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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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对方完全是以平等身份派来的外交使节或贸易代表，而中原王朝却非要称之为朝贡，这只能说明中原王朝统治者的妄自尊大和愚昧无知。中原王朝往往利用文字翻译，篡改对方公文的含义，维持天朝大国的神话。
　　　　例如在乾隆年间，暹罗（泰国）使节带来的表文，根据泰国宫廷档案第十三号表文底稿是这样写的：“室利阿瑜陀耶大城国这胜利君主，依与北京朝廷之邦交，及敕正使．．．，敬具金叶表文及方物，．．．循旧例前来进贡于大清国皇帝陛下。”表文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根据当时的惯例，只有称“进贡”才能被清朝接受。不过从表文的内容我们也不难看出，暹罗只是“循旧例”保持着对清朝这个大国的尊重态度，它只承认自己小国的地位，却丝毫没有称臣或放弃独立地位的意思。但经过广州总督的翻译，表文成了：“暹罗国长臣郑昭，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奏请大清国大皇帝陛下”。根据这一译文，岂不是也可说暹罗国王自己承认是清朝的臣子，因此暹罗也是清朝的统治区了吗？
　　　　在鸦片战争以前，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使者来到中原王朝而不被称为来朝贡的。如在《明史．外国传》中就充斥着这一类记载：榜葛剌（孟加拉），“永乐六年，其王霭牙思丁遣使来朝，贡方物，．．．七年，其使凡再至，携从者二百三十余人。···自是比年入贡。十年，···使者告其王之丧，遣官往祭，封嗣子赛勿丁为王。”木骨都沙（今非洲索马里摩加迪沙一带），“永东十四年遣使与不剌哇、麻林诸国奉表朝贡。”拂林（意大利），洪武年间“复命使臣普剌等赍敕书、彩币招谕其国乃遣使入贡。”今天大概谁也不会相信，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曾经是明朝的属国。
　　　　在鸦片战争前不久修成的《大清一统志．外国》中仍然有这样的记载：俄罗斯，“康熙十五年，察汉汗又遣使进贡，表言俄罗斯僻处远方，不谙中华文义及奏疏礼仪，两次抒诚，致多缺失，今特敬谨奉贡，希祈矜宥。上准其纳贡。”（至嘉庆十八年）“其事天朝，极为恭顺焉。”英吉利，（嘉庆）“二十一年，英吉利国遣使入贡，赐国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朝珠一盘，敕谕一道，以示怀柔。”谁都明白，18、19世纪的俄国和英国绝不是中国的统一范围，说俄国“极为恭顺”和英国“入贡”更是天大的笑话。由此来认识中国史书中的称臣纳贡，至少可以避免一些类似的误解。
　　　　羁縻政权　　所谓“羁縻”，就是一方面要“羁”，用军事手段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另一方面用“縻”，以经济和物质的利益给予抚慰。羁縻政区的起源是中原王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新征服区实行的特殊政策。在这些地区，虽然也和正式政区一样设置州县，但一般不征收赋税徭役，不派遣行政官员，而由当地部族的首领世袭，治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正因为实行特殊的政策，所以同样是羁縻政区，情况却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类是受中原王朝的管辖时间较长，政区范围明确而稳定，它们往往处于正式政区之间或附近，当地的首领完全听命于中央政权或地方官。这些政工除了不登记户籍、不直接征收赋税以及土官世袭外，与正式政区并无太大的区别。这类地区当然可以看作该王朝已经统一的一部分。
　　　　第二类是对中原王朝时叛时服，或者同时接受不同政权的任命，或者在接受羁縻后辖境已有很大的变化。对这些地区不能一概看成与正式政区一样，而应该根据它们的具体时间、范围和政治态度来决定。
　　　　第三类是处于正式政区的边缘，或者远离正式政区，或者接受羁縻区名义的对象是游牧或迁移民族。这类政区大多是名不符实的，有的就是对称臣纳贡对象的赏赐品。有时某一部族或某一派人到边境政府或中央政府进贡，朝廷或地方官就授予一个羁縻州或都督、刺史的名义。实际上，地方官或中央政府很可能连这个部族和这个政区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统治了。还有的部族在甲地受了某州刺史的称号，以后却流动到乙地甚至丙地去了。如果因为该部族有某州刺史称号，就认为他们到过的地方都是王朝的疆域，那岂不成了笑话？有的羁縻政区甚至是语言差异和翻译错误的产物，有的非汉部族第一次来时被译成一个族名，被授予一个羁縻政区；下一次来时却被译成另一个族名，于是被当作一个新“归顺”的部族，再授予一个羁縻政区。
　　　　由于羁縻政区不统计户口，不征发赋税徭役（有的只固定上交一定的土产或派出一定数额的劳役），所以也不排除其中有一些根本就是地方官杜撰或因循的可能。因为广置羁縻州县可以显示他们绥抚蛮夷的政绩，而不必像虚报户口那样要同时承担增加的赋税份额。还有的地方官只是照抄前朝档案中的羁縻单位，根本不问这些单位是否还存在。如果我们根据这些乌有子虚的政区来确定这个政权的统一范围，那就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会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天知道那些政区在什么地方。
　　　　唐宋时代普遍设置羁縻政区的区域大多是经济文化落后、地广人稀或山高林密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把史书上所载的那些羁縻单位统计出来的话，往往会发现它们的数量和密度不仅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而且高于现在当地县级或乡镇级行政区。这种奇特的现象只能从它们设置的背景寻找答案。
　　　　5。　汉唐典章与统一
　　　　统一的主要标准应该是政治上的服从和一致，而不能仅仅根据制度上的相似和文化上的类同。由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经济和文化上的领先地位，所以占有中原地区的政权一般都具有比较完善的制度和比较先进的文明，对周边的政权和民族会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政权学习中原的文化、技艺，模仿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甚至完全接受汉族文化，也是毫不奇怪的。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些政权就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或者说这些国家就被中原王朝统一了，那就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日本、朝鲜、越南三国。
　　　　隋唐时代日本学习中国制度、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在隋朝37年间，日本派来五次隋唐使。在唐朝的贞观四年至大和八年（630－834年）这二百零四年间，派来了18次遣唐使，其中十六次到达中国。人数由初期的每次250人增加到500人左右（包括水手）。当时，日本几乎是“全盘唐化”，从均田制、租庸调制、律令格式（包括内容与形式）等典章制度，到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无不向中国学习。奈良时代沿袭中国典章制度，实现了有名的大化革新。
　　　　日本用来表达本国语言的两套字母（假名），是分别由汉字的楷体偏旁和草体全形构成的。镰仓时期（1192－－1333年）开始出现所谓“和汉混淆文”，在日文中杂以大量汉文词汇，最后形成今天的日语。据统计，日本语汇中一半以上来源于汉语。
　　　　朝鲜半岛上统一的新罗王朝（668－935年）和高丽王朝（918－1392年），其典章制度基本也是仿效中国的。高丽王朝前期沿用唐朝的法律，后期杂用元明律。李氏王朝（1392－1910年）则完全用明律。汉文长期作为正式文字使用，历代最重要的史书，如《三国史记》、《高丽史》、《李朝实录》，全部是用汉文写成的。最早表达朝鲜本国语言的“吏读”和创造于15世纪中叶、今天仍然使用的拼音文字“谚文”，也都是参考了中国文字声韵之学而制定的。至今朝鲜的一级政区称为“道”，就是沿用唐朝的政区名称。
　　　　五代时越南独立以后，其典章制度也仿效中国。14至18世纪这五百年间沿用唐律、明律，19世纪以后又参用清律，并仿照清朝的政书《大清会典》而制定了《大南会典》。为了表达本国语言，越南在13、14世纪之交创造了“字喃”，仍沿用了汉文字的造字方式。在字喃出现后，越南的知识分子仍习惯用汉文写诗作文，主要史书如《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等都是用汉文写成的。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证明日本、5世纪后的朝鲜和10世纪后的越南就不是独立国家，而应该统一于中国了。
　　　　有人甚至以出土文物为证，说明某地当时的归属。例如，在新疆出土的汉文文书、南方出土的中原器物，都曾经被作为这些地区已归入中原王朝版图的物证。其实，这些发现如果用于说明文化传播、经济往来、交通运输、民族关系等自然是极好的物证，但与国家的统一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又如有人提出早在多少年之前中国人就到了某地，这对于研究旅行史、抢险史、航海史、文化史或者气象史、地理学史等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人到了不等于占领，占领了土地也不等于就是这些母国的一部分。即使能够找到某国某地的人口主要来自古代中国，也不等于找到了统一或归属的证据。大家都知道，欧洲的不少君主曾经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甚至是同胞兄弟，有些国家的人民基本是同一民族；但这些国家却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统一的。
　　　　而且以此类推会得出十分危险的结论：墨西哥可以被当作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因为那发现的中国瓷器数量甚多；而西安也有属于古代波斯的可能，因为那里出土了波斯银币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6。　赫赫武功与统一
　　　　统一也不是兵威所及或短期的军事占领。在历史上无数次战争中，一个政权的军队深入到对方领土是常有的事情，但只要没有实行有效的占领和统治，就不能认为这些地区已经纳入了征服者的领土。中原王朝对边区用兵或远征外国时会远远地越过自己的疆界，边疆政权特别是游牧民族也会深入中原王朝的内地，但仅有这些短暂的军事行动，还不足改变政治地图。
　　　　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中，汉军曾挺进到漠北今“蒙古共和国”北部，匈奴的军队也一度深入到今陕西省的中部。唐朝的军队到过黄河源头，而吐蕃的军队还占领过唐朝的首都长安。但历史学家不会因此就认为西汉的疆域应该包括蒙古高原，匈奴的领土可以南至陕西中部。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唐朝已经统一了黄河源头地区，或长安应该入吐蕃的版图。
　　　　以前曾经有人将孙权和隋朝派军队到台湾去作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证据，实际上是适得其反。因为在《三国志》的《吴主传》中讲得很明白，黄龙二年（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颤州．．．（颤）洲所在极远痤不可至，但得夷州数千人还。”第二年，“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孙权的目的只是为了掳掠人口，以增加自己的兵力，结果是得不偿失，所以把带兵的将军也杀了。说卫温、诸葛直“无功”不假，要说他们“违诏”可真是冤枉也！但不如此又怎么挽回孙权的面子？《隋书．炀帝纪》记载了大业六年（610年）击流求（台湾）的具体成果是“献俘七千余口”；而同书的《东夷传》所说仅“掳其男子数千人”。这些史料只能证明当时的大陆政权还没有统治到台湾，而且对台湾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