?俺挺来气。两年后,俺负伤了,在密营养伤,那是真想家呀,动摇过,那也没跑。这工夫俺说上队当红军了,那就吐口吐沫是个钉。要说俺有多高觉悟,不是那么回事儿。俺就寻思俺是中国人,还是个爷们儿,不能当日本子的亡国奴。就这。这一走就是六年,俺家可遭殃了。第二天,日本守备队来了,把房子烧了,俺爹俺妈和两个哥哥都给抓去碱厂镇子里。有走狗、密探呀。俺妈六十多岁,一股火死了。唉,有国没家了,救国救不了家呀。

老人个儿不高,1。60米出头。老人说老了,缩回去些,可俺年轻时可有劲了,不然怎么能当兵没几天就去了机枪连呀。一挺歪把子28斤,压满子弹30多斤,抱在怀里突突一阵子,有时就冲上去,有时就退下来,登山爬砬子可来劲了。

丛茂山、赵明山、潘国权等人,与当了干部的抗联老人的不同,是除了打了几年鬼子外,这辈子就是农民,张口都是地道的庄稼嗑。

赵明山也在机枪连干过两年,我问丛茂山认不认识这个人。老人说,你一提名字俺就蒙了,那时俺们当兵的没有名字,只有号数,叫“×号战士”。按班论,从1号到几号、十几号。俺刚参军时是“6号战士”,后来当到“2号战士”,就是副班长,1号是班长。

赵明山开头是“8号战士”,后来也当到“2号战士”。王传圣、杨效康等人也都有号。抗联1军的士兵,参军后就没了姓名,只有号数。平时唠嗑,开会点名,战场上下达命令,“3号掩护”、“4号冲锋”,都只称呼号数。你贵姓啊,家在哪儿呀,这种最普通的家常嗑都不准唠。这是纪律。每个士兵的自然情况,只有连长、指导员知道。各级干部也只称呼职务,顶多加上个姓,“刘连长”、“王指导员”、“马副官”、“韩团长”等等。赵明山从4连到机枪连、保安连,连里干部伤亡、调动,不知道换了多少茬,除了个两姨舅舅马长岭外,顶多就知道个外号。

今人只知道当年的地下党通常都是化名,谁曾想抗联士兵的姓名也要保密,而且不是化名,竟然只是个号数、编号。

这在古今中外的军队中,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了。

任何事物都是环境使然——读者看下去就会明白,这种地下党似的抗日武装,为什么只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抗联。

“幼稚同志”

各地游击队刚成立时,不约而同有句话,叫“不抢不夺”。

“胡子进屯要烟土,官兵进屯要派饭,打精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小米饭。”黑土地上的老百姓,祖祖辈辈就希望有支不抢不夺的队伍,保卫国家,保护地面,让他们安生过日子,可这不是白日做梦吗?而今,这样的队伍竟然真的来了。这样的队伍受到欢迎、拥戴是理所当然的,难题却也随之而来了。

除战场缴获外,游击队的重要经费来源是打土豪。打土豪可直接获取衣食,当然还有钱,钱能买到任何物品,包括枪弹。“1·26”指示信后不能打土豪了,这条财路就断了。游击队一切后勤补给全靠自己解决,抗日不挣钱,可抗日不能没钱呀!有人提出抓个汉奸当人质,几乎没有不晃脑袋的,这不成胡子绑票了吗?杀掉汉奸没有异议,用这种方式剥夺他们的财产,解决点儿抗日经费,就顾虑重重了。至于不能打土豪了,还可以向大户募捐呀!抗日救国,出钱出枪出粮出人,各尽所能呀!可这些后来司空见惯的办法,那时哪懂呀?

磐石游击队成立后,许多农民赶来参加。谁不盼望扩大队伍呀?可“不抢不夺”,养活不起呀。县委宣传部长是游击队长,把这些人编成两个队,让他们自己活动,不准打红军旗号,不然又抢又夺的,岂不坏了红军的名声。百家长带着队伍来了,热烈欢迎,人家有钱呀。结果,前者当了胡子,后者几天后也走了:光吃俺的,谁跟你们干呀!

1934年6月9日,《孟××关于巡视珠河县团的工作致团省委的报告》中,在谈到“关于游击队的工作”时,说:

不抢不夺是到非常严重的现象,很多的值钱的有嫌疑的走狗以及富户,可我们不捉,似乎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似的。所以队内穷的要命!队员穿露肉露脚的棉衣的还不少,多数像要饭花子(黄炮、朱万金队),队员情绪当然不快,表现有流动现象。

“流动”,即走了不干了,或者不在你这儿干了。

汤原游击队跌倒爬起,终于站住脚后跟的第一次战斗,是1934年3月打伪军。这天,游击队在格节河三号木营进行军政训练,县委派人送来情报,说屠旅两个骑兵连出城了,中午可到木营,让游击队速作准备。

打不打?怎么打?队长戴鸿宾认为地形有利,可以打。他说屠旅到咱这旮旯,必得经过葫芦脖子的山嘴子,那儿就一条爬犁道,两边都是砬子,咱们就在那旮旯设卡打埋伏。有人说咱是游击队,人家是正规军,人数又是咱们的四倍,这仗打不得。有人说打也不能像队长说的那样,那不是等在那里挨打吗?咱们应该去抄他的后路。还有的主张先打打试试,打不了就跑。有人说净扯淡,两条腿能跑过四条腿呀?你是飞毛腿呀?

王钧老人说,就这么吵了两个来小时,也没捋出个眉毛、胡子。戴鸿宾火了,说走狗军都快到了,咱们还在这儿没完没了地扯淡,今儿个这事就俺做主了,说着就下命令部署战斗。有人阻拦,他也不理,一口气儿部署完了。有人就批评他,说咱们是党的队伍,不是你戴鸿宾的私家军,你耍什么军阀脾气?这边还吵着,那边打响了,敌人上来了,大家这才往阵地上跑。这一仗打赢了,不然起码那队长得撸了。

老人说,旧军队家长制,军阀作风,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武装,讲民主。家有百口,主事一人。民主挺好,还得有集中呀。那阵子凡事就讲民主,不讲集中,一集中就是“军阀”。有时还发动全体队员民主讨论,几十上百张嘴瞎戗戗,乱当家。

东满的几支游击队,开头也是这样。决定什么事情,先党内、后党外地开会,人人发表意见才算民主。指挥员下达命令,下级还要讨论,多数人反对,就可以不执行。

从军阀专制到极端民主化,这对应的两极,有时只有一步之遥。

王钧老人说,辽沈战役后,东北解放了、和平了,我是黑龙江省军区参谋长。到哪儿检查工作,情不自禁先看看地形,周围有什么制高点,有敌情敌人会从哪儿来,应该怎样部署兵力。再一想,就笑了。打了十几年仗,习惯了。可汤原游击队刚成立时,晚上不知道派岗哨,后来知道了,那哨位也常常选得不是地方。一群庄稼人,队长“半拉子”出身,握锄把子的手拿起枪,懂什么呀。第一次战斗后,有个战士说他的枪不好使,我问怎么了,他给我看手里的几个子弹壳,说枪响了,这子弹怎么还留下大半截子呀?他以为那弹壳也跟弹头一样,会从枪膛里发射出去的。

1934年夏,2军缴获第一门迫击炮。官兵围观,高兴得不得了,说再打据点不愁了,两炮就给它揭盖了。一个士兵懊悔得直拍大腿,说这就叫炮呀?一次追击敌人,他在草丛中绊了一跤,爬起来看,一截挺粗的铁筒子,半人多高,下边还有个锅样的铁家伙。这是个什么东西呀?瞅一会儿,踢两脚,拉倒了。

1935年4月2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报告》中说,政治部除了主任、组织科长和一个团的工作同志外,“其他人员大都是政治上有问题的,分配到各部去都不适宜,在政治部寄生着”。1934年9月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直到今天政治部工作是停滞在小局部里面。可怜的除了宣传单以外就是睡觉,政治部几个同志眼就睡红了。”

共产党人向以政治工作著称于世,可最初的政治部竟是这副模样。而在更广阔的宏观上,东北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还要全国一盘棋,搞土地革命,把张学良、马占山、王德林等及一切有产阶级统统打倒,那原因种种中少得了“幼稚”二字吗?

书记是一个幼稚同志,二十多年的雇农,同时又会劁猪,他在1931年派争领导之下参加组织的,他很忠实积极,若是有人告诉他什么他干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生干(“生干”即硬干——笔者)。

县委本身对于中央的指示信(指一月二十六日)和省委的指示,不但未能热烈的传达到支部去讨论研究,就是县委本身根本也不了解。

这类“幼稚同志”,通常文化都不高。另一类就不同了,似乎也不“幼稚”。无论“北方会议”精神,还是“1·26”指示信,好像都能讲得头头是道。

像1934年11月召开的南满第一次党代会上,有人认为贫农是小资产阶级,人民政权中贫农太多是个问题。这种人喜欢引经据典,而且通常都能从马列著作中找到几句依据,经常把一些工农分子“理论”得找不着北,又不能不让人佩服,觉得人家有“学问”。当然也有受窘的时候。比如讲到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利益是一致的,有人问算不算日本的工人阶级,回答自然是肯定的。那你说鬼子的枪炮谁造的?鬼子里工人、穷人也不少,怎么不去杀日本军阀、资本家,倒大老远跑中国来杀人放火?回答是上当受骗了,还没觉悟。但是咱们要明白,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的,他们早晚会起来战斗的。大家就七嘴八舌道,骗一人一时,还能千千万万的骗这么多年?这日本军阀和资本家也太厉害了,你再讲俺们也糊涂了,不讲倒多少还明白点儿。

这种人往往把“理论”和无条件的不妥协,视为革命者的唯一标志,不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玷污了共产党员的称号。他们中不乏虔诚的布尔什维克,只是还需要更多的苦难和磨砺。

还有一种干部,更多的是凭经验、直觉,凭对事物最普通的也是最基本的理解和原则行事。对于上级指示,对的执行,错的不理睬。只要是对抗战有利的事,他们就干。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曲大爷的那种“山里风味”。在一些人的眼里,他们也是“幼稚同志”,时不时地会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乃至受到处分。但他们掌管的那方天地,工作通常都挺好,甚至有声有色。

而上述幼稚的、不幼稚的,都犯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地下工作的“地下”原则。

支部横的关系,一人知道十几个支部,支部几十个人天天开会等等,都是地下党所不允许的。到日本统治区域做工的同志,应当教育他最起码的秘密工作常识,带手枪,穿西服,背文件,先通知百家长及工头,开口闭口共产党,这种行为对于党是极有害的,客观上等于公开告密。

县委丝毫不注意秘密工作,就是游击区的一个小孩都知道谁是县委和住处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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