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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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党史的人都知道，在联共（布）党内斗争中，　　“反对派”一词出现于20　年代初期，担当时　“反对派”的政治含义根本不同　于后来斯大林等所赋予它的那种含义。1921年，党的十大通过了消除派别活　动的决议，这是当时苏联国内和国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其　目的是保证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和革命的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要排除党内　不同意见，更不是消灭不同意见，根本谈不上要消灭党内持不同观点的人。　保证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和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存在这两个方面是同样必要　的。在对待党内不同意见和不同派别的问题上，列宁为全党作出了楷模。列　宁与先后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　斯大林等，在某些重大的问题上，几乎都发生过分歧，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　和冲突。但是列宁除了运用精辟的理论分析和党内民主的手段说服他们以　外，从来没有想到运用压服的手段，井严格禁止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自己　的同志。列宁不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而且维护了党的团结。列宁去世后，　斯大林常常使用党的十大的决议，打击各种不同于他的流派和倾向，把不同　意见说成是反党活动，把持不同意见的人打成反党的派别，并逐渐赋予　“反　对派”类似于　“敌人”的含义。　　　　　　与联共　（布）中央12月信件下达的同时，组织了切切实实的把矛头指向　反对派的工作。首先是舆论宣传工作。舆论界掀起了一股号召人民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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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热潮，宣传的调子与中央信件的精神是一致的。除了一般的号召性的社　论和文章外，实质性的文章都是批判、抨击托洛茨基等反对派的，有的文章　还批评某些组织存在的所谓自由主义倾向。　　　　　　党的组织工作也马上按照需要开动起来。各级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　导下普遍地进行了学习和讨论，有的还召开了贯彻中央精神的群众大会。人　们纷纷要求对恐怖主义者和各式各样的阶级敌人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一种　紧张、怀疑、揭发、举报的气氛逐渐培植起来。思想跟不上形势的人哗若寒　蝉，曾经提倡党内团结的持温和路线的人也畏首畏尾。1932—1934年，党内　斗争缓和的趋向突然停止。对反对派一般成员及与反对派成员关系密切者的　温和政策骤然改变。许多不久以前刚刚恢复党籍的人又被开除。如果谁被揭　发出与托洛茨基分子等关系密切，就要受到严厉的申斥和处分。不断有　“敌　对中心”、　“阴谋集团”和“恐怖集团”被揭发出来。随意捕人的现象已屡　见不鲜。不过，这时大清洗的时期还没有到来，大规模的逮捕主要限于列宁　格勒和莫斯科等几个大城市。其中尤以列宁格勒最甚，仅几个月内就有3—4　万人被捕和流放。许多与基洛夫事件元关的人也受到牵连。例如，列宁格勒　共青团俱乐部于20　年代中期就已解散，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与这　个俱乐部有点关系。于是；曾在这个俱乐部任图书馆员的一个妇女被捕了。　不仅如此，与她住在一起的她的一个妹妹和妹夫，以及这个妹妹所在党组织　的书记和介绍这个妇女到俱乐部工作的人也被捕了/基洛夫案件的具体侦查　工作也是以明确的政治目的为背景的。这个政治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挖掘“材　料”、收集　“证据”，证明季诺维也夫及其领导下的原反对派是杀害基洛夫　的罪魁。　　　　　　具体负责调查和侦破基洛夫被害案件的是新任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阿格　拉诺夫。他根本没有像通常办案那样，从调查现场、凶手人手，取得线索和　证据，一步一步地将案件查清。当然他作为内务部门的要人，并非完全不知　内情，不懂得其中利害，未必敢于傻头傻脑做～个尽职尽心的侦查员。如果　那样做，他肯定会被一脚踢开。处在他那样的地位，不管是违心也好，忠心　也好，他都必须执行上级的意图。他确实这样做了，他按照上司的意图，后　来又在：月　16　日“当选”为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的日丹诺夫的直接领导下，全　心全意地投入了这一工作。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侦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的关系网和搜罗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所谓罪证上，想方设法把他们与基　洛夫案件联系起来。　　　　　　还在基洛夫遇害前，列宁格勒内务局就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季诺维也夫反　对派成员所谓秘密活动的材料。这些人当时就被视为秘密的季诺维也夫分子　小组。列宁格勒内务局曾要求基洛夫批准予以逮捕，但基洛夫拒绝了。基洛　夫认为，原反对派成员绝大多数已经悔过，拥护中央领导和党的决议，积极　参加党的工作；即使有极少数人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发过一些牢骚和怨言，　也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对他们不应镇压而应从思想上争取。所以，基洛夫　在世时，列宁格勒几乎没有逮捕过原反对派的成员。不仅如此，有些在别的　地方受到排挤和打击但仍愿意为党工作的原反对派成员，还受到基洛夫的热　情接待。布哈林与基洛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就是一例。基洛夫曾真诚地邀请　布哈林到列宁格勒工作。基洛夫的团结一切人其中包括持不同观点的人共同　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得到了列宁格勒人民的一致拥护，包括原反对派成员　的拥护和信赖。这一点恐怕是原反对派最不愿意看到基洛夫被害，最没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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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参与谋害基洛夫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阿格拉诺夫首先把魔爪伸向了前共青团中央委员尼·科托雷诺夫。20　年　代，他属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曾对窃取共青团领导权的斯大林主义的　“徒　子徒孙”特别反感。1926年，他在共青团七大上曾说过：　“他们的思想就是　这样：如果你不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就要打击你，压制你，迫害你，使你　连口也不敢开/②1934　年基洛夫遇难前，科托雷诺夫和其他共青团领导人征　得党组织的批准后，曾搞过一些讨论会。这些讨论会是公开的，并不保密。　但阿格拉诺夫等在找不到原反对派可以作为罪证的其他活动材料时，便把这　样的讨论会定性为密谋。使他庆幸的是，凶手尼古拉耶夫曾经参加过这样的　讨论会。在阿格拉诺夫等人看来，这就是尼古拉耶夫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　员的组织联系的确证，并且完全可以将这种关系作为谋害基洛夫一案的线索　和基础，科托雷诺夫等　9位参加过共青团讨论会的人立即被捕井遭到严刑审　问，被捕者中有前共青团中央委员鲁缅采夫。　　　　　　当时，列宁格勒大多数的年轻的反对派成员，对内务部门的行动并不以　为然，认为这是侦查机关的胡作非为。他们热情奔放，但政治上却显得天真　幼稚。他们根本没有去想也根本想不到，内务部门的这种举动预示着什么，　有什么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不久以后，当他们大批大批地被捕，身陷　囹圄，甚至被抛在内务部行刑队黑洞洞的枪口面前时，侥幸暂时幸免于难的　人才感到了政治的残酷，继而感到一种莫大的灰心和绝望。　　　　　　可以想见，通过大量逮捕原反对派成员和反对派的同情者，再加上严刑　逼供，是不难搞到所需口供的。阿格拉诺夫到　12月中旬便搞到了一些有份量　的口供。这些口供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与他们的信徒，即这些先后　被捕的年轻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们会过一两次面。在　30　年代初，原反对派　的成员和领袖恢复党籍和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参加演讲、会面、讨论等是　极其普通的活动。当时，季诺维也夫是中央消费合作社联社的领导成员，原　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重要成员，前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格·叶甫多基　莫夫是国家奶制品总公司的管理局局长。再如，皮达可夫是副重工业人民委　员，布哈林是　《消息报》总编。要在他们这些人的众多活动和联系中找出几　件能与政治活动沾上边的活动，只怕举手之劳就可随手拈来，岂用内务部众　多官员费神。举例来说，仅一年四季一个人的朋友往来聚会就不知有多少，　曾与何人见面，都谈过什么话，如内务部门认真审查起来，岂但但君子所可　防范？上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年轻同志的一两次会面根本谈不上是什　么密谋，甚至也谈不上秘密活动，但阿格拉诺夫等人却认为会面本身就是反　对派的秘密活动，就是阴谋的表露，已足以定罪。阿格拉诺夫等整出新的材　料后，立即上报中央。他在报告中说，季诺维也大和加米涅夫违背了他们不　参与政治的诺言，进行了某种阴谋活动。　　　　　　很显然，根据阿格拉诺夫这样空洞无物、夸大其词的报告，根本得不出　原反对派成员进行秘密活动的结论，更得不出反对派成员参与了谋杀基洛夫　的阴谋，一点也谈不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参与阴谋活动。政治局讨论这　份报告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委员们知道斯大林的政治倾向，因此会　议气氛紧张，但多数委员，包括古比雷夫、奥尔忠尼启则，还有加里宁，在　一定程度上还有伏罗希洛夫等，都主张对此事进行实事求是的慎重的处理。　斯大林虽然圆通地接受了多数的意见，但他补充说，既然反对派没有放下武　器，党就应当自卫，因此必须对前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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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讨论并最后通过了斯大林的意见。至于基洛夫被害事件，则责成审查　机关负责。　　　　　　斯大林坚持对原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进行审查的态度，像　围绕基洛夫事件所进行的实际工作一样，表明了他的政治目的。而政治局对　他的意见的同意则表明了斯大林的政策的胜利，因为　“审查”的含义是含糊　不清的。在没有作出结论以前，在法院没有作出判决以前，一切活动都可以　被解释为　“审查”。政治局原则上同意对前反对派分子审查，实际上等于原　则上承认了以基洛夫事件为开端的清查的方向是正确的。而这样的政治方向　确定以后，内务部及其它侦讯机构怎么摘就是具体做法问题　j”，这样看来，　政治局的决定等于是给镇压反对派开了绿灯。当然没有这样的绿灯，工作照　常可以进行，因为实际权力并不完全在政治局手里。　　　　　　中央政治局关于如何对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反对派分子和如何处　理基洛夫案件的会议以后，实际的工作像以往一样，是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既　定方针和部署去做的；即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所领导的原反对派作　为谋杀基洛夫的罪魁。工作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因为内务部的头子雅哥达　和中央负责内务部工作的书记叶若夫都是忠实执行上司的意图的。　　　　　　内务部的工作方向确定以后，具体工作计划，许多逮捕、审讯和拼凑阴　谋集团的行动都是根据需要临时决定的，可以说，目的是明确的，手段是灵　活的或者是根据需要采取的，具有随意性。他们对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等地的　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包括骨干和一般成员进行了大逮捕。在捕人的基　础上，根据工作需要，先后拼凑了三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即所谓的　“列宁格　勒中心”、　“萨法罗夫、托卢茨基集团”和“莫斯科中心”。其罪行都是通　过谋害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