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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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媚铩�
在十几万字里遨游，在纽约市区里闲逛是件极其有趣味的事情，尤其是伴随着霍尔顿这样一个实话实说的家伙。我完全沉浸在阅读的快感里，让自己的性情放纵且放肆。
我知道霍尔顿是美国50年代的一个小伙子，现在即使在的话也该做我的爷爷了，而且美国离我那么的遥远，我们之间本来是该有隔阂的。可是，我却老感到一阵阵强烈的共鸣，我觉得这家伙说的做的，都跟我想得没什么两样。反正我喜欢跟别人不一样，我不高兴的时候也喜欢说脏话，尽管是中文。我也如饥似渴地盼望姑娘，我也老觉得生活特没劲，还有我老是感到我周围的人特虚伪，我心里也渴望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比如理想，比如爱情，可是现实让我看不到这些好东西，我成天被包围在恶心混乱之中。我实在太敏感了，我感觉到别人感觉不到的肮脏。我也常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但是我不想去守着麦田，因为我是在城市长大的，我不熟悉农活，但我也希望“肩住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宽阔的地方”。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可怜的怪家伙，浑身是由矛盾冲突构成的，我的矛盾总是在不断地激化，我的心态总是不明不白地陷入苦闷之中，我老是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经常对自己的理想，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曾经无限崇敬的信仰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一种信仰危机。
我的国家民族社会对我说“孩子你要这样”，我的父母老师同学对我说“你是该这样”，他们总是热情地给我指引道路，他们总想安排一条他们以为好的道路让我顺着走下去，整天喋喋不休地对我说，“听我的，准没错，你看前面就是你需要的一切”。然后，我一下子就迷惑了，我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我一定需要的那些东西。我老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上了弦的机械玩具，顺着自己不想走的方向一个劲地傻走。一旦我产生质疑，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么走，或者我想停下来思考一下的时候，他们就催我，就劝我快走。我想反抗的时候，他们就说我是个坏孩子，把我当反面典型教育那些即将上路的小孩子。
我就觉得这一切实在是无聊，可我又不知道我该怎样去表达我意思，我该怎样向他们解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愿听我说话，他们总是觉得我是个脑子坏了的孩子。然后，我就特郁闷，我只好通过别的方式来发泄我的不满，我开始用脏话来抒发我的情感，我找那些漂亮的女孩子，我和她们约会，尽管我鄙视她们。我出入那些喧嚣的场所，我老想满足我自己也给你一个刺激。可是尽管这样，我老是无法让自己真正痛快起来，我的心里老有些东西放不下，那些是我这么些年来心里所存的最美好的希望，可是他们总是实现不了……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可我除了苦闷再也找不出别的方式，我终归还得走他们给我设计好的道路，我还得变成一个好孩子，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希望，而且我实在没有力量按着自己的方式生活，我太单薄了。
我最终还是屈服了，等我将来做了爸爸，我还得让我儿子屈服，到那时候我怀疑会像今天我爸爸那样不遗余力，我肯定，我不希望我儿子做个麦田的守望者，我要他上名牌学校，我要他读法律系，我要他从政或经商，那样才能挣大钱……
生命不息，作秀不止
未来每个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
—安迪·沃霍尔
1962年8月4日，玛丽莲·梦露自杀于家中。一位叫安迪·沃霍尔的青年艺术家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在此之前，他刚刚举办了由一张张Campell汤罐构成的奇怪画展。此时的他，正在探索一种奇怪的绘画方式，利用绢印来复制肖像。他已经复制了猫王与伊丽莎白·泰勒等明星，而梦露那张更富个性的脸将为他带来不朽的生命。
一位纽约作家这样评论道：“沃霍尔创作的梦露系列绢印肖像画犹如流水线出产的福特汽车一样，每一辆车都与别的车相同但颜色不同……批量生产和独一无二会有何区别呢？例如电脑，抽象的程序是唯一的，但输出的结果却可以无穷地复制。也许就是由于这些因素才使保罗·比安奇尼坚持人为波普艺术代表了美国第一次真正突破欧洲传统，从而推测它是对抽象表现主义不可逆转的反叛……”
这段评论终于将安迪·沃霍尔推到了他渴望的明星地位。长期以来，这个内心脆弱、虚荣心膨胀的艺术青年一直在等待这样的评价，在等待成为杜鲁门·卡波特（美国60年代著名作家）式的有钱有名的大人物。早在60年代初，安迪就不断地对朋友说，将会出现一场新运动和一个新人物，同时暗示自己即那个新人物。
历史把安迪·沃霍尔等制造的运动称作波普美术。而今天，Campell汤罐、重复的梦露肖像已经成为上个世纪最经典的记录之一，它与滚石乐队与柏克莱学生运动一样承载了美国的60年代。
而安迪·沃霍尔早已成为一个符号化的人物，他至少局部地表明了，人类文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已经进行了显著的变革。我们长期尊重的艺术观念突然变得一钱不值了，新生代们叫嚣着革命，打倒过去，并在头脑并不清晰的情况下，选择了一种混乱、喧嚣、矛盾、无体系、本能，来视作新生命与新时代的标志。安迪·沃霍尔应运而生，利用歇斯底里式的天才来不断震惊时代。
这本平庸之作《安迪·沃霍尔传》，提供了一些我们依旧陌生的材料。安迪所代表的气质贯穿了60年代至今。安迪艺术手法的机械化、不可抑制的表演欲、成名欲，成了几十年来世界的主流。更富预见性的是，那位评论家所说的“安迪的艺术手法与电脑类似”。60年代，电脑依旧是罕见的产品；今天电脑已经普及，安迪的精神事实上亦已经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在这个日益复杂与加速发展的世界中，我们更加恐惧被遗忘，内心早已失去平静。因而安迪·沃霍尔著名的论调“未来每个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成为我们新的座右铭。不管是《楚门的世界》，还是名噪一时的网站Star。都是为满足普通人成为明星的欲望。而安迪意味着无序、偶然与复制的艺术乃至生活观念，在今天变本加厉，只是我们已经熟悉与麻木。
对于安迪·沃霍尔来讲，世界不过是一个录影棚，他在其中不知疲倦地作秀。因为先天性的身体缺陷，他将作秀视作能量的唯一出口。他在绘画、地下电影、杂志出版之间游荡，拼命地吮吸声名带来的快感。从中我们或许可以触及我们的时代所蕴涵的真正改变，即终极意义的消失，而且是赤裸裸地消失，无需任何略表羞涩的掩饰。
有关俄狄浦斯
一本书，必须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封海洋的一把利斧。
—弗兰茨·卡夫卡
阴郁的卡夫卡在形容每一次写作过程时，用了一个比喻：仿佛摔倒在人来人往的剧院中央。在面对这本《生死朗读》时，我面临了卡夫卡式的窘迫。长期以来，我把写作视作生命一次顺畅的歌唱，我带着喜悦触摸键盘，急切地寻找着语句来表达想法。写作是我将世界辨别清晰的一种愉快手段。
但是，我该怎样表达阅读《生死朗读》所带来的惊栗呢？我惯常的分析方式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15岁的少年与36岁的妇人之间的绵延数十年的暖昧情感，其中，我们遭遇了肉体的激情，目睹了离别与重逢，经受了生死的颤抖……而这一系列令人惊异的事件背后的驱动力竟然是一个简单的细节：朗读。
我是个迷恋成长的人。我总是对那些在正在发育成熟的灵魂产生莫大的好奇。我想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与事会对一个少年的内心世界产生无法消除的影响。于是，几乎从这本书一开始，那个孤独的15岁少年米夏尔就粘住了我。因为疾病，远离了人群，他堕入了36岁的汉娜的生活。在这个成熟的女人的身上，米夏尔触摸到同龄人中没有的韵味——“她的身体很强壮，极富女人味，比我曾喜欢过的、博得我青睐的姑娘丰满”。紧接着，他们不容我喘息地睡了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过着“朗读、淋浴、做爱、一起躺一会儿”的生活。
我承认在前66页，我被这种错乱而单纯的爱情生活挑逗得神魂颠倒。就像米夏尔对汉娜说的，他喜欢于连·索雷尔与德瑞纳夫人之间的关系更甚于与德拉木尔小姐的。这段俄狄浦斯式的恋情，勾起了潜藏于我记忆深处的断片，和那些小心翼翼拒绝触及的情感。我回忆起了《红与黑》中，于连在夜晚敲开德瑞纳夫人房门的声音；想起了《教室别恋》中，少年在楼梯上强吻女教师的场景；甚至模糊地看到了，马晓军在那个充满了革命气息的房间里，对于米兰的无法压抑的欲望……
成熟的女人们让正在发育的男孩子们寻找到一条通往经验世界的最简捷途径。不管是米夏尔还是于连，他们都通过成熟的异性而迅速成熟起来。或许由于在成长中，我没有体验过这一过程，在成熟后的今天对于这一过程产生了无比的迷恋之感。我得再次勇敢地承认，事实上，我的阅读高潮在前66页已经出现。在接下来的131页中，我一直在努力再次寻找到最初描述的段落。我的身份早已不是一个客观的阅读者，我已经被自己潜藏的情感推入这种紧张的寻找之中，我比作者更加焦急地等待米夏尔与汉娜之间的重逢。
深深的失望主宰了最终的130页。在这130页中，我目睹了米夏尔对汉娜情感的动摇，震惊地看到汉娜莫名的失踪，然后惊异地在法庭上发现了她，最终绝望地忍受了她的衰老与死亡。在第118页，作者揭露了或许是本书的核心所在“汉娜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有了这句话，读者就可以理解，汉娜为什么突然离开米夏尔，为什么背上牢狱之灾……这个突如其来的结果，给我带来足够的震惊，却没有戳中要害。
我总觉得，这种情节安排，对于作为侦探小说高手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来说，其实并不困难。离奇的情节不能作为一部杰作的表征。震撼灵魂的不是所谓的战后德国的社会背景，也不是出乎意料的情节安排，而是它传达出的少年与成熟女人之间的无法言喻的情感。
到了这里，我突然觉得卡夫卡式的痛苦正在离我远去。我发现一直在困扰我的情感变得单纯起来。这本小说其实并没有我最初想象的那样复杂，它曾经纠缠我的东西正在变得清晰起来。我始终在阅读的，不过是一个年轻男人的成长过程，他遭遇到一个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富有成熟魅力的女人，他们之间发生了隐秘而幸福的联系，然后这个男孩子就再也没有从这种情感中摆脱出来。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女人最初营造的气味与温柔中，甚至她的死亡也未能破坏这一切……
重建象牙塔
重建象牙塔
确实存在某种必须普及的知识，且还有某种谁也不能缺少的对信念和个性的培育。每个人显然只有当他本身不是着眼于其特殊职业，而是努力成为一个良好和高尚、受到教育的人和公民时，他才是一个好的手艺人、商人、士兵或经纪人。这种教育不应该是为维持生计和复杂的文明机构的实际功能做准备，而应该是理想主义的类型。
—威廉·冯·洪堡
一
13世纪末的英国小镇牛津笼罩在一种紧张的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