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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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鎏�　众席，其中　150多个座位供苏联人使用。这　150多个中，只有几十个事先挑　选的　“社会各界的代表”，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另有30　多个座位供外国的记者和外交官使用。应该说，允许一定数量的外国人参加　确实表明了苏联审判的公开性。但是，外国记者无法深入了解被告，也无法　从怀有戒备的苏联公民那里了解到真实情况。他们被作为客人请来，看到和　听到并自觉不自觉地予以接受的是一场精心炮制的戏。这场戏中的绝大多数　演员都众口一词地承认自己的滔天大罪。结果正好是审判组织者所希望的：　既可以表明苏联审判的公开性，又可以借这些外国人的口和手去欺骗世界舆　论。他们亲临审判现场，他们的报道自然有助于消除世界上可能出现的不好　反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场精心设计的震惊世界的审判闹剧，确实达到　了或者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设计者的目的。不但大多数进入十月大厅的外国　人受了蒙蔽，对托—季阴谋集团及其活动的存在信以为真，而且世界上的许　多人包括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受了骗，甚至认为斯大林消灭了　法西斯在苏联的第5　纵队。可以说，审判组织者通过允许外国人旁听审判，　非常巧妙地展示了他们精心掩蔽起来的东西，即秘密审讯的产物。　　　　　　在苏联本国的听众中，除了经过挑选的　“社会各界代表”外，主要是换　上便衣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和职工，其中许多人是内务部的档案员、秘　书、打字员、译电员等。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据说是因为他们不关心政治，　而且具有保密的职业习惯。但即使是这样的人，其听众资格也是有限的，他　们得到的入场证有效期只有半天。这就是说，连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审判的全　貌。中央和莫斯科的经常参加各种重要会议的党政要员，这次都被谢绝，借　口是审判厅座位有限。被告的亲友不准入场。内务部还特意在听众中安排了　这样的听众，据说，他们的阶级觉悟比较高，组织纪律性比较强，对人民的　敌人怀有朴素的阶级仇恨。他们被专门吩咐过，如果被告不老实，胡说八道，　大家就要齐声呐喊予以斥责，打断被告的讲话。法庭主持人如有警告被告的　表示，大家也要对罪犯表现出群情激愤，以免被告在会场上放毒或转移审判　的方向。这就是审判会的听众。不能说他们之中没有心怀正义感的人，因为　事后传出的审判实情正是他们之中的人传出的。但是，从审判组织者的本意　和当时审判会的气氛看，多数听众只是充当了审判者的群众代表的角色。那　么，审判官呢？　　　　　　法庭警卫长穿着内务部的军官服来到大厅前面庄重地宣布：　“开庭！起　立！”大家站起来。法官就位。在审判台正中就位的是审判长乌尔里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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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的反间谍部的成员。他身躯肥胖，两颊松弛，眼　睛细长，脑袋剃得溜光，身穿直领制服，说起话来柔和滑腻。他的右侧是审　理政治案件的专家审判员马图列维奇。1934　年　12　月对列宁格勒所谓的白卫　分子进行审判时，他担任过法庭审判长。由他审理的　“白卫分子”统统枪毙　了。另一名审判员是尼基琴科，是一名军事法官。10年以后，他登上了纽伦　堡国际法庭，与英国、美国和法国有名的法官一起，主持了对重大战犯的审　判。　　　　　　几位法官都熟知法律条文，有审理案件的丰富经验。他们的责任是根据　苏联的刑事法典判定被告是否有罪，量罪定刑，作法律的公正代表和裁决人。　他们既是法官，又是党员；既是包括被告在内的公民在法律上的裁决人，又　是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执法机构的官员。本来，党的原则与党领导下制定的法　律是一致的，他们只要严格地依法办事就是在履行党交给他们的职责。可是，　当他们接过　“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却不能也不必为这个案件的定性、　量罪和定刑多操心，因为上级已经预先决定了案件的性质、被告的罪行和判　决。他们只要用法律的语言对案件予以适当的说明，最后以法院的名义宣读　一下判决书就可以了，他们可以不问党和人民的法律是否得到真正的执行，　但他们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确切地说，必须服从以党的名义发号　施令的人。不然，他们将被立即取消审判员的资格，连官职、党籍直至生命　都保不住。他们的作用已经降到了一个普通的行政工作人员的地步，任何一　个懂得基本法律知识的普通法官都可以完成他们所要完成的任务。当然，为　什么选择他们而不是别人作公开审判的法官，这就是因为他们对上边的　“忠　诚”了。于是，在当时苏联党的制度和国家的法制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法律成为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而解释和执行法律的法官则成了活的法律工　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说：　“因为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准备的名单，名　单上的人的案件是由军事委员会审理的，而且这些人的判决都是事先准备好　的，这种罪恶的做法便未加追究。叶若夫会亲自把这些名单送给斯大林，让　他批准拟定的刑罚。”①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附和斯大林，从来没有　反对过斯大林的作法。苏斯洛夫在　1964年2　月14　日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当　犯人的名单经过莫洛托夫的关口时，他常常改变判决，　“在许多案例上”加　重刑罚。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一次他在一个名单的边上随便批上　“极刑”　两个字，便使一个　“人民的敌人”的妻子由监禁改为枪决。②　　　　　　由此可见，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法官们根本不是法律的代言人和裁　决人，而是上司意志的执行者，是内务部秘密审讯中侦查员的继任人。　　　　　　审判会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被告。让我们看看被告与他们被秘密审　讯时是否有什么区别。　　　　　　内务部的3　个高大健壮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把被告带进法庭，　安置在大厅右墙边低矮的木头栏杆后面的　4　排椅子上。然后，3　个士兵放下　枪，成立正姿态站在被告旁边。公开审判开始前，被告们得到了充足的睡眠，　伙食也有改善，他们的体重也有所增加。但是许多人看上去仍然苍白疲惫，　无精打采，忧郁不安，那土黄的脸色和发青的眼圈，表示出他们所受过的折　磨。按照最初的计划，至少要有50　名被告出庭。可是，侦讯的结果，能够出　庭的人数并不多。许多人拒绝按吩咐的条件出庭。最后，合格和基本合格的　被告只剩下　16名。这　16人情况不同，个别人准备在公开审判的会议上当众　直言；大部分人准备重复在秘密审讯中的供词。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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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贝尔曼—尤林、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已被内务部治服并被培养成罪犯中　的　“积极分子”，他们准备帮助法庭把这场审判闹剧演好。这几个人红光满　面，举止随便。赖因霍尔德有一张保养良好的肥脸，一身质地考究轮廓分明　的西装，看上去像个演员，眼睛盯着公诉人听候吩咐。奥利别尔格刚好坐在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个大人物之间，大约是由于敬畏吧，因此不那么神　气。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始终翻看着笔记本，随时准备回答问题，履行自　己的“党员义务”。皮克尔大约因为再次坐到自己的老上司旁边有些不安吧，　因此精神沮丧。季诺维也夫显得最虚弱，疲惫不堪。他面无人色，满脸浮肿，　眼睛下垂着两团肿块，一副病态。他身患哮喘病，不时地张大嘴喘气。他和　加米涅夫的目光中都充满了惊讶和疑虑，因为他们看到如此重大公审的听众　席上竟没有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对莫斯科的所有要人都是熟悉的，　只要瞟上一眼，就能马上认出来。　　　　　　被告是已经经受过内务部的“考验”的被告，保持了秘密审讯后期的“最　佳状态”：不但熟记自己的罪行，而且随时准备再重复一遍。对他们之中某　些人包括　“优待”和“不杀”的不同许诺没有收回。不仅如此，在法庭开庭　前夕，雅哥达和叶若夫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　穆拉奇科夫斯基和捷尔—瓦加尼扬等还开了个会。叶若夫重申斯大林的许　诺，即保全他们的性命，但他同时警告说，任何人　“背离”的企图都将被看　作整个集团的阴谋。　　　　　　最后，在被告座位的安排上，内务部也动了脑筋。他们把秘密审讯中态　度好的被告均衡地安排在主要被告之间，把他们分隔开，使他们不能当堂串　供，临时变卦。　　　　　　检察长是始终与内务部配合和合作的维辛斯基。他当然不会也不敢否决　内务部秘密审讯的战果。他对着被告，端坐在大厅前左方墙边一张小桌子后　面。他的小胡子和斑白的头发进行过认真的修剪，显得很漂亮。他身上穿着　做工精细的黑色西装，硬领衬衫，打着领带。如果把他作为一个生物学上的　人来观察，那他浑身上下简直没有任何瑕疵。但是，当他偶尔抬起头来，向　被告看去，听众们会看到他戴一架镜框雅致的眼镜，从镜片后面射出的是一　种锐利的、恶毒的和审视的目光。大厅里的听众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被告席上　的主要被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穆拉奇科　夫斯基等人，他们曾作为列宁的战友和学生，代表党中央发表过多少次热情　洋溢的革命演说，使听众们激动不已，使工人、士兵们在欢呼的声浪中，跃　跃欲试。但是，大厅里的听众以前很少有人知道新冒出来的苏联总检察长维　辛斯基。十月革命胜利还不到20　年，按照常理，苏维埃政府中维护社会主义　法律尊严的机构的最高代表，不是无产阶级领袖般的人物，至少也应该是历　史清白的诚实的和有学识的苏维埃公民。可这个维辛斯基是什么人呢？他凭　什么被安排为苏维埃国家法律的代表呢？　　　　　　维辛斯基毕业于基辅大学法律系，在学校教授过法律。1951年出版的《苏　联大百科全书》中写道，维辛斯基积极参加了　1902年的革命运动，似乎他是　一个老革命。其实，他是一个孟什维克，直到　1920年，当谁胜谁负的问题已　经完全明朗以后，他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此外，他还隐瞒了自己的严重的　政治历史问题。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作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个显要的官　员，以第—雅基曼区参议会主席的身份，签署了关于在他管辖的区域内无条　件执行政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命令的内容是：搜查、逮捕并审判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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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列宁）。③也许就是因为他的不光　彩的和罪恶的历史，他无时无刻不是在战战兢兢中过日子。他的把柄被人牢　牢地攥在手里。为了保护自己，他必须死心蹋地充当权势者的工具。他在大　学法律系学到的知识，以及他特有的善于以革命词藻掩饰的狡辩术，他的博　闻强记，而最主要的，他的良心的泯灭，使得他成为最高权势者求之不得的　人选。这正好应了当时斯大林爱讲的一个俄国谚语：　“下流坯也能被变成公　侯。”维辛斯基确实很快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候”。1925—1931　年，　他一直在莫斯科大学当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