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之帝国再起-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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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大量的肥料和动力，从而保证作物的丰收，使得西方的农牧业能得以协调发展。
其实阻碍中国农牧轮作的并不是什么地理问题，就气候而言，中国更适合农牧轮作。南美洲的墨西哥够南边了吧，他们一样农牧轮作。所以在刘宏看来阻碍中国实行农牧轮作的便是秦汉一统后逐渐形成的小农经济观念，不过作为以豪强和庄园经济为主的帝国来说，此时这个问题还不严重，五胡乱华以后，中国才彻底转变成了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体制。
当然刘宏推行马耕和庄园制的农牧轮作经济，也不单单只是为了粮食，这同时关系到帝国的马政，因为不管怎么说农业用马至少也能部分弥补马匹不足，有马和没马是两个不同概念。在农牧轮作国家都能培育出优良的军马和马种。另外以宋朝为例，一年两熟的水稻开始大规模推广，但是事实上，其亩产量在三四年后便极快衰退，而这个就是缺乏轮作导致地力消耗太甚。轮作的话，豆科和牧草不但可以作为饲喂牲畜的草料，也可以肥田，同时牲畜粪便也一样可以肥
而农牧轮作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吃肉乳制品更多，使得国民身体素质更好。另外吃肉的同时也是会节省粮食的。在没有肉吃时，一顿饭即使吃上一斤，也不会觉得怎么饱，而吃肉食后，明显少吃很多粮食，一顿饭四两足够了。
只不过农牧轮作不能是中国式的小农作业，而是庄园式的农牧轮作，只有这样对牲畜改良培育才有好处。就刘宏所知而言，后世的西藏就是一个例子，59前都是庄园，牦牛质量很好，也没有退化的现象，可分地分畜后，牦牛素质急剧蜕化，到后来不得不引进野牦牛来进行改良。其实这就是小农经济体制的恶果。北宋时期，虽然经济高度发达，可马匹中合格军马不多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小农农业对牲畜培育是极为不利的。而实行庄园农业的话，则更加专业化，牲畜种畜交流比小农更有效率。
马政不管怎么实行，都离不开农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技术调整，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古代中国农业结构不足于支持大规模饲养马匹，这个是农业结构的恶果。农牧轮作、重钉马蹄铁和新式扼腕、庄园牲畜培育等等，没有一系列变革，只能在小农走向工业革命的门口徘徊。农牧轮作、重钉马蹄铁和新式扼腕都是中国的发明，可是最后却在西方开出鲜艳的花朵。
而所谓的工业革命，究其根本还是在从土地上解脱大批劳动力后才会萌芽进而发生，至于某些技术的推动只不过起到了加速作用而已，工业革命发生于西欧，便是因为西欧国家能够从东欧甚至中欧地区购买粮食，从而发展工商业，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大一统的帝国周边都是些不毛之地，所以要想发生工业革命，首先就要解决粮食问题。
而刘宏正拥有着推行庄园农业最好的条件，因为现在整个帝国的豪强阶层全都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庄园主，正适合推行专业化的庄园农业，刘宏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侵犯这些豪强庄园主的根本利益，土地兼并这个问题可以从多种角度去看待，而刘宏恰恰就不认为打豪强分田地就能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他要做得应该是争取整个豪强阶层的支持，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改变，从而加速整个帝国的蜕变，至于那些不愿意合作的豪强才是清除的对象。
所以在将流民迁徙到尚未开发的南北两端，缓解了土地兼并的矛盾以后，刘宏并没有使用后世的均田制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控制土地兼并的速度，并且限制那些不合法的土地兼并，因为对他来说，土地兼并所产生的庄园地主是他对帝国的农业和经济结构做出调整的基础。
利用军队以强硬手段来对抗整个地主阶级成功，刘宏可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本事，事实上支撑起这个帝国的恰恰是以豪强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至少现阶段绝对是，刘宏能做的也就是引导和利诱，同时外加武力震慑，而现在一切就在按照他计划那样发展着。
第一批参观皇家庄园的豪强全都是各地的头面人物，因此才有司马防这位天子身边的近臣陪同，当三天的参观结束后，这些豪强们都是学会了不少新词，虽然他们不太明白那些什么新方法和技术，可是他们知道的是，如果自己的庄园按照皇家庄园的农牧轮作方式，无疑会获得更大的利益。
当第一批的豪强们回到雒阳后，在皇家庄园里的见闻自然成了他们炫耀的谈资，然后刘宏适时下达了开放皇家庄园的命令，只不过那些其余的众多豪强自然不会有司马防这种级别的帝国官僚全程陪同，取而代之的是太学里专攻农业的太学生和皇家庄园里的人员，整个四月，云集帝国的豪强们全都去了一趟皇家庄园，见识了真正专业的农牧生产方式。而被刘宏操纵的帝国舆论则开始将农业炮制成了炙手可热的话题，借着报纸，几乎整个雒阳的人都在讨论皇家庄园里的农业生产方式，然后一个月里蔓延到了整个帝国，只要是驿站所能到达的地方，当地的豪强地主和知识分子也都讨论起了这个话题。
一百三十一。刘宏的野心
整个四月，雒阳城的人都在讨论着帝国的农业问题，上至公卿，下至百姓，就连那些识字的女子妇人也通过报纸在家中和丈夫兄弟子侄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改变一个帝国，往往是从人们最不经意的地方开始，对于帝国的官僚们来说，自从报纸这种宣传载体开始风行以后，曾经被他们认为属于庙堂和才智之士的政治居然就那样走近了寻常百姓，而天子每逢有重要的政务决定或是法令律例修改除了正式的公文和诏书以外，也通过报纸向百姓征询意见，同时借着报纸倾听民间的声音，以作为施政的参考。
现在南宫官署里的帝国官僚们都会提前小半个时辰前往，利用这段时间看完大汉和帝国这两份报纸，尤其是两份报纸里开辟的关于民间情况的特别板块。
而对于地方官吏来说，从雒阳报社来的那些什么访员是相当麻烦的一群人，他们虽然不隶属帝国的监察机构，可是却比那些御史更加难对付，因为这些人完全是在本地住下来，专门负责采集风土人情和记录一切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然后大约每隔一个月便发回雒阳，以供自己所属的报社选用。
最让某些地方官吏们忌惮的是，目前雒阳有能力向各地派遣访员的报社全都是属于天子的报社，虽然那些访员没有官职在身。可是却让他们寝食难安，要知道这些人比那些御史更无孔不入。而且喜欢行走于市井街道或是乡村民间，不管什么道听途说地消息只要他们感兴趣，就会进行查证，到目前为止中原不少地方有官吏和豪强便在他们手上栽了跟头。
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这是帝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尤其是郡县以下地乡里亭村等地方上豪强横行和官吏不法的事情最多，但是帝国很难将监察力量延伸到那么具体。就算是刘宏整顿吏治，也只是主抓郡县级别的官僚，然后让他们负责地方上吏治澄清，虽然说这几年吏治比起以前要好得多，可是对刘宏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但是增加御史数目。会对帝国财政造成重压，而报纸则是这个时代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一道监察体系，首先那些报社的访员并不属于官僚系统，不会给财政造成负担，而且为了获取名利，他们对于揭露地方上不法的事情只会比御史更加起劲。
作为曾经地历史学者，对于宋朝的冗官状况。刘宏自然也是了然于胸，自从隋朝创建科举制度，到宋朝完全成熟。原本自魏晋时代开始主掌中国政治长达六百余年的门阀政治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科举制度固然让中国政治走向了真正的文人官僚体系，让皇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稳固，可是也带来了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那就是官僚体系的膨胀，自唐朝开始，人们谈及王朝地衰败总会提到土地兼并，可是土地兼并真正对帝国造成危害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者都是拥有免税特权的官僚，土地被兼并本来未必是件坏事。可是被兼并的土地不用再交税赋就是损害帝国根基的大害。
从唐朝开始。科举制度使得拥有官员资格的人数飞快地增长，可是却没有相应的实际官职授予。最后只能导致帝国平白无故地养了一群拥有闲散官职地官员，或许他们的官俸不高，可是他们拥有免税的特权，当越来越多地土地不用交税，王朝就只能提高税率来应付财政危机，于是大批自耕农不可避免的破产，托庇于官僚地主名下逃税，形成恶性循环。以宋朝为例，其优待读书人的政策导致了科举泛滥，最后国家养活了巨大的闲散官职人员，他们消耗着帝国巨大的财富，而刘宏曾经所处的时代也一样，国家同样拥有庞大而且冗沉的官僚和公务员系统，只不过前者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世界近百分之八十，而后者则处于新时代，巨大的生产力技术进步足以支撑这一体系。
对于刘宏来说，他并不认为庞大地官僚系统就是错，如果宋朝拥有后世地制度和政府体系用来参考，那么那些冗官就可以利用起来，而不是单纯养一群寄生虫。
当然摆在刘宏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普及科举制度以前，必须改变儒家传统里那种官本位地陋习，以他曾经所处的时代而言，中国无疑处在了时间长河中纵向比较的最高峰，可是一旦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中国却远不如过去的王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和所占的经济总量，而究其根本，就是官本位哲学带给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所以在那个时代，成为公务员和官僚才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没有多少人会说我想成为科学家，我想成为技术人员，虽然这或许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总是会有人去成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可是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实在太小，而对刘宏而言在那样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科技才是强国的根本，钱并不是万能的，至少买不到对手的核心技术，只有自力更生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他执掌财阀时，从来不屑去和外国企业合作，因为那无异于与虎谋皮，他看过太多的同行载到在合资合作的陷阱里。
权力意识，这是一剂腐蚀人心的毒药，刘宏太了解那种官本位哲学风气盛行的可怕之处，中国人长于内斗，便可以说是因为这样而来。当一个国家上下，人人都想着做官，又有谁会去重视科技和民生，最后都沉溺于勾心斗角和阴谋中去了。
在刘宏眼中，权力并不等于实力，打个比方来说，你可以命令别人去做某件事，这是权力，而能做成那件事则是实力，如果没有实力，即使你有再大的权力也没用，而刘宏要培养的正是整个帝国人民的实力意识，为此他制定了整个一揽子的计划，诸如改变学术风气，提倡科技等等只是前期的准备而已。
而加强对官僚的监督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刘宏并不反对官僚拥有特权，如果官僚没有特权以及带来的好处，谁愿意做官，毕竟道德高尚和才能出众并重的人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做官也只是奔着利禄而来，但是他们不能滥用特权，而整个社会的风气也不能变得只以做官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标准，隋唐开始的科举制，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