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第7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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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李风云提出建议，仿效汉代西域都护府建制，在安州和东北设立安东都护府，主掌边疆地方军政，负责抚慰诸藩，辑宁外寇。

　　　　依汉制，都护府是边疆地区的特别军政机构，统领诸藩，卫戍疆土，责任重，权力大，但这个权力必须制约，一旦失控，必然割据自立，而李风云紧紧抓住自治权不放，实际上就是变相要求藩镇割据。

　　　　为此，李风云还特意提出了品秩要求。安东都护府设大都护一人，左右都护两人，而大都护的品秩要从二品，相当于尚书左右仆射都护的品秩要正三品，相当于卫府大将军或六部尚书。李风云当仁不让，要出任安东大都护，而李子雄和阿史那咄尔则分别出任安东左右都护，坚决把持边疆军政大权。

　　　　为了便于驾驭诸藩，李风云又建议，在原安州的索头水两岸地区，设立安州总管府，主掌安州军政在松山以北、马盂山以东地区设立松山都督府，主掌奚族地区军政在托纥臣水以东、弱洛水中下游两岸设立饶乐都督府，主掌契丹族地区军政在弱洛水中上游以北的黑河、狼河流域设立松漠都督府，主掌霫族地区军政。

　　　　安州总管府、松山都督府、饶乐都督府和松漠都督府均隶属于安东都护府，受安东都护府节制，而其中除安州总管由汉姓官员出任外，其余三个都督府的都督分别由奚族、契丹、霫族实力最强、权威最大的部落酋帅出任，以充分体现诸种自治之原则。

　　　　这个要价太高，且与中土改革派所坚持的中央集权背道而驰，圣主和中枢不会同意，更不会默许纵容以致改革倒退，所以谈判必然陷入僵局。

　　　　李风云拿出了打破僵局的办法，那就是第三次东征。新成立的安东都护府，可以派遣主力大军参加第三次东征，甚至在有充足粮草武器的支持下，**进行东征，以此来换取圣主和中枢对边疆自治权的妥协。

　　　　李风云认为这个办法还是行的，毕竟圣主和改革派发动第三次东征的阻力太大，政治经济军事等很多方面都不具备继续远征的条件，他们若想如愿以偿地赢得东征的最后胜利，又不会在中枢层面与反对派激烈博弈导致两京政治危机进一步恶化，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另辟蹊径，而由刚刚成立的安东都护府去完成这一重任，恰是最好“蹊径”。

　　　　另外东征消耗巨大，就算高句丽不堪一击了，临死前的反击也不容小觑，而圣主和中枢随即可以借此机会大力削弱安东方面的实力，一旦安东实力不济，长城内的军队便可迅速出关，轻而易举控制安州和东北地区，如此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

　　　　所以李风云判断，圣主和中枢本着最大程度榨干安东价值的原则，极有可能佯作妥协，先把开疆拓土的武功拿到，再把灭亡高句丽的武功拿到，同时集中精力处理国内危机，想方设法恢复国力，积极进行南北大战的前期准备，如此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当然，安东方面也有可能利用第三次东征再次壮大自己，圣主和中枢有可能养虎为患，但这并不能改变安东实力弱小，始终被圣主和中枢利用粮草武器卡住脖子的事实。另外还有南北大战，中土如果与西突厥约定联手攻打大漠，南北大战很快就会爆发，圣主和中枢还可以再次驱使安东冲锋陷阵，只是大漠突厥人实力强悍，安东冲在最前面，即使不死也奄奄一息，恰是给了圣主和中枢秋后算帐、一网打尽的机会。

　　　　李风云估计此策可能会遭到李子雄的质疑，就如之前拿下安州就马不停蹄北上攻打弱洛水一样，优柔寡断、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人太多了，为了安全稳妥和既得利益而不敢行险一搏的也大有人在，结果就是白白错失良机。

　　　　为了坚定李子雄的决心，李风云再次分析和推演了天下大势，重申了南北战争必将在两年内爆发的预测。依照这一预测，联盟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壮大，有时甚至不惜牺牲眼前利益，只求能在未来两年内发展到足够强大足以在残酷血腥的南北战争中生存下来的实力，否则结果可想而知，不是被凶残的战争巨兽吞噬了，就是被圣主和中枢落井下石一口吃了，所以联盟没有选择，为了发展实力，只有以命搏命，只有上刀山下火海，死里求生。

　　　　十二月初五，袁安、阿史那翰海拿着李风云的书信，带着李风云的嘱托，风驰电挚，直奔安州而去。

　　　　同日，崔钰、崔九和李思行辞别李风云，隐藏在袁安的队伍中，踏上返回上谷之路。

　　　　十二月初五，河北，行宫，圣主和中枢接到了一个他们最不想听到的噩耗。

　　　　关中出事了。

　　　　关中扶风郡有僧人叫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有**力，普渡众生，在关中京兆、扶风、冯翊三郡甚德人心。十一月十八，向海明举兵造反，唐弼、李弘芝等贼帅纷纷响应，短短数日内贼兵已达数万之众，而尤其让人震惊的是，向海明竟自称皇帝，封文武百官，以白乌为年号，公然建国，堂而皇之的要篡大隋之国祚。

　　　　圣主勃然大怒。

　　　　是可忍孰不可忍，西京做为保守派的大本营，面对圣主和改革派发动的“清算风暴”，面对杨玄感兵变余波所造成的“狂风暴雨”，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终于悍然出手，展开了凌厉反击。

　　　　撕破脸了，西京和东都终于反目为仇，保守派和改革派所极力维持的“和平”局面，终于在杨玄感兵变这股“惊涛骇浪”的沉重打击下，轰然破裂，双方大打出手，虽然关陇贵族集团的保守势力并没有赤膊上阵，而是借助席卷中土的叛乱大潮掀起“惊天波澜”，但这个“惊天波澜”爆发在关中三辅之地，“炸响”在西京和东都为中心的大京畿地区，其所造成的影响之大、之恶劣、后果之严重难以想象，而叛逆公然开国称帝，公然分裂，对圣主、中枢和中央威权更是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打击。

　　　　至此，两京政治危机逾越了“临界点”，开始向两京分裂、向两京军事冲突的方向极速狂飙了。

　　　　圣主愤怒之余，亦产生了一丝悔意，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听从臣工们的劝谏，尽快返回东都主持大局，想方设法缓解因杨玄感兵变而迅速恶化的两京政治危机，如此一来国内政局尚在可控范围内，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如脱缰野马完全失控。

　　　　然而，事已至此，后悔也没用，只能竭尽全力予以拯救。叛乱可以剿杀，军事上可以武力戡乱，但政治上的妥协已失去意义。斗争双方已经翻脸了，兵戈相见了，即便西京保守派还在脸上蒙着“遮羞布”，还保留了最后一线回旋余地，但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妥协的后果未必就是握手言和，就是一笑泯恩仇，也有可能兵败如山倒，一败涂地，甚至连性命都交待了。

　　　　既然政治上不能妥协，圣主和改革派又如何处置当前危机？又如何应对关中骤然爆发的乱局？又如何在最短时间内稳定大京畿地区，稳定两京局势，稳定国内形势？

　　　　六月杨玄感兵变，东都和河洛地区烽烟四起，十一月向海明叛乱，西京和关中地区又战火纷飞，由此不难想像大京畿地区和两京局势之恶劣，但实际上根据各地郡县的奏报，现在地方叛乱之多之严重，尤甚于京畿，国内形势的恶化速度已经越来越快。

　　　　比如齐鲁贼帅杜伏威、辅公祏祸乱江淮，威胁江都，入冬后他们甚至击败了剿杀他们的江都鹰扬卫，斩杀了步兵校尉宋灏。另外齐鲁贼帅孟让、彭孝才祸乱淮北，齐鲁贼帅左孝友危害东莱，河南贼帅翟让、孟海公、卢明月等活跃在通济渠、济水和泗水一线，而河北贼张金称、高士达、窦建德、格谦、高开道、王德仁、杨公卿等亦是屡剿不平，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以永济渠为主的连接中原和幽燕的水陆交通安全。至于圣主和中枢最为关注的江南形势更是迟迟不见好转。

　　　　奉旨戡乱江南的左屯卫大将军吐万绪和右御卫将军鱼俱罗初始节节胜利，先是在丹阳郡今南京一带击败了贼帅刘元进，接着在毗陵郡今无锡一带击败了贼帅朱燮、管崇，然后卫府军呼啸南下，猛攻吴郡今上海一带、会稽郡今杭州、绍兴一带，斩杀贼帅管崇，俘获数万贼众。贼帅刘元进、朱燮迫不得已，退守建安郡今福建一带，但江南叛乱大潮并未因为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反而愈演愈烈，各地响应者蜂拥而至，据建安负隅顽抗。

　　　　卫府军久战疲惫，寒冬又到，不利攻伐，双方随即陷入僵持。与此同时，吐万绪、鱼俱罗却陷入了困境，江南鹰扬卫阳奉阴违，江南贵族官僚不作为甚至暗中通敌，而尤其棘手的是，部队军官经受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消极怠战，最后就连鱼俱罗都给收买了。无奈之下吐万绪、鱼俱罗联名上奏天子，详述各种不利原因，请求暂时停战，等到明春再度发动攻击。

　　　　圣主大怒，认为吐万绪、鱼俱罗这两位卫府老帅居心叵测，江南稳定与否关系直接关系到了圣主和改革派、国祚和中土的命运，值此关键时刻，两位老帅不是克服困难、乘胜攻击、痛打落水狗，为圣主和国祚分忧解难，而是寻找各种理由推诿不战，意欲何为？偏偏这个时候，江南贵族官僚纷纷上奏，指责吐万绪指挥不利，懦弱怯战，揭发鱼俱罗不但连打败仗，还索要财物，甚至纵容手下烧杀掳掠，祸害地方。

　　　　吐万绪、鱼俱罗都是虏姓贵族，都是代北武人，都是卫府的保守派，政治上他们都是江左贵族集团的“敌人”，所以他们到了江南得不到支持，屡遭掣肘，甚至被江南贵族联手打击。

　　　　圣主将计就计，当即下诏，斩杀鱼俱罗，罢免吐万绪，并征召吐万绪火速赴行宫述职。吐万绪忧愤不已，途中感染风寒，不幸病逝。

　　　　贼帅刘元进、朱燮乘机反攻，北上横扫会稽、吴郡，兵锋再指丹阳，再度威胁江都。

　　　　圣主旋即诏令江都留守府，紧急征募江淮五万青壮为兵，任命江都郡丞王世充为统率，渡江南下，戡乱江南。

　　　　但是，为时已晚，江南自刘元进七月举兵造反以来，战火已经燃烧了大半年，不但重创了江南经济，也把江南人从“自我囚禁”中释放出来，长久以来被牢牢压制的重建正朔、雪耻复国等各种魔念随着战乱和杀戮而轰然爆发，叛乱者此起彼伏，叛乱大潮“汹涌澎湃”，这也正是吐万绪、鱼俱罗虽然在戡乱战场上战无不胜，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江南危机的原因所在。

　　　　大江南北乱了，江淮乱了，乃至江南乱了，都还局限在地方一隅，但如今京畿也乱了，还此起彼伏，愈演愈烈，战火从东都和河洛迅速燃烧到西京和关中，从中央到地方都乱了，这问题就严重了。

　　　　这种不利局面下，就算圣主和中枢大员们火速返回东都主持大局，也无济于事了，因为戡乱需要军队，需要钱粮，需要高层团结一致，尤其需要圣主和中央的威权，但现在圣主和中央的威权随着两次东征失利、随着杨玄感兵变和国内叛乱大潮日益高涨而急骤下降，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迅速减弱，圣主和中枢的政令到了地方后亦得不到有力执行，于是高层权力斗争随之失控，财政收支平衡亦随之失控，而军队在前两者失控之后也迅速陷入危机，士气低迷、军心不振、战斗力锐减，国内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