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最后一个太子-第4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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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邦华与傅淑训等人听了朱慈烺的抱怨，也是纷纷轻笑了起来，殿内气氛微微宽松了下来。
但傅淑训显然是没打算让大家轻松，他沉声道：“还好有赖于圣上这一战斩获。不然，光是这一场大婚，户部就得当掉裤子。”
在后世，一场婚礼往往就会耗费一家人一辈子的积蓄。在大明，哪怕以皇帝之尊贵，这笔开支也十分肉疼。
神宗皇帝朱翊钧娶皇后王喜姐的婚礼仅织造费用就花掉了九万多两白银，其后全部开支高达千万。
朱慈烺的婚礼因为管理效率高，既没有巨大的贪污浪费，也没有那么不该多滥赏，饶是如此最终开支也攀升到了七百万两白银。按照后世的购买力，这是约莫五十个亿人民币的概念。
如果单单一场大婚，或者单单两场大胜，这都是喜事。
可两件事情都碰到一起去，对于户部，对于国库而言，那就不是喜事，而是要让人绞尽脑汁的头痛了。
圣上大婚用了七百万两，此前京畿各处修桥铺路以及获鹿镇一战、遵化一战用的军费却高达一千一百万两之多。再算上战后抚恤、战后犒赏以及陆陆续续各种开支，国库之中一下子便用不到了。
“朝堂开支缺口将高达至少五百万两银。”李邦华沉声地说着。
傅淑训加了一把火：“这还是将军队改制之中，卫所、边镇、关宁军上下士卒都能顺利裁汰安排下来的结果。”
仿佛是为了担心朱慈烺不懂实情，傅淑训又道：“按说，眼下安排将士们退出军务，可以授予田地。毕竟此番连年战乱，天灾**，空地极多。然则，要让将士们能够安心退养不发生哗变之事，光发田还不够，还得准备耕牛、农具、种子以及屋舍。这都是大为耗费之事。”
朱慈烺缓缓颔首：“这方面，我知道了。”
屋内一下子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朱慈烺闭上眼睛细想了起来，随后，众人便只好装作认真地盯着手头上的记事本发呆。
一阵沉默过后，朱慈烺道：“财政的问题，不外乎开源节流。节流，暂时还是不要动主意了。开源吧。”
“圣上要加派？莫不是再如三饷一般？”听朱慈烺说开源，傅淑训吓了一跳，登时站了起来。三饷就是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
辽饷亦称新饷，明朝后期加派的税赋名。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终于万历四十八年，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天启时，并征及榷关﹑行盐及其它杂项银两。崇祯四年，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实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
剿饷为镇压农民军的费用，总数两百八十万两，主要也征自田土。原议只征一年，实际上从崇祯十年起，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练饷是崇祯十二年根据杨嗣昌的提议征派的，名义是训练“边兵”，加强九边各镇防御力量，实际是为了对付农民起义。此饷共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其中田赋每亩加一分，约占总数一半以上。
正是这三饷才支撑了明末糟糕财政情况下对辽东的战事。
但同样，也大大加剧了国内农民破产的情况，惹得造反蜂拥而起。
是以，一听朱慈烺要开源加税，傅淑训就惊得站了起来。
就是李邦华，也不由失声道：“圣上年初登基这才刚刚宣布取消三饷，眼下国内叛贼只剩下四川一隅，建奴亦是重创短时间内绝无来犯之理。若是如此便要加派，恐怕……恐怕……”
李邦华一时间激动得都有些要控制不住了。
朱慈烺一听两人的表情顿时连连摆手：“朕如何不知道李自成是怎么起来的？裁汰驿站，惹得李自成造反，三饷加派，惹得盗贼四起。这都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眼下要裁汰老军，当然不会再来加税于小民的头上。况且，大明在父皇手上会逼得不得不加税与小农上是为何……真当朕不知道吗？”
李邦华与傅淑训对视一眼，一种更加震惊的表情显露了出来。
他们听出了朱慈烺的意思，更是一想到这个念头，不由感觉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这甚至比起他们当初听到朱慈烺率军杀死多铎，传首京师的时候还要震惊。如果说，一时间战争的胜利还可以在想象之中。但这个念头升起来，他们甚至都想不到要敢于如此去做！
只见此刻朱慈烺拿着一杆鹅毛笔，随意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八个字：亡国之因，士绅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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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章：加税涨工资
后世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最直接最明显的，便是大明的财政系统。
或许是太祖皇帝朱元璋是小农民出身，对财政这种专业性极强的政策有着片面的认识。总之，大明的财政水平可以说是非常简陋的。
尤其对比宋代，明朝的税收可以说是倒退了几百年。
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1。6亿两白银，而大明在穆宗皇帝隆庆年间每年财政收入只有3078万两，不过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不仅少，质量也差。
虽然都讲宋朝商业发达，故而商税众多。但实际上，大明的商业初年的时候可能不如宋朝发达。但到了明末，江南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已然发达到了堪比宋朝甚至超过的景象。
但到了明代，比起宋朝的时候商税反而更加稀少了。不仅如此，除了农业税外，工商杂税的比例越来越低。
不仅如此，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货币化，太祖皇帝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
“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类的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收”。
“全国盖满了此来彼往短线条的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能接收一二十个县份的接济；一个县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机构缴纳财物”
万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但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
如此财政税收的制度下，整个帝国财政充斥着原始小农式的短见与浪费。不仅是人力物力上的浪费，更是造成了整个制度上缺乏对商业金融的考量，在帝国结构设计下便造成了先天的不足。
更加致命的是，大明的税收数量基本上建国初期就开始确定，1377年，太祖皇帝分谴各部官员、国子监生和宦官巡视178个税课司局，固定他们的税收额度。
1385年，太祖皇帝命令将各省和各府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刻于石板上，并树立在户部厅堂内。1393年，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太祖皇帝对此很满意，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后来也偶尔进行过小的调整，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摈。
此后，整个大明财政体系也只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户部与其说是帝国的财政部门，不如说是总会计部门。不仅大明六部包括其余中央部门都有自己的税收大权，就连一些基础性的修修补补户部也没有权限。
李邦华就任首席大臣虽然权柄俨然首相，但实际上，在大家都没有摸清楚朱慈烺的秉性之前，大明依旧按照原来的模式在运行。
故而，实际上税收政策的一点更改都是需要得到皇帝授权才可以的。
这也就是这一回李邦华几人求见朱慈烺的原因。
对于两人要求的改革，朱慈烺当然不会反对。他只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抽出时间这才没有着手罢了。
然则，朱慈烺看两人的表情，也纷纷明白，他们被惊到了。
大明的财政，要说最大的弊端，那就是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不仅体现在结构上失衡严重缺乏科学的调整涉及。更是在实际的征收之上有着极大的失衡。
尤其是在征收对象上，更是堪称致命。
而这，便是官绅免税。
在后世，大部分人或许会觉得哪怕是高官显宦，照样也得纳税。不管免税以及逃税的法子多么繁多荫蔽，至少从法律上讲，人人都得纳税。
但换个时候，在大明可就不是这回事了。
按照常理讲，既然是大明子民，自然要人人纳赋税徭役。但显然，大明的官绅是不如此的。
太祖皇帝在时诏谕：“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贤人君子，既贵其家，而复役其身，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
也就是所，洪武年间时官绅是不需要服徭役的。
到了嘉靖二十四年《优免则例》则规定，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举、监、生员优免粮二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
最后到了万历三十八年时《优免新例》规定，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个免税条例也只是一种额度，也未必会有谁都用得上。比如海瑞，还不是死的时候连个丧事都办不起？
然则，这又涉及到大明复杂的基层生态了。比如那范进中举为何能欢喜得癫狂过去？当真只是有了一个考进士的机会吗？那定然不是，纵然是举人可以直接当官，其实也难讲能当个什么官儿。毕竟，候着等官的人可太多了。
这一切，便是在这：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上。
只要有了这个免税资格，哪怕你之前一穷二白没有一千两百亩地，那只要想有就立刻能有了。
当然不是说举人有本事能够强取豪夺不犯法，而是当了举人便立马能当个老爷，有的是那本乡邻里笑嘻嘻地将田地进献个举人老爷，挂在举人老爷的名下。
为的，便是免税。
毕竟，在大明治下，实在是有无穷无尽的徭役赋役等着百姓们去承担。相反，要是将田地挂在官绅的名下，这些无穷无尽的烦扰顷刻间就消失干净。将田地进献出去的百姓自然是依旧还自己耕作，只需要贡出一份收入给举人老爷。而名下寄着田地的举人老爷也能凭空得到一份收入。
唯一受损的，只有大明税收。
更加隐性受损的，便是那些无处将田地仅限的小老百姓，他们要更瘦加税过后的重担。
谁都明白，官绅比起小民百姓而言显然是有力者，比起其他平民百姓更应该承担赋税。但在大明，这逻辑却掉了个头。
免税被当作一种特权赠予给了大明官绅。就是朝堂要加税，亦是只能加到小农身上。
可要动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