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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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为手段的　“加工”和“培养”，制造出　西西伯利亚的　“托洛茨基的巢穴”，并把这个案件加以渲染，招摇过市地公　诸于世。1936年　11月　19　日至22　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新西伯利亚市召　开了一个大型的公开审判会，审判会由乌尔里赫主持。诺斯科夫等人其中包　括德国工程师施蒂克林格受到审讯，其主要罪行是与德国情报机构相勾结和　在库兹巴斯进行破坏活动。中心矿爆炸使　10人死亡，14人重伤。法庭判处9　名工程技术干部死刑。起初，这一案件的被告中有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和　斯特罗伊洛夫，但在结束侦讯以前他们被安排为另案处理，他们本人被安排　为这次审判的证人。后来事情明白了，原来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和斯特罗　伊洛夫列入了　“平行中心”的被告之中，而整个卡麦罗沃一案案犯的罪行也　都算到了　“平行中心”的帐上。　　　　　　与以往的案件的审判不同，这次除了犯人的口供还有物证，即罪犯似乎　建立了一个地下印刷所。在法庭宣布的所址的地下室里确实有一个印刷所。　不过它是由犯人在内务部的安排下在案发后布置的，完全是伪证。而罪犯们　散发成千上万张传单的罪行更是凭空捏造，因为卡麦罗沃的居民根本没捡到　过什么传单，也没有听到过任何人因散发传单而被捕的事件。唯一没有被判　处死刑的被告德国工程师施蒂克林格后来蹲了盖世太保的监狱。他说他在卡　麦罗沃的供词完全是假供，内务部当时利用他私生活中的隐私对他进行了讹　诈。后来流亡到西方的克拉夫琴科写了　《我选择了自由》一书。他在书中说，　1939年他被委任为卡麦罗沃工业联合企业的领导人。那时，　“破坏分子”虽　然被枪毙了，但重大事故仍然继续发生。另外，在事故发生前，被处决的人　就向上级有关部门打报告，对事实提出了预警。事实证明，卡麦罗沃爆炸完　全是因为安全设施缺乏所致，卡麦罗沃政治破坏案完全是内务部一手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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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案。　　　　　　在调查卡麦罗沃中心矿事件的同时，内务部还收罗了卡麦罗沃各个企业　的重大事故材料，邻近的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矿井火灾事故材料　（这样的火　灾在　1935年底以前就发生了60　次）。所有这些材料被加工后，都被算作“平　行中心”的破坏活动。一贯伙同内务部制造冤案假案，至少可以称为助纣为　虐者的维辛斯基；在罗织　“平行中心”的破坏活动罪方面不甘落后。1936年　11　月　29　日，维辛斯基向全国各检察机构下达了一个指示，要求它们在一个　月内整理一下涉及放火、制造车祸、生产劣质产品等的全部重大案件，以便　弄清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内幕及犯罪分子的重大责任。于是，刑事案件和重大　事故与反革命阴谋活动结合起来了。　　　　　　维辛斯基在他起草的公诉书中说，阴谋集团的破坏和捣乱活动表现在化　学工业、采煤工业、铁路运输等方面，其表现形式是破坏生产计划、阻碍铁　路运输、延缓新企业的建设并降低其建筑质量、让工人处于有害的和危险的　生产环境、破坏铁路路基、路轨和列车、制造爆炸和颠覆事故等。50—60　年　代和　80　年代，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对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破坏案的调查表明，　上述各个部门所出现的种种事故确实存在。但是，这些事故当时就已由有关　机构和专门的委员会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论是，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并非　有意破坏，而是违反生产纪律、工艺技术规程和工作质量低下的结果。但是，　内务部却不顾事实和结论，别有用心地把这些事故和事件说成是　“托洛茨基　平行中心”的破坏活动。　　　　　　以1934—1935年戈尔洛夫卡氮肥联合公司的事故为例。当时，事故发生　后，进行过严密的调查。1935　年　11　月，制氮车间空气分解装置发生爆炸。　中央向戈尔洛夫卡派出了两个调查委员会，一个是政府派出的，一个是总工　会派出的。这两个委员会没有所属关系，各自独立工作，他们经过调查后得　出的结论是相同的：爆炸发生的原因是严重违反安全规章，玩忽职守和工程　技术人员调度能力差。但是到　1936—1937年，制氮车间的爆炸事故却被定为　破坏活动。联合公司的主任普申在事故发生整整一年以后，因为政治需要而　于　1936年　11月22　日被捕了。他被捕后，作出了内务部要他作出的交待，其　中交待出了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化工总局局长拉泰恰克。在预审中，对制氮车　间的事故进行实地调查的技术鉴定委员会无法拿出自己的客观结论，这样的　结论根本就没有作为案件的证据被提出来。1956年，技术鉴定委员会主任卡　利别林教授被问及当时的情况时，作出了如下答复：　“　　　　　　　　　　　　　　　　　　　　　　　　　　　　　　　　　　　内务人民委员部　的工作人员向我们宣布说，蓄意制造爆炸事件的问题是毫无疑义的，因为被　捕者本人都承认是他们犯下的罪行。我们被着重告知说，爆炸事件的故意犯　罪性已被证明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审问记录），因此我们只需要给予这些爆　炸事件以技术上的认定。鉴于这一指示，根据向我们展示的犯人审问记录，　注意到进行此类爆炸的技术可能性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关于我们必须回答　所有被问及的问题的指示，于是，我们就签署了技术鉴定委员会的证明书。”　　（36）　　　　　　再看拉泰恰克的供词。他在预审中交待说，沃斯克列先斯克化工联合企　业和涅瓦的一个工厂的破坏活动，也是按照他的指示进行的。后来，他在法　庭上也是这样交代的。但是，根本没有对他交待的情况进行任何的实际调查，　有关旁证材料也没有。　　　　　　再如上文说的　“平行中心”在库兹巴斯的所谓破坏活动。公诉书在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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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时使用了被告的供词和上述所谓　“卡麦罗沃审判”的材料。50—60　年　代和　80　年代的调查表明，库兹巴斯破坏案的技术鉴定是地地道道的无视法律　之举。当时，调查委员会整天呆在卡麦罗沃市内务处，没有与一个被告和企　业负责人见过面。技术鉴定的材料按照需要进行了挑选。根据所选材料作出　的结论又多次根据内务部干部的要求进行了修改，最后强加上破坏活动的结　论。1958年2　月，“卡麦罗沃案件”因所有被告缺乏犯罪证据被作为假案取　消。　　　　　　同样，经过调查证明，原交通人民委员谢列布里亚科夫、西伯利亚机器　制造联合公司主任博古斯拉夫斯基、副交通人民委员利夫希茨、交通部运输　局局长克尼亚泽夫和斯维尔德洛夫铁路局副局长图罗克制造的铁路运输中的　颠覆事件，也是内务部门杜撰和伪造的。被告根本没有在化工工业、采煤工　业、铁路运输等部门进行过任何破坏活动。　　　　　　工业部门后来事故增加、生产受到影响的实际情况，也证明工业部门的　大量事故并不是由于敌人破坏，　“平行中心”的破坏案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　案。　　　　　　按照审判组织者的设计，把工业交通等部门出现的大量事故上升为内外　阶级敌人的破坏，不但能够把中央政策的失误的责任加到别人身上，消除政　治上的异己势力，而且能够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使人们　“不敢”再发　生事故，达到以　“革命”促进生产的目的。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以基　础工业黑色冶金工业为例，第　2　个五年计划期间，黑色冶金工业的基本建设　计划虽然没有完成，但生产计划仍完成了。这主要是由于充分利用了设备的　能力。“但是，到1937年，情况发生剧变”。冶炼设备大量停工，事故率不　断提高。究其原因，是　“由于生产混乱所致，而生产混乱是1937年开始的对　工业领导干部的大规模的和没有根据的镇压造成的”。虽然工业各部门包括　黑色冶金工业一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问题，但　“对黑色冶金工业干部的镇压　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不但造成了该工业部门增长速度的降低，而且造成了　金属生产的下降”。因为大量干部和技术人员被镇压后，新上来的人缺乏经　验，又害怕自己被镇压，根本不敢也无法大胆工作。1937　年　10　月在克里姆　林宫召开的黑色冶金工业干部会议被迫承认了生产降低的状况。　（37）另外　以煤炭工业为例，俄罗斯中央工业区图拉州和中央州党组织的档案中，保存　着关于　1936—1938年情况的文件。当时，斯大林提出了把图拉变成坚不可摧　的布尔什维主义堡垒的任务，于是，掀起了揭露　“人民的敌人”、“破坏分　子”的狂潮。　“结果，成百上千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杰出干　部，受到诽谤，成为没有根据的镇压的牺牲品”，给苏联的煤炭生产带来重　大损失。　（38）　　　　　　　“平行中心”的主要罪行之一是间谍活动。按照公诉书，皮达可夫、拉　狄克、索科利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利夫希茨、德罗布尼斯　等主要被告，都参加了效命于德国和日本的间谍活动。公诉书中说，遵照“平　行中心”领导核心的指示，拉泰恰克、普申、格拉舍、舍斯托夫、斯特罗伊　洛夫、利夫希茨、克尼亚泽夫和图罗克，与德国和日本情报机构保持着罪恶　的联系。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克与德、日代表有过接触，进行过谈判，以图　在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得到这些国家的援助。　但是，案件中列举的关于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克与外国人谈话的材料，根本　无法作为罪证。比如，当时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索科利尼科夫与日本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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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4　月　13　日的谈话。谈话内容是关于日本在萨哈林的石油、捕鱼和采　煤租让企业的问题。在预审中，索科利尼科夫在承认谈话本身的事实的同时　交待说，谈话后与日本大使又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内容是关于托洛茨基　向日本政府的建议。1936年　12月12　日的审问记录如下：　　　　　　　“索科利尼科夫：　　　　　　　　　　　　　当太田和大使馆秘书要离开的时候，太田稍微延宕　了一下。此时，两个译员已走出办公室。当时我正送他出去，太田利用这个　机会，与我交谈了几句话。　　　　　　问：请您尽量照原话谈一下您与太田的谈话。　　　　　　答：太田对我说：　‘您是否知道托洛茨基先生向我国政府所作的一些建　议？’我回答说：　‘是的，我已知悉。’太田问道：‘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建　议的呢？’我回答说：　‘我认为这些建议非常严重。’这时太田问我：‘这　仅仅是您个人的意见吗？’我回答说：　‘不，这也是我的朋友们的意见。’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问：后来，太田在与您的谈话中有没有再次谈到你们的集团与日本政府　的接触问题？　　　　　　答：没有，上述与太田的谈话发生在我和他会谈的最后时刻。在这之后，　我不久就离开了我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因此再没有与太田见过面。”　　（39）　　　　　　很明显，即使太田与索科利尼科夫有过这样的谈话，那也根本不能说明　索科利尼科夫与日本情报机构有什么秘密的关系。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　责人，他被问及有关托洛茨基的问题并对此作出回答，都是正常的现象。可　是，一个外交官的正常外交活动竟被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