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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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缺乏基本的了解,谈不上有什么贡献,但却 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被赋予代表党中央指导内务人民委员部 工作的权力,积极组织并参与了对基洛夫被害案的审判和莫斯科第一次公开 审判。实践证明,他比之雅哥达更能领会和贯彻上司的意志。他被任命为内 务人民委员本是意料中事。 叶若夫与其前任雅哥达相比,突出的特点是他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案件的预审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凶狠和残忍。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他 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屠夫和刽子手。鲍里索夫教授曾向与叶若夫一块在内务部 工作过的人作过调查。“人们谈到了他的卑下的道德品质,明显的暴虐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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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妇女,甚至害怕在走廊里撞见他。”鲍里索夫认为 当时由这样一个人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是合乎逻辑的事情,因为 “他所干的事 情,只有完全丧失良心和道德规范的人才能干得出来。” (13)后来,人们 把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年代称为 “叶若夫之乱”。这个用语从严格的政 治意义上讲并不确切,因为他当时多半是一个执行者而不是最高的策划者。 但对叶若夫而言,这个用语却是对他罪恶生涯的恰当概括。当然,他的深重 的罪孽并不能成为为他的前任雅哥达辩护的理由和根据,因为他们的罪孽只 有程度之分,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若拿他与比他更早的前任捷尔任斯基 和明仁斯基这样的人民政权的红色卫士相比,那就尤如人妖相比:前任是顶 天立地的英雄,而他不过是一条嗜血的豺狼。叶若夫的身高大约只有 154厘 米,他的知识像他的身材一样地低下。不久以后,叶若夫就因其残忍以 “嗜 血的侏儒”而闻名于世,成为苏联历史上杀人最多的最可怕的刽子手。 雅哥达在被免去内务人民委员之前的三四个月中,显得趾高气扬,不可 一世。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令人恶心的得意的笑容。那时,他已接近完成对季 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预审,并 “连带”上了列宁的其他一些亲密战友和学 生。后来,他又成功地组织了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为此,他捞到了国家 安全总政委这一相当于元帅的头衔,穿上了为他特制的元帅服,并且还得到 了在克里姆林宫内占有一套房间的殊荣。这意味着他进入了只有政治局委员 一级的人才有资格进入的最高权力中心。当时,似乎克里姆林宫上空又升起 了一颗新星。这时的雅哥达根本没有感到危险已经临近他。他仿佛被吹足了 气,工作起来干劲特别大。他拼命美化内务部机关,要把它装修得更加光彩 夺目。他下令加快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挖掘工程,希望这条主要由内务部 使用劳改犯施工的运河最终能用他的名字命名。他要借此与一直企图排挤他 的卡冈诺维奇争个高低,因为莫斯科的地铁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他还忙 着为内务部人员换装,让他们穿上有金银边饰的新式制服。他还制定了内务 部哨兵的换岗仪式,使它像沙皇御林军换岗时一样,要鼓乐齐鸣。他何曾想 到,他的红运就要结束。 1936年 9 月 26 日,莫洛托夫执行了斯大林的指示,任命叶若夫为内务 人民委员,这时他刚满40 岁。雅哥达调任邮电人民委员。当天,中央报纸登 出了叶若夫和雅哥达两位新人民委员的大幅照片。原任邮电人民委员的李可 夫被借机免职。李可夫就这样简单地离开政府,不再担任任何职务。1936年 9 月30 日,雅哥达向叶若夫移交了工作。当天,贝尔曼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 委员,原内务部第二副人民委员普罗科菲耶夫调任内河航运人民委员部副 职。10月17 日,满脸横肉的凶狠的弗里诺夫斯基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 他和贝尔曼此前都没有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作过。贝尔曼是劳改营 管理局的头头,弗里诺夫斯基是一个边防军军官。除此之外,内务部暂时没 有重大调整。雅哥达的人马基本留任原职。不过,叶若夫以帮助首长工作为 名在各局安插了自己的人。这是因为叶若夫既需要控制内务部,又需要保持 内务部工作的连续性。往后我们就会看到,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将如何收拾原 来在雅哥达手下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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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设刑堂 赫鲁晓夫后来这样概括叶若夫上台后的表现:“在叶若夫于1936年主管 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后,镇压行动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厉害了。一场名 副其实的大屠杀开始了,大批大批的人被送进了 ‘绞肉机’。”(14) 叶若夫控制了内务部大权并初步调整了内务部的人马后,立即开始了莫 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对未来的主要被告皮达可夫、拉狄 克等人的秘密审讯。在预审中,皮达可夫及其同案犯被宣布为是托—季反革 命集团的 “后备中心”。“后备中心”的提法显然是公开审判的策划者的精 心发明和创造。 “后备中心”之说含有这样的意思,即这个中心是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中心的预备队。它可能给人以一种假象,即这个中心还没有正 式投入使用,至少是活动不积极,其主要使命是要接替托—季中心,完成它 没有完成的任务。既然如此,那么它的罪行可能并不严重,不像托—季中心 的成员那样,因此这个中心的人大概不会被判处死刑。 “后备中心”的提法 有助于麻痹人们包括高层领导人的思想,克服侦讯工作可能会遇到的障碍。 在内务部的大楼里,侦讯工作在加紧进行。 本来,只要指控后备中心从事暗杀和恐怖活动,就足够置后备中心的全 部被告于死地,就像对待托—季反革命集团那样。因为根据刑法,有阴谋暗 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的人是要判处死刑的。但是,当内务部已经按照这 一模式,轻车熟路地登上征程后,内务部领导有一天突然下令中断一切审讯, 等候新的指示。有的侦讯人员推测,是不是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引起了世界舆 论的谴责和嘲笑,类似的审判将予以取消。过了几天后,在叶若夫参加的由 保留原职的莫尔恰诺夫召集的内务部紧急会议上,下达了新的指示:除了强 迫被告承认恐怖活动罪外,还要强迫他们承认企图借助德、日法西斯的力量 夺取政权,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这就是说,他们不仅是暗杀者、破 坏者,而且是一帮无耻的间谍。这种惊人的提法甚至超出了一般侦讯人员的 想象。或许叶若夫相信希特勒所谓的谎撒得越大越有人相信的信条吧。但是, 当我们研究了当时的材料后,我们看到这并非是愚蠢和凶狠的叶若夫的个人 发明和创造。 1936年 9 月 29 日,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了 《关于对待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态度》的决定。该决定由 斯大林签署后执行。决定内容如下: “关于对待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态度的指示已正式批 准,内容如下: (1)直到最近,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一直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 棍们看作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上的先锋队。 最近的事实表明,这些先生们要堕落得多。现在,需要把他们看作是欧 洲的法西斯资产阶级的特务、间谍、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 (2)因此,必须镇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棍们,镇压的范围不仅包 括已经被捕、其案件的侦查工作已结束的人,不仅包括处于被侦查状况的人, 如穆拉洛夫、皮达可夫、别洛博罗多夫等人,其案件的侦查工作还未结束, 而且还包括以前被流放的人。” (15)上述两点指示十分明确地表明,将要 组织另一次大规模的公开审判,这次审判的被告的罪行要比以前公开审判的 被告的罪行广泛和严重得多。他们不但是谋杀中央领导人的恐怖分子,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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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西斯的间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 “平行中心”的被告就是这样被毫无根据地打成了法西斯间谍。1936年 10月4 日,斯大林在翻阅索科利尼科夫的审讯记录时,看到了索科利尼科夫 与英国记者塔尔博特谈话的交待,便在旁边批注道: “那么,他到底谈到了 杀害联共 (布)领导人的计划没有呢?当然,他谈到了。” (16)在审讯记 录的最后一页,索科利尼科夫坚决否认他知道塔尔博特与英国情报机构的关 系。斯大林作了如下批语: “当然,索科利尼科夫向塔尔博特透露了有关苏 联、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国家政治保安局,有关一切的情报。因此,索科 利尼科夫是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员 (间谍情报员)”(17)按照斯大林的指 示,这份审讯索科利尼科夫的记录于 1936年 10月22 日发至联共(布)中央 委员会委员。 很明显,斯大林要把 “平行中心”的被告们打成法西斯间谍。内务部执 行了斯大林的指示。为了使侦讯人员在改换说法后不至于在被告的面前为 难,莫尔恰诺夫命令他们互相交换了受审人。这样,他们谁都可以不必为过 去的提法和许诺负责了。 “平行中心”罪过的升级当然不是无缘无故之举。当时,当苏联报刊大 肆宣传镇压托—季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伟大胜利时,国外舆论界许多人却认为 审判不过是一场拙劣而荒诞的闹剧,是最高领导人公开报复和翦除政敌和潜 在政敌的行动。从法律上看,审判中牵强附会的举证,赤裸裸的事实伪造和 武断的结论,已逐渐为世人所知晓。其中,最大的丑闻就是布利斯托里饭店 会面之说。在国内,虽然诚恳善良并因不明真相而容易轻信的人们,轻易地 相信了某些人盗用党和政府的名义强加给人民的东西,或者即使怀疑而敢怒 不敢言,但并非人人都是阿斗。残暴的屠杀虽具有威慑作用,但同时激起了 人们对被镇压者的同情,因为他们本不该受到镇压。许多人为自己过去过激 的表现感到懊丧,有的人甚至用非法的手段表达和发泄自己的不满。雅哥达 曾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反映,莫斯科某些工厂的墙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 “打 倒杀害十月革命领袖的凶手!”“真可惜,他们没能干掉这个格鲁吉亚恶棍!” (18)从立意镇压反对派和一切异己力量的审判组织者的立场看,为了保证 未来的审判的可信性,平息人们隐蔽的不满,发明新的可以激起民愤的罪名 确属必要。而卖国的罪行是最能激起民愤的。 受到秘密审讯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 尤里 (格奥尔吉)·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是最有天赋、最受尊敬的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列宁在其“遗嘱”中,把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称为“最 卓越的力量” (在最年轻的力量中),说“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 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 (19)皮达可夫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随即投 入艰苦卓绝的地下革命斗争。十月革命爆发时,他只有27 岁,便担当起基辅 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重任。可能正是因为他的才干,1918年左派共产主 义者甚至打算推举他担任全俄人民委员会主席。当年,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