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秋-第4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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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九成九的人，都是这般模样，每个都为了同一个目的，不惜一切的努力着，心甘情愿的成为金银，美色，权利的奴隶，死心蹋地的付出。
功利、利己，这是大多人的选择，为此可以不择手断，就像时下。
这也是现实，但是如果整个天下，人人都是如此，那就太可怕。
早期资本主义的特点就功利，不赚钱，萌什么牙？
在说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也该想到，当整个江南士人阶层，去追逐钱财的时候，原来修齐治平的价值观也必然随之崩塌。
礼乐崩坏后，如何要求一个信奉功利主义的官员，去抵抗满清呢？
弘光年间，明朝一触即溃，与晚明思想混乱，有很大的原因。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人和禽兽在本质上都是功利的，差异就那么一点点，普通的人抛弃这一点点，君子却保存它。
庸众可以选择功利，却不该去嘲弄，坚持理想、道义的人，因为正是有这一小撮人在，整个社会才不断进步，道德才不断提高，文明才有希望。
儒家在中国古代社会，就一直承担着教化的责任，但是却在历代统治者的干预下，逐渐丧失了教化的功能和治世的理想，逐渐沦为了逐利的官僚。
这种转变，在明朝尤为明显，而转变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皇权太强，臣权太弱，皇帝随意廷杖大臣，打断整个士大夫阶层的脊梁，也使得大部分士人彻底寒心，放弃了治国的理想。
太祖设廷杖，起初是为了震慑不法官员，也就是一两人，但到了子孙后世，就完全变味，成了皇帝宣泄淫威的工具。
正德年间，武宗创下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而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嘉靖皇帝以同时廷杖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的记录给打破。
除此之外，大太监刘瑾也曾杖杀二十三员大臣，此后被魏忠贤杖杀之人，也不在少数。
而这些官员受杖的原因，有弹劾严嵩的，论妖僧的，谏万贵妃干政的，还有谏元夕观灯的，谏武宗南巡的，谏嘉靖勿服金丹的，这都被廷杖。
最离谱的是正德年间，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结果上一本就要被杖三十，上两本就要被杖六十，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不等杖完，人就死了。
儒家的这些士大夫，迂腐的人大有人在，道貌岸然的也不少，但是历代没有这些老夫子，瞪眼吹眉的拉着皇帝，用儒家对君王的标准，来要求皇帝，这不能干，那不能做的，历代皇帝要干多少荒唐事，而百姓要多遭受多少罪过。
士大夫对于国事，本就该仗义直言，可直言后，却要被打死。就像武宗，地方上糟了灾，他却要南下游玩，大臣们劝谏，被打死十几个，最后武宗是被朝臣给感动了，取消了南巡的计划，但劝谏的大臣却死了。
你若是大臣，寒心不心寒？恐怕下次就是明知道皇帝的作为会使得民怨沸腾，也不会在开口劝谏，这就是士大夫阶层思想的一个转变。
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东林一党。
东林的名声很差，可要知道东林一党在结社之初可不是这般模样，而他们为什么会从曾经有着鲜明的政治主张，要求“朝廷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的政治团体，最后沦为逐利的官僚集团，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因为东林在早期的谏言中，被皇帝的行为打的寒了心。
在经历了神宗朝和天启朝的斗争后，部分士大夫如梦初醒，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天下以不是士人的天下，而是被朱家视为私产，而皇权并不想让他们对朱家的江山指手画脚，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东林党人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
一是东林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在此之前，无论是理学门徒，还王门心学的信奉者，都有儒家传统的治世理想，所以他们在施政的过程中，会有道德约束和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不管这种儒家世界观的具体内容如何，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强有力的。
但在此之后，东林党从整体上开始演变成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官僚集团。
他放弃了原来士大夫阶层的理想，摒弃了儒家对他们的约束，在道德凋零之后，世俗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这个集团的唯一冲动。
从东林党的变化，大多可以看出，明朝士人阶层的思想转变。
皇帝不愿意与士人共天下，士人也不想在为朱家出力。
坚持原有理想的退出朝廷，隐居乡野，继续留下的成为逐利官僚。
这个时候，整个明朝的官僚系统，不在表达社会上各个阶层的意愿，变成了仅仅表达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团，所以东林能在明知朝廷无钱，北方恶化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朝廷争他们的税。
当整个朝廷的官僚系统，都失去了治世的理想，皇帝个人在有雄心，也是无用的。
弘光朝之前，当明朝大盘崩塌后，原来的官僚集团岂会在呼朱家的江山，一触即溃，叛降如云，也是情理之中。
这是整个阶层道德和理想的丧失，而这种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之后，带来的后果和思想混论，绝不是杀几个人，就能解决的。
信仰的崩塌，想要重新树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与时下也非常相似。
王彦想做的，就是重振官僚士大夫的精神，而如何重振，那这个天下就不能是朱家一姓的天下。
第742章一个承诺
屋里一下安静下来，隆武看着王彦，眼神复杂，而王彦却是一阵沉默。
他脑中想了好一阵，想着如何才能说服隆武，半响后，才目光直视道：“陛下，臣所求者，自然是驱除鞑虏，恢复汉室，天下太平，大汉昂扬向上，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隆武微微皱眉，混浊的眼睛眯起来看着他，冷冷道，“君臣共治？就算卿现在这么想，可今后还会这么想吗？若是部将逼卿取而代之，怎么办？”
人一旦身处高位，掌握的权利越大，就得对更多支起你权利的人负责，许多事便身不由己，隆武作为帝王，自然能够看到这一点。
王彦最后走到哪一步，除了他自身，还取决于他身后一大票人的诉求。
王彦感觉到隆武对他说词并不满意，或者说并不相信，他微微沉吟一下，然后正色道：“今后之事，臣不能向陛下保证，但陛下的担心，也是臣警惕的问题。”
隆武听他这么说，没有一味的强调没有二心，枯瘦的脸上认真起来，听着王彦继续说道，“想要君臣共治，并不容易，制度易建，人心难改。历经蒙元之祸，加上本朝二百多年皇权独大，臣之所求，难上加难。这不紧紧是改革制度，限制皇权，加强臣权，唤起士人阶层对天下的责任，还需要教他们怎么来适应这套规则，只有大多数认可之后，才可能实现。如果臣谋逆，自身不遵守，其他人怎么会认可，部下自然上行下效，所以臣对此十分警惕。”
宋太祖黄袍加身后，整日却闷闷不乐，又担心部下被黄袍加身，陷入一个循环，最后用杯酒释兵权，以一套以文制武的制度，来解决他的担心，但这也给宋留下了诸多问题。
明朝的制度从成祖之后，就很少改变，而同样的制度，在成祖时能五伐漠北，远渡重洋，而到了现在却要走向灭亡，这其中的原因，便是人变了。
隆武微微点了点头，制度只是辅助，中国历代其实主要还是人治。当人们熟悉规则，并且认可规则后，制度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王彦的想法与史书上的权臣并不相同，他追求的似乎是一个长久的治世，革除历代弊端，心中有张载一样的情怀。
如果一定要从历史找一个人与王彦比较，隆武马上就像到了一人，新朝的王莽。
史书记载，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再世“，于公元八年，代汉建新，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如果成功，必然名垂青史，可惜最后失败，遗臭万年。
隆武抬了抬手，忽然让王彦起来，再次坐到龙榻边，盯着他道：“卿想成圣？”
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著《左传》上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这“三不朽”也就成为了儒家圣人的标准，这“立德”即是树立高尚的道德，王彦至此并没有道德上的污点，“立功”，即是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王彦抗击清兵，数次力挽狂澜，前面两点，王彦勉强可以达到，关键是最后一点“立言”，要求他提出一套对人，对社会有利的真知灼见。
凡事都有个动机，或为利益驱使，或为名，或为义。
王彦听了隆武的话，微微愣了一下，“流芳百世，于国于民有益，臣心足矣，岂敢与圣人并立。”
隆武没说话，从目前的交谈来看，至少此时的王彦，并没有谋逆的心思，但这并不能让他放心，毕竟今后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半响后，隆武才道：“卿的想法，朕以了解，朕的担忧，卿亦当知。”
王彦微微一叹，现在屋子里就他与隆武两人，他便直说道：“陛下担心臣取明代之，然而王朝更替，是历史常态，臣并不能多做保证，但臣却有个想法，不知陛下可愿意一听？”
隆武心中有些沉重，大明历经二百七十余载，各种积弊病入骨髓，已是积重难返，可作为朱明的皇帝，隆武从感情上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他此时又不得不面对。
王彦等一会儿，隆武没有出声，便当他默认，于是他徐徐道来，“中国上下数千年，数百年一轮回，每一次都给天下带来深重的灾难，使我民族陷于内耗，无力布武四海，教化八方。汉武抗匈奴、拓西域、十万铁骑狼居胥，然而后代却无力守护这些成果，每朝每代必盛极而衰，最后走向灭亡，似乎是天命使然，但追其根本，还是朝廷腐化，从此便陷入内耗，新旧势力间的争斗，直到腐朽的旧官僚，被锐意进取的新官僚取代，再开起下一个轮回。”
王彦顿了顿，“这每一次新旧交替，对于天下的伤害都是极大的，而且时间绵延，短则数十年，长则数百年。臣曾想，如果能减少新旧交替的时间，当王朝陷入颓势时，旧势力对新势力做出些妥些，使王朝能长久保持活力，将会如何？”
隆武听到这里，觉得王彦的想法有些天真，或许真会走上王莽的道路，他看着王彦，说道：“如果旧势力肯放权，天下哪有那么多血雨腥风？”
朱家做了二百七十多年江山，可隆武依然想为朱家延续百年国祚，既得利益者，哪里会舍得将利益拱手相让。
王彦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这些想法，过于理想，但凡事都是先有一个好的理想，然后再不断的与现实妥协。
“陛下，臣观史书，从汉至陈，八百余载，后代法统皆前代禅让，法统不绝。这让臣有一些想法，臣认为对天下最大危害，还是叛乱和外族，而通过禅让交替政权，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