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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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九个世纪里，尽管大学的模式不断变迁：从最初的意大利的博罗纳大学创立，12世纪的巴黎大学的兴起，到14世纪的牛津、剑桥的古典主义模式，或洪堡19世纪在柏林大学的改革，再或20世纪，美国哈佛、耶鲁大学的如日中天……但是在贯穿历史的主动脉里，大学始终是人类主要精神资源的传递者与创造者。在18世纪英国红衣主教纽曼《大学的理想》中，大学是我们重温苏格拉底的智慧与但丁的风采的地方，是一个培养性格知识完美的绅士的地方；在19世纪早期德国人洪堡的实践中，大学是发现创造现代科学、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地方；在19世纪后期英国人亨利·约翰那里，大学是一个聚集了热情的年轻人，对世界进行讨论的地方；在20世纪初美国人佛莱斯纳的《大学》中，大学是一个有机体，是社会的表征，是批判的把持一些永久性的观念的地方……简而言之，大学是一个提供理想主义精神的场所，它可以表现在：1。对伟大的文明传统的继承；2。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研究；3。对个人品质的完善。这种理想使得大学成为激动人心的让年轻的灵魂在伟大的领域游荡的场所。正如纽曼所说：“大学不是诗人的圣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也由于这种理想的支持，从中世纪起，大学就具备了一种孤芳自赏式的独立风格，它试图用精神气质来引导社会。

二

灰尘下的历史是如此光芒四射，这让活在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一种无法抑制的悲哀。当大学理念已经引导了西方数百年的发展之后，我们的大学却依旧没有成型。中国的大学除了在研究教学实力上落后之外，更重要的是，大学并非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激动人心的场所。因为，我们的大学普遍缺乏这种理想主义精神。那么，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是什么？

经过摧残人性的高考试题，你侥幸得到了那张视为生命目标的录取通知书。一张半价的火车票把你带进了大学校园；四年之后，你离开了这里，在这段最为青春的岁月里，你得到了什么？150个学分，摩擦臀部的板凳，陈旧的教材，一个还算漂亮的女朋友，没完没了的自习，刚好可以去美国的GRE分数，计算机或者律师证书，当然还有一张证明你在这里生活过四年的学位证书，它帮助你找到一份工作……

这一切让人沮丧，但确实是一个事实。在90年代的中国，大学是一个愚蠢自在地消磨时光的地方，或是一个背烂英语单词或者学会其他实用技能的地方，它无法激发起青年的热情。你可以试着去和一个所谓的大学生交谈，在经过最初的自我介绍之后，你很可能会陷入某种僵局。你不知道该和他谈些什么，社会、思想或者文化，这些主题似乎都离他们很远。除了一些他们天天打交道的专业课程上的术语与实用技能，他们所知甚少。大学像一个巨大的专门知识工厂，在一条巨大的流水线上，年轻的心被整齐地打造好，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中的某一项工作。即使当整个教育界在高呼素质教育，或者培养综合人才，大学依旧是没有前途的。因为，目前的一切形式都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大学教育是塑造灵魂的教育，大学必须鼓励年轻人的灵魂可以自由探索、游荡。他们必须在这里毫无拘束地观察世界，并赋予他们一种内在的崇高精神，让他们可以完整地独立在这个世界上。因此，大学自身必须具备独立精神，特别的魅力。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价值》中有极好的论述：“大学虽然不能给你这个或那个实用技能，但它会为你的全部智能提供比技能更重要的因素。它们教诲你，使你变得知书达理；它们成为你精神上的良师益友……”

这句话用来解释上大学的目的再合适不过了。“大学是一个让你成为一个更完善的人。”西方人文主义的这种教育观点在中国有了极其有趣的阐释：中学是“死哭”（Shcool），而大学则是“由你玩世界”（University）。这种插科打诨或许正暗示了大学的目的：更广阔地观察这个世界，像一个完整的人那样思考。这一点正如英国思想家怀特海早在一个世纪前就激动人心写道的：“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瞭望。”

三

1916年，当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大学是用来追求高深学问的所在，而非为了做官”，并提出兼容并包的原则时，北大被注入一个全新的灵魂。在接下来几年中，这种灵魂使北大成为整个新风的开创者，使北大在动荡之中，却始终是常为新的，常与黑暗的势力作斗争，甚至还可以骄傲地宣称脱离当时腐败的政府……而当清华校长梅贻琦上任时，清华还是一所二流大学，正是梅校长所提出的理论——1。培养健全人才，而非专门人才；2。教授治校；3。学术自由——使清华迅速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高校之一。清华一时成为新学风的中心。而北大、清华在这段时间内的学术成果与人才培养更是惊人，大学的教授与学生成为社会光明的象征。在回忆当时北大、清华的文章中，学生更是普遍把大学视作他们生命的重生，因为这里的思想让他们激动，这里成为他们永恒的精神故乡。

学者杨东平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北大与30年代的清华最接近现代的大学模式。因为他们灌输的是理想与精神气质，理解世界的方式，而非一种职业技能。因此，大学应独立于政治，更不能屈服于社会，因为这两者，都会毫不留情地剥掉学院理想主义，把大学变为培养工具人才的场所。很可惜，我们的大学都未能幸免于难。由于缺乏独立的精神，中国大学在这几十年间的学术成就与人才培养都显现出惊人的可怜。北大南墙的推倒，清华开办驾驶学校，这两所曾经最具特色的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传输给它的学生以伟大的传统，或者开创精神，因为喧嚣的校园已经不再孕育这种理想主义气质了。

四

1915年2月20日，留学美国的胡适因为看到美国著名大学对社会的影响，而在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牛津、剑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第二天，他在日记里继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乃可耻尔……”

谁能说胡适的感慨已经过时，而在这个人类的精神愈见混乱迷惘的时代，大学更是应该成为社会精神资源的中心。但是，大学绝不是一间工厂，也不可能仅仅依靠简单的计划或者什么指标使中国大学取得真正进步。因此，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基本的常识：大学是什么？我们如何遵照它的客观需要？或许首先，我们必须帮助它重新获得独立的精神风貌，使理想重新成为大学的核心，只有这样，大学才可能再次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场所，激发年轻人动感的灵魂。

培养我们的俱乐部精神

一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哈佛的讲演中曾说，哈佛让人骄傲的是她给她的学生灌输了一种俱乐部精神……在真实的哈佛中，俱乐部是学生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把自己划分到不同的组织中，按照一位美国作家的说法是：“这里有运动员的哈佛；有眼睛盯着研究生院的学者的哈佛；有吊儿郎当、无所事事后来在华尔街销售债券的人的哈佛；有来自豪门大户、条件优越的年轻人的哈佛……还有反叛者的哈佛。”在这些不同的俱乐部中，尽管仍旧会有很多的胡闹行为，但同志间的相互促进，无疑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迅速摆脱幼稚的言行，更重要的是哈佛通过这种努力，让这些热情的年轻人具有某种高尚的理想，并让这种理想伴随他一生。

詹姆斯的骄傲是有道理的，这位哈佛的精神导师之一从来都是期望哈佛的学生像一个成年人那样成熟地思考，并且热烈地探讨问题。大学是一个培养“绅士”的地方，成熟的心智与激情的思考相结合是理想的大学。这也是一所大学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之一，对这个世界有着热切地渴望精神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毫无成见地对明天的社会进行构想，并激动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里，他们不用担心实际困难的困扰，不用被世俗的意见所左右，大学是一块丰饶的实验田，学生在这里培育明天的希望。

哈佛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C。W。埃利奥特认为，应该把每一个进入大学的学生都视作成熟的人。因此，他极度推崇学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发展，“使每个人按自己的所好去思索和行动”。为了这种目标，这位校长知道应该给他的学生创造最大的时间上与空间上的自由。因此他创立了划时代的“选课制”，所有的课程都是平等的、开放的，而学分又规定得非常之少，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交给学生自己。同时，他让各年级学生都混住在校园内，以便自由交流。对于优秀的哈佛学生来讲，这种制度无疑“是一个良好的空气调节阀”，鼓励智慧以最佳的状态释放。

为此，大学本身也要习惯被那些学生攻击。1902级的学生约翰·里德曾写道：“人们在谈论世界，谈论大胆新奇的设想，谈论离经叛道的思想；异端邪说一直是哈佛的一种精神。”在被1906级学生李普曼誉为“有点像活着的上帝”的埃利奥特眼中，哈佛的教育目的是探索实验和自由思想。而威廉·詹姆斯干脆说：“这些不服管的学生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于是，我们看到哈佛这样的大学内，学生社团是以一种怎样成熟而卓越的形态而存在。辩论社是哈佛最受推崇的社团之一，因为哈佛深信一个适合辩论的人说明他的头脑敏捷；而哈佛《深红》日报，几乎是世界范围内最权威的学生刊物，世界各大报欲想了解高等教育的动态，往往喜欢引用《深红》。该杂志一年年在哈佛传承下去，如果你想进入核心编辑层次，除了天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打入这个集体。而对于报纸，参与者无一不全身心投入，因为《深红》的编辑离校后往往直奔《纽约时报》这样的权威新闻机构。一位《华尔街日报》前任总编辑回忆道，他在哈佛《深红》的经历是，第一年是三点一线，睡觉、上课、《深红》，以后的两年就是睡觉、《深红》。

哈佛的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曾经这样评论它：“《深红》是本科生出版的一份日报，它的影响相当大，国内外报刊常把它用作了解学校的主要新闻来源……它吸引了一批出色的学生，办报成了他们在校期间的主要活动，他们花在办报上的时间比用在课堂或其他娱乐方面的还要多……在我当院长的11年内，它的专栏文章难得说我几句好话，他们几乎反对我的一切行动……”

在《李普曼传》中，作家罗纳德·斯蒂尔描述了李普曼在这所学校的俱乐部中的成长。1906年，这位后来空前卓越的专栏作家进入了哈佛大学，他和一些朋友做诗写剧本，办政治刊物，并且常常辩论到深夜。他们围坐在壁炉旁，诵诗饮酒，议论教授，探讨生活的意义。李普曼曾经给女朋友的信中写道：“这简直是一个狂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