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第3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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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宿卫皇城和宫城的禁卫军绝对忠诚于圣主；这一点毋庸置疑；毕竟圣主远征期间；总要留点绝对可靠的军队保护自己的亲眷；保护中央府署；保护中土的权力中枢；但是这支军队依圣主之诏令；在圣主远征期间；只听命于左监门郎将独孤盛；所以越王杨侗指挥不了这支军队；东都留守樊子盖更指挥不了；既然指挥不了；也就无法利用这支军队去执行他们的决策；必须另谋他策。
现在京畿地区；与崔氏关系最为密切的军方将领就是河阳都尉、秦王杨浩和荥阳都尉崔宝德；但崔宝德远在通济渠；远水救不了近火；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近在咫尺的河阳都尉秦王杨浩了。
“形势危急；只能求助于秦王。”樊子盖知道崔赜肯定会从中阻挠；于脆直接向越王杨侗提出这一建议；并详细阐述自己的理由。
崔赜并未阻止；静静等待樊子盖说完之后；问了一句；“秦王率军渡河而来；东都的确得到了支援；但河内那边的镇戍怎么办？如果有一支叛军乘虚而入；乘机攻陷河内；兵临大河北岸；东都陷入两线作战之窘境；则秦王必然顾此失彼；只能眼睁睁看着河内失陷；到那时河北失陷的罪责由谁承担？”
河内是东都北部屏障；河内若失；则东都北部防线门户洞开；仅靠一条大河天险阻御不了叛军的攻击；反之；若河内守住了；东都不但北部防线固若金汤；还能得到河内方面的有力支援；所以很明显；让秦王杨浩集中河内全部力量卫戍东都北部防线是最为稳妥之策。
樊子盖苦笑；“你未能说服安昌公（元文都）；也不能保证莘公（郑元寿）信守承诺；如果秦王亦是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东都如何渡过此次难关？”
“某再去劝说安昌公。”崔赜很固执；拒不妥协。崔氏已经深陷皇统之争难以自拔；这次甚至有覆灭之危；所以无论如何都要给崔氏留些退路；预先部署一些“后手”；而秦王杨浩就是崔氏的“退路”；就是崔氏的“后手”；不容有失；所以崔赜宁愿在这次危机中付出惨重代价；也要保证秦王杨浩的安全；这是崔氏的“底线”；一步不让。
崔赜二次拜访元文都；这次他如愿以偿了；元文都答应了他的妥协条件；并告诉他；费曜正在率军日夜兼程返回东都。但是；费曜公然违抗右骁卫将军李浑和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的命令；不经卫府同意；擅自率军返回东都；不仅严重违反军纪；还等同于谋反；后果非常严重。当然了；若东都爆发兵变；费曜非但无罪；反而有功；反倒是命令他在通济渠一线主动出击剿贼的李浑和郑元寿有动机不纯之嫌；只是；谁敢保证东都一定会爆发兵变？
敢做出这种保证的唯有崔赜；崔赜就在元文都面前拍着胸脯说；东都肯定要爆发兵变；东都有陷落之危；所以元文都做出合作的承诺之后；直言不讳地警告崔赜；“你对东都局势的预测如果错了；所有后果你一力承当。”
崔赜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元文都；“凭韩相国的乌合之众能攻陷伊阙？韩世谔自小随父征战天下；是一员百战悍将；以他之战力；会在伊阙口下全军覆没？难道韩相国是淮阴侯再生？抑或韩信借尸还魂了？”
元文都笑了起来；手抚花白长髯；语含双关地问道；“听说；治书侍御史游元已返回黎阳；只是某有些不明白；他为何要在这个关键时刻返回黎阳？你既然信誓旦旦地说东都马上就要爆发兵变；那么黄台公（崔弘升）对东都局势也应该了然于胸；既然如此；他为何还任由游治书陷入危境？为何置其生死于不顾？”
崔赜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背心有些发凉。元文都这句话里所包含的讯息太丰富了；丰富得让崔赜暗自惊凛。
很显然；元文都对黎阳的状况很了解；也就是说；杨玄感身边可能有元文都的“眼线”；或者；杨玄感的兵变同盟里就有鲜卑人甚至就有元氏子弟；如此则能解释年初元氏和八姓勋贵为何非常“爽快”地让出了越王府；“以退为进”的策略在鲜卑人的手上玩得炉火纯青。
现在面对危局；崔氏在“坑”里只能束手待毙；而鲜卑人则在“坑”外极尽“讹诈”之能事；不但肆无忌惮的讹诈崔氏；还将从更多的政治势力手上讹诈更多的政治利益。此刻元文都突然提到游元其人；便是摆明了要敲诈勒索河北人了。
在元文都看来；既然崔氏知道黎阳和兵变的关系；那么游元做为崔氏的政治盟友也应该知道；由此推断；关键时刻游元不顾生死毅然返回黎阳；极有可能代表河北人与杨玄感“翻脸”；以帮助河北人与这场兵变彻底撇清关系；但杨玄感在迫不得已之下；必然会以游元为人质；胁迫河北人在兵变初期持观望态度；否则杨玄感的兵变队伍还没有壮大；河北人就如狼似虎般一哄而上；那麻烦就大了。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崔氏为什么让游元在兵变爆发之前返回黎阳？是不是有意让游元成为人质；这样河北人便能在兵变中一边冷眼旁观一边趁火打劫；牟取私利？你崔氏居心何在？
崔赜辞别元文都后；马上找到了崔处直；只说了一句话；“游元会给河北人带来灭顶之灾。”
。。。
第四百一十二章 危机四伏
崔处直凝神思索了片刻；豁然醒悟；不好；游元陷落黎阳；如果被居心叵测者利用；蓄意诬陷；不但对河北人十分不利；对崔氏更有可能形成致命一刀。
只是；以父亲大人的智慧；肯定能看到这一点；他必然要想方设法营救游元；退一步说；就算营救不了；杨玄感为了举兵顺利；暂时不愿释放游元；父亲大人也会通过参加兵变的某些河北人给杨玄感以明确暗示；你要确保游元的安全；毕竟游元只要死在黎阳；不论是谁出的手；最终承担恶名的都是杨玄感；最终导致的结果都是山东人和关陇人之间的冲突会进一步加剧；更多的山东人会站在圣主一边；会支持和帮助圣主利用这场兵变来给关陇人以沉重打击；而这必将影响甚至直接决定了这场兵变的胜负；所以杨玄感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游元的生命安全。
然而；崔赜带来的那个源自政敌元文都的“暗示”；足以表明游元已危在旦夕。
谁会杀死游元？游元死了；山东人和关陇人之间的矛盾会骤然激化；曾经支持杨玄感的山东人也会因为愤怒和失望而背弃杨玄感；这对杨玄感及兵变同盟十分不利；所以杨玄感绝对不会杀死他；对崔弘升及河北人也不利；因为山东人有可能对游元之死做出错误的解读；对崔弘升和河北人产生误会和怨恨；继而引发山东贵族集团内部的分裂；所以崔弘升也绝无可能“手足相残”；那么谁会杀死游元？实际上从利益角度来看；游元之死对谁有利；谁就有动机杀死游元；所以那些反对兵变或者试图利用这场兵变趁火打劫者；都有可能是杀死游元的凶手；而这个范围并不太广；最有可能杀死游元的就是关陇本土贵族集团。
但是；在政治上；这种分析和推演并不准确。政治博弈的背后；实质上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而当前争夺中土权力和财富再分配权的两大阵营就是改革和保守。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和推演今日东都政局；不难看到现在正在东都战场上殊死搏杀的都是保守派；关陇本土贵族也罢；河洛贵族也罢；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老贵族集团也罢；以中土五大超级豪门为首的山东贵族也罢；甚至包括江左人；其本质上都有最大程度攫取中土权力和财富的贪婪**；都想最大程度的保全和增加自己的既得利益；都有遏制和打击改革派的意愿和动力；而问题就出在这里；既然如此；他们就应该结盟合作；应该联手推翻圣主和改革；但现实却与预想得大相径庭；东都大大小小的保守势力不但不合作；反而大打出手；这是为什么？
一定要透过表象看本质；虽然目前在东都“政治舞台”上使出浑身解数卖力表演的都是保守派系；但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舞台”上还有改革派系；现在他们要么在台后等待上场；要么在台下敲锣打鼓；而更重要的是；所有头脑清醒的人都必须弄清楚一个事实；现在这个博弈的大“舞台”就是由他们提供的；舞台上正在上演的“戏”也是他们导演的；而这出“戏”最终如何结尾；决定权则在这出“戏”的编剧手上；而这个“编剧”正是圣主和忠诚于他的中枢。
第一次东征失败是个转折点；改革派在政治上失去了制高点；保守派乘机反攻；双方打了个旗鼓相当；如果这一政治状况不能及时逆转；改革将陷入停滞；将难以为继；而改革一旦倒退；改革派将在政治上溃不成军；必将失去对朝政的控制；丢掉最高权柄；为此圣主和改革派必须夺回政治上的制高点；于是就有了第二次东征。
如果第二次东征的真正目的不是军事上的；不是国防和外交大战略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是打击政治对手；是夺回政治优势；是维持改革派对朝政的绝对控制；那军事上的胜负是否重要？显然不重要；因为第二次东征只是一种政治手段；目的是打击政治对手；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是第二次东征的目的所在；所以军事上的胜负也就无关紧要。
由此来推断；第二次东征就是一个政治烟雾弹；就是一个政治陷阱；就是一个政治诱饵。
在第一次东征大败；国力严重受挫；圣主和中央权威严重受损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第二次东征的风险已经被无限放大；稍有变故；比如大范围的天灾、比如粮道中断、比如政治风暴；等等；都有可能导致第二次东征失败。而第二次东征是圣主和改革派一意孤行的决策；如果失败；圣主和改革派将在政治上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改革必定停滞乃至倒退；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必将失去对朝政的控制；失去最高权柄。既然有如此大的风险；圣主和改革派为何还要一意孤行？
这就是政治陷阱的玄妙所在。我失败了；我就要把责任推给你们；我让你们留守两京；让你们督办粮草；结果你们没有完成任务；导致了我的失败；我当然要惩罚你们；大不了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反之；我打赢了；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那么也就挽回了政治上的颓势；回去后我就要继续推动改革；如果你们执意做我前进路上的障碍；我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
对于保守派来说；没有选择；这场博弈他们不能输；输了也就意味着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上失去了话语权；然后他们将在大一统改革的凯旋号角声中灰飞烟灭；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在保全自己利益的基础上；摧毁第二次东征？也就是说；为避免与圣主和改革派拼个玉石俱焚；必须找一个“替罪羊”；而这个“替罪羊”就是杨玄感和他的兵变同盟。
这是不是就是今日东都乱局中；只看到保守派“大打出手”；而看不到改革派“声嘶力竭”的原因所在？
崔处直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征询崔赜的意见。
崔赜一听就明白了。崔处直的质疑很有道理；东都保守势力这么多；为什么就“剑指”杨玄感？为什么杨玄感就成了这场由改革和保守两大政治集团终极大博弈的“替罪羊”？杨玄感的本意是要联合所有保守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