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第8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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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宣机无话可说，李风云既然决心已下，他也不再劝说。
“还有什么条件？”裴宣机问道。
第九百七十四章 内外夹攻
正月二十三，河北高阳宫。
圣主接到裴世矩急奏，经过与安东方面的多番商讨，双方终于就军政财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一致，其中在最核心的军权上，安东愿意遵从圣主和中枢的命令，但前提是，安东汉虏大军的最高统帅只能是李平原。
招抚安东的关键就是军权的再分配，而军权再分配的关键就是军事决策权和统兵权的归属。圣主和中枢肯定要牢牢把控安东的军事决策权，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若想让安东忠实执行高层决策，还必须拿下安东大军的统兵权，即便不能全部拿下，也要想方设法安插亲信以达到钳制和掣肘之目的。
然而，在统兵权上，安东绝无可能让步，这是后期谈判最艰难的地方，所以圣主和中枢派出了裴世矩，而裴世矩亦不负众望，在最短时间内就把这个最难问题解决了。
只是，裴世矩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大大出乎圣主和中枢的预料，让圣主和他的一帮亲信重臣们不但看到了扑面而来的危机，亦对安东的未来不再乐观。
裴世矩之所以迅速而顺利达成目标，根本原因就在“李平原”，而由此也坐实了“李平原就是秘兵刀，秘兵刀就是白发贼”的传言，如此一来“李平原”就成了套在裴世矩脖子上的“政治绞索”。当然，裴世矩既然敢于把“绞索”套上，肯定留有后手，肯定有各种办法证明秘兵刀不是白发贼，但问题是，“绞索”已经套上了，对手随时可以置其于死地了，秘兵刀是不是白发贼还重要吗？
裴世矩为什么要行险一搏，置自己于死地？这不符合裴世矩的利益，而以裴世矩的行事风格来说，他也不做无利可图的事。
由此推断，如果此事有利可图，利从何来？裴世矩从其看到了什么利益？
当前中外大势下，与裴世矩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只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南北战争。裴世矩主掌中土外交事务，而中土外交战略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南北战争的胜负，如果中土输掉了这场战争，裴世矩不仅要承担外交战略错误或者战略执行不力的重大责任，还将面对由此所带来的一切恶果，如果统一大业因此走向崩溃，中土甚至因此再次陷入分裂和战乱，裴世矩万死莫赎其罪，所以，裴世矩不惜代价也要确保南北战争的胜利，为此无所不用其极。
这一推论是成立的，而圣主和虞世基、萧瑀、宇文述、来护儿、赵才等重臣也因此对裴世矩的西行成果甚感悲观，对南北战争愈发担忧。
君臣本来就对西突厥的承诺不抱太大希望。如果西突厥信守承诺，去年西疆危机也就不会爆发，吐谷浑也就难以复国，西域诸国也就不会倒戈而去，刚刚开拓数年的西疆五个边郡也就不会得而复失，但是，考虑到中土与大漠开战对西突厥有利，考虑到大漠有重建大突厥汗国之雄心，对西突厥的威胁要远远大于中土，所以中土对西突厥还抱有一丝希望，认为西突厥即便不会兑现承诺与中土左右夹攻大漠，最起码也会虚张声势帮忙牵制一下大漠。
然而，从目前裴世矩不惜行险一搏，不惜赔上自己的政治生命，竭尽全力拉拢安东的举措来看，他嘴上说此次西行大有成果，实际上心里已经绝了对西突厥的念想，也就是说，他对南北战争的预测可能经改变了，不再是中土联合西突厥主动攻击大漠，而是东、西两部突厥联手夹击中土，如此中土将丧失战争的主动权，不得不被动迎战。
由此推断，南北战争的爆发时间就不是由中土决定，而是由突厥人决定了。如果突厥人主动发起南北战争，那战争爆发时间就快了。中土已经东征两年，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军队疲惫，再加上国内局势日益恶化，危机重重，中土深陷内忧外患之中，正是突厥人乘火打劫、落井下石、南下入侵的最好时机。
圣主很愤懑，对政敌的愤怒尤大于对突厥人的仇恨，如果两京和平相处，一致对外，局面何至如此困顿？看到几位重臣凝神沉思，一言不发，圣主心中愈发烦躁，忍不住手指裴世矩的奏章，开口问道，“诸卿对此有何异议？”
赵才心切，首先回道，“圣上，军权是招抚核心，我们唯有掌控军权，才能镇制安东，才能牢牢把安东控制在手，否则，安东就处于失控之中，就是一个重大祸患，而这一祸患并不会因为李平原统领安东大军就有所缓减，相反，会愈演愈烈，以致于演变为事实上的藩镇割据。”
赵才尚未说完，圣主的脸色就难看了，怒不可遏。
这是内外夹击啊，外有北虏和政敌咄咄逼人，内有心腹重臣怯弱推诿，岂有此理！亲信大臣用来干什么的？就是关键时刻勇于为自己分忧解难，冲锋陷阵，敢于为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而不是缩着脑袋躲在自己的羽翼下，让自己冲在最前面为他们遮风挡雨。赵才的确忠诚，为人也很刚正，但缺点也在如此，不知变通，不能便宜行事，更不会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结果一张嘴就把圣主逼到了旮旯里，进退两难。
裴世矩在急奏中已经表明了立场，把李平原推到“前台”，李平原是官方的人，由李平原统领安东大军，名义上就是圣主和中枢控制了安东军权，完全顾全了圣主和中枢的脸面，而由此所带来的全部责任和一切后果，他裴世矩一力承当，如果出了意外，损害到了国祚、圣主和中枢的利益，唯他裴世矩是问。
裴世矩的这个态度让圣主非常满意，中土和皇帝利益至上，勇于承担，这是裴世矩连遭先帝崩亡和榆林风暴两次打击后，依旧能够赢得圣主信任和重用的根本原因所在。君臣的政治理念可以不一样，治国方略可以有冲突，但中土至上、皇帝至上的根本利益要一致，只要一心为了中土谋利益，为了皇帝可以舍身赴死粉身碎骨，这样的臣子就可以重用。
此次西行，裴世矩拎着脑袋远赴西域，圆满完成任务，圣主脸上有光彩；此次赶赴安东，裴世矩又不负众望，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李平原作担保，完成了对安东的最后招抚，为圣主顺利进行第三次东征铺平了道路，而这样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勇于担当的臣子，才是真正为圣主分忧解难，但是，内部斗争无处不在，裴世矩因为政治理念的原因，始终不能融入以圣主为首的改革派的核心圈子，理所当然成为改革派遏制和打击的对象。
这次裴世矩到了安东后力推“李平原”，等于公开承认“秘兵刀就是白发贼”，但之前因为突厥人散布“秘兵刀就是白发贼”的谣言以实施离间计，迫使圣主和中枢不得不公开否认这一谣言，********裴世矩，确保中枢核心决策层的团结，结果拱手送给裴世矩一个为李平原“洗白”的机会。现在除非圣主和中枢有确切的、公开的证据证明白发贼就是秘兵刀，否则就只能哑巴吃黄连，接受李平原复出之现实。
当然，圣主和改革派为了推倒裴世矩，也可以制造“白发贼就是秘兵刀”的证据，但如此一来，圣主和中枢就是自己否决自己，自己打自己的脸，会严重损害威权，所以不到迫不得已，圣主和改革派也不会与裴世矩翻脸成仇、鱼死网破。
而裴世矩的这一“投机取巧”之举，于公来说是迅速完成对安东的招抚，确立中土在南北对峙中的优势，但于私来说，李平原和安东这股新兴力量的出现，必然会进一步加强裴世矩的实力。也就是说，在裴世矩的蓄意庇护下，圣主和中枢试图借助第三次东征来削弱甚至铲除安东力量的想法，十有**要泡汤，而这正是赵才所不能接受的事，所以他公开反对。
但是，圣主的看法却截然不同。
圣主要赢得东征的最后胜利，要赢得南北大战，而目前内忧外患的困境下，他只能竭尽所能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虽然之前他的确想削弱甚至铲除安东这股新兴力量，但因为裴世矩以政治生命为李平原做担保，他就不得不权衡得失，相比起来，东征最后胜利和南北大战胜利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肯定要远远大于李平原这个祸患，于是圣主决定接受李平原复出的事实。他的确不相信李平原，但他相信裴世矩，这就足够了。
可惜，他相信裴世矩，不代表他身边的亲信重臣也相信裴世矩。
萧瑀紧随赵才之后，也提出了质疑，“圣上，把安东大军的统兵权授予李平原，原则上可以，但问题是，李平原是不是白发贼？如果李平原当真就是白发贼呢？当然，我们不能胡乱猜测，我们就事论事，李平原统领安东大军，是否就能绝对控制白发贼？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李平原只是一个傀儡，闻喜公所能施加的影响也非常有限，那么，我们拿什么保证安东大军绝对遵从圣上和中枢的命令？还有更严重的，齐王与白发贼之间有没有主从关系？如果白发贼支持齐王，安东大军接受齐王的指挥，那么未来我们所要面对的就不是藩镇割据，而是……”
萧瑀欲言又止，但意思很明确，而他的这一质疑正中圣主“要害”，让圣主忍不住怒火中烧，面如寒霜，脸色已经不是难看，而是铁青了。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直接、公开质疑齐王暗中勾结叛贼。这个性质太严重了，如果坐实，有证据证明齐王与白发贼、李子雄等叛贼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齐王的政治生命就彻底玩完，父子势必反目成仇，而这场政治风暴势必把李浑、董纯等军功贵族席卷一空，一旦陇西成纪李氏因此满门覆灭，必然震动整个关陇贵族集团，西京和东都的血腥厮杀必将公开化、白热化，而两京的彻底决裂将动摇国祚基础，国祚濒临崩溃，中土极有可能就此陷入分裂和战乱，而圣主和以改革派为主要力量的中枢若想在这种困境下力挽狂澜，难如登天。
这时，虞世基也开口了，“再加一把火”，“圣上，我们注意到，在闻喜公的这份急奏中，他考虑到大漠对安东有积极反攻之可能，考虑到安东主力大军远征高句丽期间安东防守薄弱，建议全力加强幽燕一线的长城镇戍，而怀荒边镇尤其重要，不可忽略和懈怠，更不可从幽燕一线再调兵力参加第三次东征。”
虞世基看看几位重臣，又望向圣主，不动声色地质疑道，“闻喜公为何有此建议？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暗示圣上，齐王还要坐镇怀荒，还要继续巡边，不能率军远征高句丽？如果当真如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突厥人不顾一切反攻安东，安东佯装不敌，兵败如山倒，蜂拥撤进长城，这时齐王乘着圣上御驾亲征高句丽之际，联手安东，横扫幽燕，断绝圣上和远征军的退路，则大事去矣。”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虞世基的质疑比萧瑀的怀疑更厉害，不但怀疑齐王与白发贼沆瀣一气，还怀疑裴世矩暗中操纵，摆明了就要一网打尽。
关键时刻，宇文述毫不客气地“补了一刀”，“安东虽然承诺参加第三次东征，但谁敢保证安东会信守承诺，尽遣主力远征？如果安东阳奉阴违，拿羸弱之士冒充主力，东胡诸种的控弦之士亦以各种借口延误不去，幽燕必然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