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2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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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朝鲜国的士林子弟这么热烈地欢迎自己和崇尚儒学，那么他作为有志于“为往圣继绝学”的圣门弟子，自然有责任将儒学在朝鲜发扬光大，教授给朝鲜士林以华夏正统儒学，提升朝鲜国儒林弟子的儒学水平，纠正他们在孔孟之道上的偏颇和错误。
可以想见，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四月中旬的时候，接到来自朝鲜的这份奏报，内心之中该是有多么的意外和高兴了！
崇祯皇帝对于像钱谦益这样的东林领袖，并没有太多戒心，这样的人不过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和变色龙而已，充其量也只能算得上是比较有成就的文人罢了，本身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才干和能力。
而张溥这样的人却不十分同。
历史上，张溥没有考中崇祯元年恩科的进士，但却一直以举人的身份活跃在江南士林之中，先是与一批不得志的东林弟子参与组织了应社，后来到北京参加会试，没有考上进士，但是却在南应社的基础上，在京师广泛联络其他的落选举人，又发起组织了一个北应社。
到了崇祯二年的时候，张溥又回到苏州，联络南应社同道孙淳、杨彝等人，然后再次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天下各地名士一起到苏州聚会，这一次应邀前来的天下儒林名士共有七百余人。
这些士林名流在张溥组织下，于苏州宣誓建立了一个士林联盟，并将之命名为复社。
复社成立之后，张溥又多方奔走筹集复社资金，然后组织会议，出版文集，宣传政治主张，把整个江南的舆论逐渐地掌握在了复社的手中。
钱谦益等“四钱”虽说是后期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大佬，而其在民间的各种活动，主要就是有张溥、孙淳、周钟、杨彝、陈子龙等人主持的复社在协调组织。
可以想象的到，要是不把这个张溥给弄走，这个人会在整肃东林党的过程中发挥出怎样的负面作用。
这一点也正是崇祯皇帝在动手收拾钱谦益、惠世扬等人之前，将张溥支开，让他跟着姜曰广等人前往朝鲜传旨的原因。
现在正好，不管到底处于什么考虑，张溥自请留在朝鲜，在朝鲜建书院，开讲坛，传播正统儒家学说，这都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乐见其成的大好事。
所以，在接到了姜曰广从朝鲜汉京发回来的奏报之后，崇祯皇帝很快下旨让内阁、礼部和理藩院会商大明向外藩属国派遣常驻使节的问题，并决心从朝鲜国率先开始。
然后，就在山西剿贼前线的军报送到北京之前的那一天，一队锦衣卫人员，带着给姜曰广、张溥、李信和朝鲜国主李倧的旨意，以及几个装满了四书五经、朱子大全之类儒学经典的大箱，从北京离开，经天津，前往东江镇和朝鲜而去。
崇祯皇帝在给张溥的旨意之中，不仅任命他为大明朝廷常驻朝鲜国的钦命使节，而且同意了他的请求，允许他在朝鲜国筹建书院，招收弟子，传播和广大正统儒学。
特别是，崇祯皇帝还特意提醒他，允许他从江南士林之中，招募自愿前往朝鲜讲学传道的儒林名师，为朝鲜的儒家子弟授业解惑。
对崇祯皇帝来说，他巴不得这些人赶紧都滚去朝鲜呢。
这一时空之中，由于张溥中了进士，而且由于这一科进士的扩招，使得张溥没有参与发起并组织北应社，所以应社的活动还是局限在南直隶，特别是应天府范围内。
没有了历史上的北应社，自然也就没有了原本历史上的那个由南北两京举人士子之中的士林名流，共同组织而成的所谓复社了。
这一点，也让崇祯皇帝感到放心了不少。
因为历史上复社的组织形式，虽然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近代政党组织，但是看起来也十分的可怕。
在张溥的策划之下，一群来自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应东林党几个大佬的呼吁，到苏州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共同推举领袖，然后在张溥等人发向全国的公告之上联合签名，表达自己的学术和政治主张，这看起来像什么？
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诗会或者地方文社了，这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形式了，一旦让他们真的发展起来，推广开来，这比传统意义上的党争可是要厉害的多了！
万幸的是，这个时空之中，因为张溥被崇祯皇帝钦点为崇祯元年恩科的探花，一下子有了一种志得意满、一步登天的感觉，又被安排在翰林院天天誊写校订熹宗皇帝实录，所以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根本没有那些时间、精力和兴趣，去组织一帮子落第的举人搞什么结社。
所以，这一时空之中，在复社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北应社，没有出现，而随之发生的改变则是，复社也没有出现。
第三九六章 大明使者（）
正当崇祯皇帝在大明的京师忙着应付各地此起彼伏的乱象，忙着安排剿灭流贼以及防备建虏事务的同一时期，姜曰广、李信和张溥这三个被崇祯皇帝派往朝鲜国传旨换约的大明天使也并没有闲着。
且说姜曰广、李信和张溥三人，年都还没有过完，就被崇祯皇帝一道旨意，给派往朝鲜去了。
大年初七，三人陛辞之后的第二天，就在着急忙慌、急着回国的朝鲜使者金尚容、李廷龟等人的催促下启程出发了。
一行人分坐理藩院的数辆四轮马车，带着大明与朝鲜国的领土分界条约，以及朝廷给东江镇将帅和朝鲜国主李倧的旨意，在锦衣卫副千户乔启泰的护送之下，从京师赶往天津，在天津停留了三天之后，从天津换乘五艘水师战船，然后向着东江镇的皮岛方向，一路扬帆渡海东去。
其时还是正月，来自塞北蒙古高原上的寒风劲吹，对于出海前往朝鲜方向的人们来说，此时正是一个“风正好扬帆”的大好时机，劲吹的西北风，能够让东去的海船始终保持着一个难得的高速。
原本十天乃至半个月才能抵达皮岛的海上航程，这一次只用了七八天的时间。
期间若不是因为在旅顺口停靠上岸补给淡水，那么时间还会再缩短上两天的行程。
姜曰广出使过朝鲜，去和回，往返两趟，走的全都是海路，所以对海上的风景已经习惯适应了。
然而从来没有过乘船出海经历的李信和张溥，自然感觉新奇无比，对海上所见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一路上追着如今的天津水师副将黄龙问东问西。
此时四十刚出头的黄龙，原本是登莱巡抚麾下镇守旅顺口的海防参将，张存仁由天津水师副总兵的任上调任浙江总兵之后，黄龙就被钦命提拔到了天津副总兵专管天津水师的职位之上，其旅顺口参将的位置，则由从讲武堂毕业回来的游击李惟鸾接任。
在原本的历史上，毛文龙在崇祯二年的七月二十四日被袁崇焕诱杀于旅顺口附近的双岛，毛文龙被杀的消息传回皮岛之后，东江镇随即陷入动荡之中，朝廷无奈之下接受了袁崇焕的安排，任命陈继盛和刘氏兄弟分领东江镇左右协。
但是没过多久，刘兴祚在辽东半岛之上战死，因为没有找到尸体，陈继盛在给朝廷的奏报之上就报了个不知所踪，结果朝廷之上许多言官开始凭空猜测，说刘兴祚又叛逃回了建虏后金国，因此朝廷也就没有对刘兴祚的死进行封赏。
刘兴治与陈继盛为了争夺东江镇总兵的位置，本来就生出嫌隙，等到朝廷里的风言风语传到东江镇之后，他就对陈继盛和朝廷的处置更加不满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发动突袭，杀死了陈继盛以及陈继盛的一干心腹部将，东江镇随即陷入了大乱。
陈继盛被杀的消息传到朝廷之上以后，崇祯皇帝很快就任命了新的东江镇总兵，前往镇压东江镇的叛乱，而这个新的总兵就是黄龙。
崇祯二年冬，黄龙临危受命，带着部分心腹随从，很快就到了皮岛上任，到了皮岛之后，迅速收拢陈继盛麾下部众，联络了沈世奎、曲承恩等人，迅速稳定了皮岛的局势，但在招抚刘兴治的时候，被刘兴治以商议受抚为名骗入营中，结果落到了刘兴治的手中。
刘兴治想当东江镇的总兵而当不上，所以对意图收掉其兵权的新任总兵黄龙非常敌视，各种酷刑虐待，甚至将黄龙的鼻子、耳朵全数割掉，送给沈世奎、曲承恩等人作为警告。
按理说，别说一个总兵官了，就是一个普通人，敌人将你的鼻子耳朵都割下了，你肯定是要跟这个敌人拼命的，但是黄龙没有，他先是服软了，答应代为上奏朝廷，请刘兴治出任总兵，刘兴治虽然继续扣着他不放，但却没有杀他。
然而没过多久，黄龙居然说动刘兴治的一个麾下投靠了自己，然后逃出了刘氏兄弟控制着的广鹿岛，回到皮岛之后，迅速召集起了一支军队，回过头来攻上了，将刘兴治及其麾下心腹抓住处死，从平了东江镇之乱。
不过经此大乱之后，东江镇的力量大为削弱，不但失去了对后金的牵制作用，同时也彻底失去了朝廷的信任，粮草军资补给什么的也是一再减少。
到了崇祯四年的时候，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在登州发动叛乱，失败以后带着大量部众、辎重、人口渡海逃往后金。
黄龙在这个时候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旅顺外海拦截这几人的庞大船队，一番激战之下，将登莱之乱的罪魁祸首李九成以及他的儿子，以及孔有德和耿仲明的家人，几乎全数抓获斩首，同时也将孔有德、耿仲明裹挟渡海的大量登莱百姓解救了出来。
然而遗憾的是，黄龙虽然意志坚强、忠心耿耿，但是当时东江镇的力量已经非常羸弱了，虽然拼死阻击，但最终还是没有把孔有德、耿仲明拦下两个人的船队全数拦下，结果，让这两个人带着登莱的大量火器部队和铸炮工匠技师逃到了后金的那一边，而黄龙本人也在这一次大海战之中战死。
这就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看到黄龙这个名字之后能够回想起来的全部记忆了。
其中细节当然会有错漏之处，但是总体上不会偏移，特别是黄龙这个人在几次关键时刻的表现，尤为难能可贵。
这样的人，若是有机会提拔重用，崇祯皇帝当然不会有什么吝啬的了。
不过，这一世接获朝廷任命的黄龙本人，当然并不知道这背后的复杂原因，除了与历史上一样感激皇帝的信重之外，很快就在崇祯元年的十二月，欢天喜地地到天津水师衙门上任去了。
如今的崇祯皇帝虽然拥有一个来自后世的灵魂，但是说到底，这二个灵魂的主人，在后世也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没有什么超常的知识储备，也没有什么雄才大略，他所能依靠的，只有他在后世了解到的一些粗浅的历史知识。
而且这些本就不很系统的历史知识，也正在随着来他到明朝的时间变长，而逐渐褪色，逐渐消失在脑海的深处。
崇祯元年正月十四日，姜曰广等人在黄龙率领的水师护送之下，途径旅顺口，然后在旅顺口外的海港停靠上岸，算是过了个正月十五。
期间，几人还在李信的强烈建议下，登山观海，勘察形势，对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地形算是有了初步的了解，也因此对旅顺口战略位置之重要有了一个切身的体会。
在旅顺口参将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