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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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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写作电话小说就具有意义一样可笑。我实在找不出游荡在网络上的李寻欢们与80年代蹩脚的文学青年有何区别。两者之间的区别可能就是:第一,文学青年们还知道托尔斯泰而李寻欢们从来不读;第二,文学青年们不会用电脑。

写作从来就不是一项谁都可以从事的工作,绝对需要某种专门的训练与作者本人某种不寻常的情感。从蜂拥而来的网络文学选集来看,写作者们显然误以为,只要把字写出来,顺序排列整齐就可以了。他们缺乏一种基本的知识素养,也缺乏基本的技巧。而互联网又是一个如此容易隐匿身份的场所,所以这个空间的主要发言都带有明显的不负责任的痕迹,从那些网络写手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种写作更多依靠手,而非大脑来完成。如果我们把随意的文字与随意的情感通过一种新工具来表达,就视作某种新生命,那我们就太愚蠢了。

到这里,我终于回到最初引用的T。S。艾略特的诗歌《荒原》上了。作为上个世纪最杰出的诗人,艾略特极度尊崇传统。他认为,作家只有把自己放人一个历史体系中,与历史中的其他作家相比较,才具有某种意义。因此,他在1922年的《荒原》中,对于一战之后整个西方弥漫的精神荒芜现象表现出极度的忧虑。他在这首不朽的长诗中,不断引用《圣经》与各种神话,希望借助历史的伟大来拯救精神的空虚。

今天的我们处于更加严重的精神荒原之上。我将王朔、美女作家与网络写手们罗列在上面,正是表明,我们的时代与人类文明已经产生了怎样的断裂,这三者都是藐视历史与规范的典范。尽管,这种断裂绝非从今天开始,也无法立刻结束,但是,我只是想提醒普遍不安的读者们,还有一些可能是陈旧却更为激动人心的作品在等待我们去阅读。

男人快乐原则

男人们正在遭受误读,他们正在被演绎成一架盲目追逐快乐的机器。他们纷纷患上快乐强迫症,他们通过一切手段来寻求快乐。

镜头一:在1998年某一期《时代》封面上,一张咧开嘴的男人脸庞夸张地凸显在伟哥药丸上:不够坚挺的男人们的快乐福音。两年后,一个肌肉过剩的男人再次占据《时代》封面:一种新的可以增强肌肉与性功能的药物被发明了。这两个封面的潜台词无比明显,男人们的快乐建立在单纯的性之上,在药物的帮助下,性变成了一种比拼耐力的体力活动,快乐依靠劳动的强度与持久度。

镜头二: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华尔街》中扮演的金融巨子戈登,他坚定而狡诈地微笑着,不择手段而又风度翩翩地欺骗着公众,他指挥着手下让华尔街的行情涨涨落落,并不动声色地侵占着财富。他大言不惭地说:“贪婪是好的。”(greed is good。)戈登拥有男人的至高快乐,华尔街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与电影观众会下意识地这样想。这个男人具有无比的占有热情,占有金钱、女人、艺术,还有名誉……

镜头三:一位网络新贵傲慢地出场了。他的穿着刻意地随便,全身武装了各种奇怪的科技产品。他的口头禅是,我厌恶陈旧,我需要更新。一切都是新的,新的产品,新的刺激,新的情感,新款的安全套……

以上几个镜头勾勒了20世纪末快乐男人的简单肖像。在这个时代,男人的快乐几乎赤裸裸地建立于欲望的满足之上。快乐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成为我们的新宗教。我们纵容我们的情感与身体扭曲到一个极限来获得暂时的快乐。这是个技术主宰的时代,男人的快乐深深刻入技术的痕迹,男人们本能地相信各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快乐,把身体改造得更好,挣更多的钱,与更多的陌生女人上床……在这种不停歇的追逐过程中,我们隐隐地感到,男人可能正在失去真正的快乐,快乐正在变得技术化的有量无质。

上个世纪为数众多的文明反思者已经为此深深忧虑。他们不得不费力地将我们拉回到人类的原始状态,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在简陋与单纯的时代,快乐如此唾手可得。此时的男人们,还没有被赋予太多的社会意识,没有被物化。尽管生活艰苦,但是快乐却不用如此之多的附加值。在现代社会,一个男人为了获得与某个女人的快乐,他可能要煞费苦心地安排一次旅行,要通过豪华的游艇与精心的旅行路线来达到目的。一项原本单纯的快乐,变得困难重重,其中充满了不合人性的制度化。而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可能处处可见的草堆就是快乐的天堂。对于没有打开视线的原始人来讲,世界是狭小却清晰可见的,任何一点事物都可能占取他们全部的内心世界,并带来了充满其间的乐趣。

但是,不管你如何抵制现代文明,你必须承认原始人的快乐是无知所造成的,他们所拥有的快乐可能是浅薄的。人类史上真正的快乐定义可能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个人性获得空前解放的时期,人类获得了发现世界的乐趣,发现了释放性欲的乐趣,发现了文化与艺术的乐趣。并且,他们在不断肯定快乐的价值,快乐是对生命意义的肯定与验证。此时的男人们都沉浸于附庸风雅之中,对于文艺复兴领袖彼得拉克来讲,能够用文雅的拉丁文撰写肉麻的情书是极有趣味的;对于伊拉斯谟来讲,《愚人颂》这样的谐噱篇章是对于世界一种严肃真实的反映,并且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快乐……从浩瀚的典籍中,我们发现文艺复兴时的男人们沉浸于一种明朗的快乐,他们生气勃勃地发现世界,并通过生机勃勃的方式表现出了发现的快乐……文艺复兴的开创者们,像一群活力四射的大孩子,兴致盎然地玩着各种游戏。

从16世纪到18世纪,男人们沉浸于游戏的快乐之中。历史资料表明,从1500年到1700年期间,男人的服饰不断剧变着,他们沉浸于巴洛克与洛可可式的花样之中。活在这两个世纪间的男人是幸福的,他们尽情地卖弄自己。

从19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开始缓慢地侵入男人体内。男人们在这个物欲扩张的社会形态中,逐渐朝功能化的方向发展着。实利主义忽略美感,强调人身上的功能性。在商业取得相当成功的19世纪末,“男人留着胡子,头戴高高的丝帽,手中握着手杖,他们自豪而幼稚地相信自己是大自然及历史造就的佼佼者”。这样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地位,是男人快乐的标志。

显然,20世纪加剧了这种趋势的发展速度。尤其是技术的侵入将这种功能主义发挥到一个极致。而男人们也被物化到一个极致,他们必须追逐金钱、权力、肌肉与勃起的时间长度……一切都具有具体而理性的数字衡量标准。在现代社会中,当“什么样的男人最快乐”被提出时,标准答案已经摆好……

这种粗线条的历史扫描方式,当然会忽略很多细节。不管我怎样强调文化与社会对于男人快乐的影响,我都必须承认,作为男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最基本的获得快乐的方式。这种快乐的获取是一种本能,比如性,比如成就欲,比如创造欲。它们是不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但是,我同时也想强调的是,这种本能的快乐正在遭遇着人为的侵袭。在越来越强调快乐与刺激的今天,事实上,我们可能正在失去快乐。尤其作为男人,在这个功利社会,他承载了太多令他焦虑的因素,他急切地渴望利用快乐来遗忘这种焦虑。因此,他采取了某种技术或者药物手段。此时,快乐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生理反应。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快乐,本应该主要是一种精神与心理现象。而今天,它可能正危险地演变成一种单纯的生理刺激。

有人寄望于网络技术让我们获得解放。因为网络技术帮助我们从循规蹈矩的工业体制中解脱出来,我们变成了单独的个体,重又获得个人的舒展。这是又一次文艺复兴,一部分学者这样认为。乐观人士显然忽视了,这种解放背后蕴涵的更深层的束缚。事实上,新技术让我们陷入了更加紧张的依赖之中。网络像一个机器猫的百宝袋,随时提供我们需求的一切,包括快乐。这种方式的前提是,更加极端地将快乐视作纯生理需求,纯数量表现。

男人们失去了快乐,因为他们失去了优哉游哉的心绪。他们没有时间没有闲情去写情书,去打扮自己……世界对于他们来讲,太复杂了,太快速了。他们焦虑,并迫不及待地追赶时间。

但是,怎么办?他们不可能抛弃掉文明,更不可能回到文艺复兴时的单纯。不幸的男人们已经坐上了一辆疯狂的、正在加速的列车。这辆列车就像赫胥黎描绘的“美丽新世界”一样,它许诺道:“人人都将获得快乐。”这种快乐,是通过新技术思想导师《连线》杂志所预测的“可以随时达到的药片”,可以“混淆梦境与现实的机器”来实现的。最终,经过如此漫长的叙述,我所得出的男人的快乐原则,即是开阔、生气勃勃的内心空间。它是一切美妙的性、成就欲的前提。但在这样一个内心世界遭受物质挤压的时代,这种快乐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从容,变得慌慌张张。很可惜,我无法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因为为数众多的大师们都试图提出他们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们都失败了。我们已经坐上一辆疯狂的列车,谁也不知道如何刹车。

生于七〇年代

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

试图勾勒一代人是危险的,因为对于一个复杂的世界来讲,定义一代人的方式往往流于肤浅与偏颇。然而,对一个时代进行定义又是诱惑人心的。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往往是无力的,我们总是将自己加入一个群体之中,在其中我们觉得声势浩大和有所依靠。“代”成为这个变革接连不断的时代一群深恐被遗忘的人的救命稻草。借助于此,他们获得了集体的经验与回忆,在集体回忆与品味中,他们获得了力量与对于残酷现实的暂时性遗忘。

也因此,我们其实很难将出生于中国70年代的人笼统而粗暴地称作“70年代人”。我们称海明威、帕索斯等青年为“迷惘的一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同样的美国教育,在20岁出头时来到欧洲,经受了战争的打磨,然后眼睁睁目睹了人类文明被摧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他们一起酗酒,并且对于未来充满迷惘;我们称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伯勒斯为“垮掉的一代”,是因为他们共同用疯狂摧毁平庸,他们相信大麻与疯狂行为可以拯救灵魂,他们用惊世骇俗的行为来对抗中产阶级价值标准……

生于70年代的中国青年,他们显然缺乏这样的集体行为,更缺乏我们心目中的那些著名的“代”所必备的戏剧性因素。但是,“生于70年代”这样的口号,在今天突然变得如此响亮。年龄介于20至30岁之间的青年们用一些支离破碎的断片比如“小豆冰棍”、“街上流行的红裙子”、“霍元甲”来象征所谓的共同经验世界,然后依靠新技术与消费共同带来的社会变革来作为自己的武器,在前者的文化包装与后者所带来的力量共同驱动下,70年代人先是半信半疑,然后开始声嘶力竭地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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