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3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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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这些人多数都是因为利玛窦的关系，而皈依了天主教，利玛窦死了以后，也还是与这些来自西洋的耶稣会传教士们走得非常近，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了。
包括这时身在遵化白冶城，一边监督着白冶城附近各个官办工矿厂运转，一边已经开始构思撰写《天工开物》这部旷世名作的宋应星，听说了从京师陆续传来关于朝廷“驱逐”传教士的各种传言之后，心里也悬了起来。
原本历史上，宋应星在崇祯四年的时候，第五次参加会试失败，时年已经四十五六岁的他，在回到江西奉新老家之后，对科举心灰意冷，断了考进士当官走仕途的想法，开始埋头写作构思已久《天工开物》，最终成为了“中国的阿格里科拉”。
不过这一世，宋应星仕途还算得意，不仅考中进士，而且考中进士之后从事的，还是与自己的兴趣爱好高度契合的事业。
本就对百工之学更感兴趣的宋应星，一头扎进白冶城的各个工厂矿场之中，向云集在白冶城的各行各业的工部工匠们请教技艺，一边详细记录，一边参与改进各种工艺流程。
因此考中进士不仅没有耽误《天工开物》的撰写，而且还很有可能会将成书的时间提前好多年。
正当宋应星还在想着找个机会回到京师，去向那些博学的传教士们请教一些问题的时候，突然听说这些传教士们让锦衣卫“押着”离开了京师，心中当然是十分不解，担心当今皇帝对于百工杂学的重视，会因此发生变化。
不过让他大感放心的是，几天之后，从来往京师与白冶城的工部官员口中又听说，崇祯皇帝在宫中又召见了内阁首辅李国鐠、阁臣徐光启、工部尚书毕懋康，以及吏部尚书成基命，要让工部在通州城附近择地兴建一所专门讲授和研究百工杂学的官学。
这个消息传来之后没过几天，朝廷的正式命令就到了白冶城，其中一个调令还被前来传旨的锦衣卫直接送到了宋应星的手中。
崇祯皇帝下旨，责令工部尚书毕懋康为总办，在通州城外择地兴建“皇明工学院”，并以主持翻译《矿冶全书》的李天经为从四品的祭酒，以工部员外郎宋应星为六品的司业，并以参与翻译了《矿冶全书》的光禄寺八品录事小官杨之华、黄宏宪两个人为七品的左右院丞。
除此之外，崇祯皇帝还让工部尚书毕懋康和吏部尚书成基命一起行文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征召天下精通百工之学者，入京遴选授官。
同时，也以工部、吏部联合行文，面向全天下招收工学院学生，不管你是士农工商哪个阶层，也不管你是军户民户匠户乐户或者其他任何户籍，也不管你是白丁、童生、秀才或者微末小吏，只要愿意来报考，考上之后路费食宿全免，学满三年，毕业即可授官。
第五零七章 税改试点（）
六月以来，紫禁城中波澜不惊地发生了许多事情。
然而，不管是因为广东的民乱而让广东巡抚王尊德免职致仕，还是将龙华民等一帮传教士弄到西北去传教，又或者设立皇明工学院，提高工匠技师地位，让匠户匠籍制度几乎不废而废，都对京师百姓的生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京师的天气依旧炎热，而街市上也依旧繁华。
不过，升斗小民们虽然不关心紫禁城内发生的朝廷大事，但是对于京师左近街市上发生的越来越多的变化，却还是看在眼里的。
天启年间不断上涨的京师粮价，自打换上了当今皇帝即位之后，就很少再那么疯涨过，虽然也曾略有浮动，但是总的来说，一直都是在往下走的。
特别是大量的新型番邦农产品，在京畿之地推广开来之后，大街小巷的贩夫走卒们日子虽然依然过得紧紧巴巴，但是每天吃上一顿饱饭，却已经不再是一种奢望了。
精米白面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当然还是难得一年的奢侈品，只有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那么一回两回。
但是价格低廉的番薯、土豆和玉米这样的粗粮，却已经逐渐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成为了小老百姓秋收冬藏的主要食物。
至于怎么储藏怎么吃，这就不需要皇帝来操心了。
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是首屈一指，也完全不需要皇帝来操心。
而之前作为北方老百姓日常主食的高粱、小米什么的，倒是越来越少见了。
因为之前用来种植高粱、小米的大量山地、坡地、旱地什么的，如今都改种成了更加高产而且更加耐寒耐旱的土豆、番薯和玉米。
京畿之地的卫所改制，也已经顺利完成。
那些原来沦为了都督府及其下属卫所将官的佃户，甚至是农奴的京畿卫所军户们，也都重新拿回了或者重新分到了自己的土地。
所以，自从去年底以来，京畿之地的大量军户们，以及为京师勋贵们耕种土地的佃户贫农们，在拿到了土地之后，立刻就焕发出了巨大的耕作热情。
如今在收获了去岁秋收后种下的一季冬小麦之后，又根据直隶总督和各级官府的告示指导之下，马不停蹄地种上了玉米、土豆和番薯，终于吃饱了饭的京畿百姓，对于未来的生活也难得地充满了希望。
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吃饱了肚子以后，自然不会铤而走险，去造什么反了。
而崇祯皇帝之前交给直隶总督南居益的旨意，更是让直隶总督府辖地内的百姓们，对于种植粮食的热情持续高涨不退。
因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南居益接任直隶总督之后，就让他不动声色地，在直隶总督府的辖地之内暂停了“条鞭之法”。
所谓的“条鞭之法”，也就是张居正著名的“一条鞭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纳粮改为纳银，也就是将本色改为了折色。
在一条鞭法通行之前，百姓种粮纳粮，除了丁税交银子之外，剩下的赋役都是纳粮折粮，老百姓只要种出了粮食，不管粮价怎么样，总还是能交得出东西，还算是有条活路。
可是一条鞭法通行之后，朝廷将田赋和丁税合在一起，一律改为征收银子。
包括各种徭役，以前可以用粮食顶替，现在要想顶役，也需要交银子给官府，让官府雇人顶役。
这么一来，朝廷征收夏秋两税的时候，一律改收银子。
论方便，那的确是方便了很多，不光是方便了工商业的发展，不再把人捆绑在土地上了，同时简化了收税的过程和环节，也让朝廷的税银收入，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大增了许多，户部太仓的存银数量大涨。
可是，一条鞭法实行之后，那些老老实实种地特别是种粮食的老百姓们，可就倒了大霉了。
明末的时候，商业发展迅速，银子本来就日益短缺，加上夏秋两季农民纳税的时候，粮食集中上市，价格也高不起来，换不了多少现银。
但是官府的田赋丁税徭役又一律折银收取，老实种地的老百姓们必须卖掉粮食换银子才能如期缴纳税银，这样一来，农民们的生活也就变得更加困苦了。
更可恶的是，一条鞭法推行开来之后，百姓上交税银的火耗问题，随即“明目张胆”“理直气壮”地泛滥开来。
地方官吏开始打着征收火耗的名义不断加收多收，很多地方农民上交的火耗银，都要超过田赋丁税合计的税银本身了。
久而久之，原本作为粮食主产地的江南地区，种地的农民们也都开始改种桑、麻、棉、茶、药等经济作物，因为这个东西，比单纯种植粮食值钱。
因此，一条鞭法通行几十年之后，不仅大明朝的银荒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同时还又出现了愈演愈烈也更加危险的粮荒问题。
所以说到底，明末的粮荒问题，固然有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官绅阶层却又不纳税的问题，但是与一条鞭法通行之下，农民们种植粮食的愿望下降，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明末的银荒是相对的话，那么明末的粮荒就是绝对的了。
银荒的问题，还可以通过铸造含银八成甚至七成的崇祯银元，来逐渐缓解。
但是粮荒的问题，若是不能从税制这个根本上来解决，那么就会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光是依靠从南洋购买粮食或者推广高产作物，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所以，要解决明末粮荒的问题，不仅需要让军队打下更多的土地，分给大明朝没有土地的流民耕种，需要进一步推广高产的农作物，让粮食的产量有所提高，而且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从税制的根子上想办法。
而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把这个道理讲给了直隶总督南居益之后，很快就取得了南居益的支持。
事实上，对于北方这些地主阶层出身的传统士大夫们来说，朝廷将田赋改为征收银子，对他们本身来说也是不利的。
毕竟只要拥有土地，粮食只要种了就能有，要多少有多少，可是银子就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了。
因为银子更多地掌握在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而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手中。
在依靠耕读传家的传统士大夫眼里，原来的四民之末，商人阶层，正是一条鞭法最大的受益者。
这也是当初张居正在全天下奋力推行一条鞭法，却遭到普遍反对的原因之一。
崇祯皇帝让南居益在北直隶推行的税收改制，很简单，就是打着体恤生民辛苦的名义免除丁税，只收田赋，而且百姓的田赋，也是一切都拿粮食来说话。
不管是整个北直隶陆续安置屯垦的百万流民也好，还是卫所改制之后重新获得土地的军户也好，又或者是勋贵豪门、官绅世家也好，从崇祯二年夏秋两税征收的时候起，北直隶各个府县一律免除丁银，田赋也由原来的纳银改为纳粮。
具体到每一亩地，到底是征收五斗还是征收一石，当然用不着崇祯皇帝自己来头疼，这个问题自然是交给南居益及其直隶总督府根据如今北直隶的亩产去计算征收的标准了。
但是崇祯皇帝却给他明确了一个大的原则，那就是但凡种植番薯、土豆、玉米这些新型农作物的，一律十税一，而但凡是种植稻米、小麦、高粱和小米这些传统的农作物，则一概都是十税二。
这就等于是变相地鼓励北直隶各府县的老百姓们去种植更加高产的粗粮了。
大明朝对于宗室庄田，对于公侯伯勋贵世家以及各级官员士绅们，都有减免田赋税银的优惠额度，崇祯皇帝让南居益在北直隶的试验，当然没有触碰这个东西。
不过京畿之地的宗室庄田，如今已经不存在了，而去岁在京师大杀一批勋贵世家之后，京师勋贵们的庄田数量不仅大为减少，而且大多数都开始转向工商业了，不管是交税银还是交粮食，在如今的京营和近卫军的虎视眈眈之下，也没有谁敢于站出来反对。
也因此，六月以来，北直隶各州府的夏税征收非常顺利，分到了土地的老百姓们，手里虽然仍然没有什么银子，但是收获的粮食可是不少。
如今北直隶各级府库仓储直接征收粮食，而不是收银子，老百姓们再也不需要在夏秋两季粮食收获的季节，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