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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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正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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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序篇：黑暗是不会突然降临的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歹饭了。
——歹饭了。
——歹饭了。
我的二奶奶，一个身高不到1。60米的小脚少妇，站在我家房山旁的高粱地头，冲着黑魆魆的后山坡，可着嗓子唱歌儿似的一声声呼喊着，要我的太爷爷、太奶奶和三个爷爷、两个奶奶，还有几个姑姑，回家吃饭，同时宣告着一天劳作的结束。
“歹饭”即吃饭。我查遍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和一套《汉语大字典》，也没找到这个“dǎi”字，不得已生搬硬造，弄成了“歹”字，以便保持本书所写的那个年代的滋味。而笔者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上学读书后，才把“歹饭”改成“吃饭”的。至今在东北一些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口中，特别是乡间，仍是“歹饭”。张学良在台湾、夏威夷，仍旧管“出生”叫“下生”，管“枪毙”，叫“枪瘪”，到老一口乡音未改。
这里是辽宁省凤城县（今凤城市）弟兄山乡碾子沟。我家的5间茅草房，坐落在个椅子状的山洼里。中间是厨房，东西两头是南北大炕的卧室，两个灶坑里的余火是一条沟里唯一的光亮，大子、小豆饭和土豆炖倭瓜的香气，在夜色中弥漫着。比篮球场还大的院子，周围一圈碗口粗细的原木一劈两半夹起了一人多高的障子，西侧矗着个比房子还高大的包米仓子，东侧靠大门处是猪圈，外面是小山一样的粪堆和比粪堆还大的柴火垛。后面将会写到，我的祖辈固执地认为，就是这粪堆和柴火垛，在冥冥中主宰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运。
像辽东大山里层层叠叠的崇山峻岭一样，这里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一派原始的荒莽与生机。据父亲生前讲，我爷爷的爷爷，道光年间从山东莱州闯关东，在鸭绿江口一带上岸后，走到这里就不走了，看中的就是这里荒无人烟，远离官府，没人管。直至“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在离我家3里多远的沟口，才陆续搬来几户人家，逐渐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
我家是个老少三代的20余口之家。这等人口的家庭，在我的童年时代就少见了，那时却不稀罕。农耕生活，原始劳作，把人们紧紧地吸附在土地上，也维系着传统的大家庭。优越性之一，是能够较大限度地发掘劳动力资源。像我家，三个奶奶轮流值班，每人一个月，做饭喂猪，操持家务，还兼“幼儿园长”的职责。里外忙活，不时要瞭上几眼，喊两嗓子，让包括我父亲在内的那些还不能劳动的孩子，玩耍时别跑远了，让虎呀狼呀什么的叼跑了。
我一口一个“我家”，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我从未在那里生活，甚至没有去过那里，连我的父亲也只是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应该说，对于那里的印象和记忆，连我的父亲也不是多么深刻的。
但是，我敢说，我的二奶奶唱歌儿似的喊叫着“歹饭了”的那个晚上，就是那个悲惨、耻辱的“九一八”之夜。
相信读者会和我一样，记住我的祖辈第一次见到日本人的情景。
一天晚上，一辆汽车由远而近，驰来碾子沟。那巨大的轰鸣已使人胆战心惊，把一个小山村和半面山坡都晃照得雪亮的车灯光柱，则要把人唬得魂飞魄散了。还在油灯下忙着什么的人，睡梦中被惊醒的人，都以为是什么“妖物”来了，有的拔脚就跑，有的想跑却硬是拔不动脚。汽车进村了，车灯熄灭了，山野间复归静谧。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先是几个胆大的汉子，接着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人都跟了上去，手里都操着家什，还有几杆放蚕用来轰赶鸟兽的老洋炮。大家蹑手蹑脚的，大气儿不敢出，唯恐把这个“妖物”惊醒了。不知谁喊打烂它的眼睛，老洋炮“咚咣”一通响，人们拥上去，棍棒锄镢又抡起来一顿砸。
据我的爷爷讲，当时人们认定这是个“妖物”，必须惩罚它，降伏它，起码也要让它晓得这方水土中人是不好惹的，使它不敢兴妖作怪，降灾弄祸。
燃着松明火把的夜色中涌动着一种庄稼人难得的悲壮与雄烈，更多的还是胜利后的激动、喜悦和轻松。
第二天早晨，这个“妖物”却轰隆隆一阵怪叫，又箭一样地跑了。
我的老天爷！山民们大眼瞪小眼：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眼睛瞎了还能跑，还不“掉道”（脱离路面掉进沟里）！
我的三个爷爷都说，是第二天早晨见到几个日本人的，是搞矿山探测的“矿山鬼”（管做生意的叫“买卖鬼”，当警察的叫“警察鬼”，开拓团种地的叫“庄稼鬼”——以此类推）。我的祖辈最初称日本人为“琉球人”，说他们是从琉球岛来的，一个个长得球球蛋蛋的，十有九个罗圈腿。据我所知，这种“矿山鬼”都是有武器的，跑到这辽东大山里，更是非有专门的武装保护不可的。可我祖辈的叙述中，却见物不见人，没一个“琉球人”影儿。那身心和视听，整个都被这个“眼睛瞎了还能跑，还不‘掉道’”的“妖物”占据了。
末了，我的很会“讲古”（讲故事）的老爷爷，却也重重地来了句：那“小鼻子”鬼精鬼灵的，那才歹毒呢，咱中国人可没少叫他们“踢蹬”（整死、杀死、完蛋的意思）呀。
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我的祖辈，称俄国人为“老毛子”、“大鼻子”，叫日本人为“日本子”、“小日本子”、“小鬼子”、“小鼻子”。
几天后，我的祖辈听“村上人”（村干部）讲：“小鼻子”占了咱们的奉天（沈阳）城！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
且不说肥美的黑土地，怎么会孕育了这样一支悲怆的歌，娩出了“满洲国”这样一个怪胎。先让历史定格在关东军炮轰北大营的那一刻，看看我们能够看到、并该铭记些什么。
1931年的9月18日，为农历八月初七，是上弦月。这个季节的上弦月，应该在晚上8点左右逝去，大地随即漆黑一片。
后面将要写到，我的祖辈并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特别是在这“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节。据我推测，当我的二奶奶唱歌儿似的喊着“歹饭了”的时候，正是日本关东军和守备队利用月逝夜黑，向北大营及各个目标运动之际。而随着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爆炸声，架设在南满车站（今沈阳车站）附近日本守备队院子里的24厘米口径重炮，开始轰击北大营的中国军队时，我的太爷爷以下三代20余口人，该是在油灯下吃罢晚饭，或是在那热乎乎的南北大炕上响起鼾声了。
至于见到那辆跑到辽东大山里，被山民视为“妖物”的汽车时，是不是整个东三省，乃至热河，都早已罩在太阳旗的阴影下了？
他们听不到日军攻打北大营的枪炮声，在睡梦中就当了亡国奴，而且当了那么久竟浑然不觉。他们苦巴苦业劳作一天，那热炕上的梦一定是非常香甜的。他们实实在在就是地地道道的乡野草民，世世代代原本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
我并非为我的祖辈开脱。后面将会写到，提起我的祖辈，特别是我的三个正值青壮年的爷爷，我是不能不有些脸红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些执掌东北大权的人物，那一刻在干什么？
当我的祖辈视汽车为“妖物”时，张学良是不是会开汽车、又能驾驶飞机的“中国第一人”？
对于“九一八”这个日子，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比这位少帅再悲惨、再凄苦、再刻骨铭心的了。年轻英俊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强势人物，那一刻正与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坐在北平前门外的中和戏院的包厢里，欣赏京剧大师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随张学良在北平。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在锦州小岭子老家，为其父大办丧事。
在奉天坐镇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前一天为其父做寿，事变当日意犹未尽，仍在家中应酬，宾客盈门，灯烛交辉，收礼发财。
算是在职在位的两位大员，一位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位东北特区（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事变不久即投进日本人怀抱，当了汉奸。
另一位也是很快就认贼作父的，将吉林拱手让给日本人的代行吉林省军政大权的督署参谋长熙洽，正在粮米行街吉长报馆胡同的淫乐窝吉林俱乐部花天酒地。
再看看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的王牌，对奉天防务堪称举足轻重的国防军7旅。
为应对日军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事变前中将旅长王以哲，曾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议定出7条纪律，最后两条为：“（6）各级军官的宿假（回家住宿），由每周三次改为一次，必要时不准回家，在营内住宿。（7）团、营、连的值星官，绝对不准离开岗位。”可事变当夜，从旅长到所属3个团的团长，全回家了。就剩个没有决断权的参谋长赵镇藩，留在北大营看堆儿。
还用说什么吗？
既定方针“不抵抗”
北大营9点钟熄灯。
7旅620团3营9连上尉连长姜明文，这天赶上宿假，却是营值星官，营长于天宏又不在营中，就更不能回家了。熄灯号响过，到各连查夜，回来已过10点。脱衣上床，心神不宁，有种要出事的感觉。随手抓过床头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看到“开门揖盗牛马一生休”一段时，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接着就是密集的枪声。不好！他翻身跃起，传令全营起床，领取枪弹，紧急集合。
十多分钟集合完毕，姜明文立即指挥各连奔向既设阵地。
事变前，7旅官兵利用营房四周围墙，构筑了一些掩体、散兵壕和半永久性地堡，一旦战事发生，即可进入阵地。另外，刺刀开刃，枪支每天擦拭，士兵每人发200发子弹、4颗手榴弹，机枪弹盒装满子弹，火炮、坦克等重型装备也都保养得好好的，处于战备状态。
队伍未出620团院子，中校团副朱芝荣喘吁吁赶上来，让把部队带回去。姜明文问为什么，朱芝荣说旅长来电话，叫部队不要动，把枪交回库里，士兵回去睡觉。如果日本人进来，由官长出面交涉，日本人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打。
姜明文等几个连长强压怒火：“要命也给吗？！”
朱芝荣说：“这是旅长的命令。”
枪炮声中，赵镇藩拼命摇动着电话机的摇把子。
先给在三经街的旅长家打电话，旅长说他去找荣臻参谋长研究一下。
赵镇藩一边命令各团进入阵地，一边又直接向荣臻报告。
荣臻指示：“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枪炮声越来越激烈，赵镇藩抹把脸上汗水，硬着头皮又给荣臻打电话，说明官兵大都在火线上，收枪在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荣臻道：“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荣臻是11点左右赶到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的，5分钟后王以哲也到了。
电话机的铃声，救火车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