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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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是富农对社会主义的反抗。他提出强　制征粮的　“特别措施”，认为鼓励个体农民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已经过时，提　出要在最短时间内，　“必须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　营农场），它们在向国家缴纳粮食方面不仅能够代替富农而且能够代替个体　农民”。①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认为粮食困难是党的工作失误所致，　它能够在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予以解决，集体化需要在农业积累　和机器化的基础上逐步地实现，不能急于求成。他们认为，加速工业化和强　制征粮的特别措施违反经济规律，不但打击了富裕农民，也打击了中农和贫　农。在　1928年　7　月联共　（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农民必须为　工业化作出　“贡赋”的思想，即强迫农民低价销售农产品的政策，提出了随　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虽然在布哈林、李可夫　和托姆斯基等人的反对下，全会通过了部分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终止强制征　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及时对斯大林的错误理论进行批判，反而极力维护中　央委员会尤其是政治局的表面一致。李可夫甚至表现出不必要的宽厚，说什　么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应为　“特别措施”负责。李可夫说，如果党与中农　和贫农的关系受到破坏，那么　“我是所发生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之一”。②而　斯大林则在全会后不指名地把他们作为右倾势力予以批判，并利用他控制的　实权，在　1928年　7—9　月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排挤布哈林的领　导，接着在布哈林任主编的　《真理报》安排D　·克鲁明任副主编，控制了《真　理报》的实权。然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了联共　（布）莫斯科委员会和　监察委员会于　10月18—19　日召开的特别会议，指出某些领导干部犯了右倾　错误，迫使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乌格拉诺夫和市委书记　B　·科托　夫于　11　月　27　日辞职，“选举”莫洛托夫和K　·Я·鲍曼任莫斯科委员会第　一书记和书记，从而排除了莫斯科党委对布哈林的支持，控制了共有8　名中　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强大的莫斯科党委会。接着，莫斯科党组织对干部　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从而向同情布哈林直至中立、动摇的人表明反对斯大　林将会带来的后果。这种状况迫使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　1928　年　11　月全会前递交了辞职声明。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的调停下，　斯大林答应了他们的某些要求，他们也收回了辞呈。后来，布哈林揭露斯大　林的这一策略手段时说：　“　　一开始总是要玷污、败坏你，损坏你的声誉，　侮辱你；到时候就不是满足你的辞职请求，而是借怠工而将你　‘撤职’。这　种把戏是一目了然的。”③　　　　　　在　1928年　11月中央全会上，双方就工农业发展速度等问题继续争论。　李可夫强调必须重视农业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凭票证供应制度是建不成的，　并说在小农提供90％的粮食的情况下，急于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作法　是不对的。斯大林则强调必须增加工业投资、加快工业发展、加强反对右倾　的斗争。他把副财政人民委员　M　·и弗鲁姆金给中央的信作为右倾的靶子予　以批判。虽然全会的决议在农业方面容纳了布哈林、李可夫的观点，在工业　方面表达了斯大林的观点，取得了妥协，但是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被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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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为主要危险，阶级斗争加剧的理论为全会大多数人所接受。　　　　　　11月全会以后，布哈林对斯大林背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中　包括新经济政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深刻地阐述了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　设的思想。按照列宁的思想，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政治斗争转向和平的　“文　化”的组织工作这一过渡时期的形式。布哈林还利用纪念列宁逝世5　周年的　机会，大胆地作了以　《列宁的政治遗嘱》为题的报告，向斯大林提出了挑战。　但是，为了避免所谓党内冲突，他和李可夫、托姆斯基都没有提出把斯大林　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搬开的问题。　　　　　　斯大林则提出了　1928　年布哈林与已打成反对派的加米涅夫秘密谈话的　问题，把它斥之为反党宗派活动，并在1929年　1月和4　月的中央政治局和中　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公开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斥之为　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在4　月的会议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指责斯　大林粗暴地破坏党的生活准则，破坏党的统一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否定党的　新经济政策。布哈林还用长篇发言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但他们到　这时还不敢提出执行列宁遗嘱的问题。在他们向4　月全会所作的声明中只是　说：　“我们觉得，斯大林同志应当考虑列宁给予的（非常英明的）劝告，不　要放弃集体领导”。④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则歪曲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的讲　话，诬蔑布哈林庇护富农，把布哈林关于阶级斗争、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　和市场关系等后来被证明正确的思想，武断地斥之为背离列宁主义的右倾思　想。斯大林还恶毒他说，在　1918年讨论布列斯特和约时，布哈林曾与左派社　会革命党人进行秘密谈判。斯大林的话已经露出了杀机，它是后来莫斯科第　三次公开审判关于布哈林妄图谋害列宁的罪名的最初表露。全会以压倒多数　通过的关于党内事务的决议完全贯彻了斯大林的意志，对布哈林、李可夫和　托姆斯基进行了谴责，把他们打成了右倾反对派，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　基在　《真理报》、共产国际和总工会的职务。　　　　　　斯大林依靠他手中的实权压垮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后，于　1929　年　11月7　日宣布“大转折”即全盘集体化的开始，保证要把苏联变成世界上　粮食最丰富的国家。接着，在反右倾的旗帜下，制定了高指标的工业发展计　划。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继续受到攻击。他们被责令放下反党的机会　主义的武器，承认错误，彻底投降。11　月　12　日，李可夫代表他们三人在中　央全会上宣读了一项声明，同意中央决定，但拒绝承认所谓右倾的指控。布　哈林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受到了警告。在党的十　六大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再次作了自我批判，做出了贯彻党的总路线的表　示。布哈林因病缺席，但于　1930年　11月在　《真理报》上声明承认党的十六　大的决定，谴责了派别活动和一切与党的领导进行隐蔽斗争的企图。　　　　　　党的十六大以后，所谓右倾反对派的领导人未坚持前见和从事反对党的　路线的活动。尽管他们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谴责和处分，仍被　代表大会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党的十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然而，在　斯大林有意的安排中，逐渐造成了一种对他们不信任的甚至怀疑、挑剔和监　视的气氛。他们对党的决议和路线的服从被说成是两面派行为，沉默被说成　是政治消沉，表态则被说成缺乏诚意。在布哈林承认自己　“右倾错误”的声　明见报的第二天，中央报纸　《为工业化奋斗！》和《劳动报》就把声明斥之　为两面派行为。这种显然是粗暴武断的责难当然无法为社会所接受。因此，　党中央委员会只好于　1930年　11月21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上述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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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性的决议是无法掩盖报纸透出的真情的，更是　无法掩盖事实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反对所谓右倾反对派的斗争和对其首　领的定性在慢慢升级。布哈林以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实际上已被定为政治上　的两面派，还在继续其所谓的反党隐蔽活动。对于这一点，首当其冲的布哈　林是非常了解的。他当时给斯大林写信，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在　1930　年　10　月14　日致斯大林的信中，布哈林写道：“科巴：电话上交谈之后，我怀着绝　望的心情，立即离职而去。这不是因为你　‘恐吓’了我，你不会对我恐吓，　也是恐吓不住我的。这是因为你对我的无比荒唐的指责，清楚地表明某种魔　鬼般凶险的、卑鄙的和下流的挑衅的存在。而你却相信这种挑衅并据以建立　自己的政策，而且这种挑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即使你像政治上成功地消灭　我一样在肉体上也把我消灭掉也罢　　　　　　　“我认为你的指控是荒诞无稽和不明智的诽谤，是古怪的并且最终是愚　蠢的　确实，尽管我受到诸多诬蔑，但我仍和大家站在一起，虽然我天天受　到排挤。确实，我忍受着闻所未闻的讽刺和挖苦。确实，当别人对我进行诽　谤时，我隐忍而不答　　或许是我不拍你的马屁，不向你写皮达可夫式的文　章，或许是这一点使我成了　‘恐怖的鼓吹者’？那您就明说嘛！天哪，现在　出现了多么可怕的疯狂啊！可是你，非但不去解释，反而向一个人倾泻自己　的仇恨，而这个人的心仅被一个想法所占据：怎么上前帮忙，和大家一道去　拉车，但却不要成为一个阿谀奉迎者，可阿谀奉迎的人却很多并且正在糟蹋　着我们。”⑤　　　　　　1934年　12　月　1　日基洛夫被害以后，随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和托洛茨基　反对派受到不断加重的打击和迫害，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右倾反对　派成员也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实际上当时他们就被内定为清洗的对象。苏　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　《关于所谓的“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　一文中说，布哈林和李可夫　“是有声望的领导人，有原则性的共产党人，在　苏联党和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而斯大林，由于在不久以前召开的党的十七　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反对他作为联共　（布）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受到了意　外的震动。对于斯大林来说，尼·布哈林和阿·李可夫的声望使他感到特别　的恐惧　（尤其是尼·布哈林作为党所喜爱的人这种情况所具有的威胁）。对　于斯大林来说，他们两个人首先是危险的政治对手。”⑥　　　　　　一向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闻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布哈林，对于等待　着自己的命运，早有所料。1936年春，布哈林动身访问法国。当他踏上异国　的土地时，或许他想起了1918年在异国经历的一个故事。那是　1918年夏天，　布哈林为准备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文件到达柏林。他听说柏林城郊住着一位　神奇的女算命者、女预言者，便怀着好奇心，与格·雅·索科利尼科夫一起　去了。手相术士给布哈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断：　　　　　　　“您将在自己的国内被处死。”　　　　　　布哈林惊慌失措，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再问了一次：　　　　　　　“您认为苏维埃政权会完蛋吗？”他这样问道。　　　　　　　“您在怎样的政权下遇难，我不能说，但是一定在俄国　　”⑦　　　　　　布哈林在巴黎逗留时，曾与孟什维克历史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　作过几次谈话。后来，尼古拉耶夫斯基把谈话的内容用　《一个布尔什维克老　战士的来信》的形式发表在孟什维克的国外刊物　《社会主义使者》上。布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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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在谈话中回顾了联共　（布）中央领导1932年讨论　“柳金案”以来，路线和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