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9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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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明则事通，意识形态一致，才能让政权减少内耗，运转顺畅。
君臣坐着喝了一会茶，吴育匆匆赶来，行礼如仪。当年一起唱名的一等进士，徐平已经位至当朝宰相，吴育还只是右正言，以本官为谏官。不过修起居注日夕在皇帝身边，是进位之阶，吴育接下来很可能会被大用。从谏官到词臣，升迁不依常理，与徐平升迁不同。
赵祯与徐平一问一答，把刚才讲过的内容再次说了一遍，并进行了深入。
起居官不是速记员，不是把听到的话一字一句地记下来，而是记下来意思，字词未必与说的相同。是以做起居官，要求对要记录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不是读书认字就可以做了。吴育善科举，在理解方面当然无问题，一一记下君臣问答。
讲过了先前的内容，徐平起身，重新站到黑板前，指着“赋税”、“租息”和“口粮种子”这三个圈，道：“由家而国，口粮种子和赋税必不可缺，也无大花哨。一家之人，吃穿用度，留种兼存粮备荒，大约有数。此欧阳修等人所言，耕三年存一年之粮，以番天灾饥荒之时也。理政，就在于赋税和租息的分配上。这两者都是本于耕田所得，除去耕田之人必需用度之外的剩余之物。有了这剩途物，就有了朝廷，有了国家。”
“一人生于世，聚而为天下，为朝廷存于世间，臣用三件事来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生存，就是要活着的必需之物，于一人如是，于一家如是，于一国也如是。生活就是生存必需之物外，让自己过得更好，比如食美味，品丝竹，诸如此类。于一人如是，一家如是，于一国亦如是。而生产则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存和生活，所要做的事情。以农夫稼穑来论之，比如治沟渠，开荒田，养耕牛，买犁铧之类。以经商之人论之，便如买店铺门面，以务工之人论之，如买更多机器，建更大场房。一人如是，一家如是，天下亦如是。”
“有了剩余之物，则这剩余之物投到哪里去，生存、生活、生产，各占多少，对一家是一家之政，对一国是一国之政。以本朝现在来论之，臣为三司前，财赋大半养兵，则是大多用于生存。因养兵是为了御敌，国既不保，自然无有生理。臣在三司经理，现如今朝廷岁入，约有三四成用来养兵，其余大多投入了修桥铺路建场务之中。则至此时，本朝生存已不艰难，而主要是为了未来从事生产。朝廷官员加俸加禄，则是生活。此于天下，于士大夫，生存、生产、生活是如此分的。此是大略，详细自然是有无数条贯，然理不失。”
“臣先前讲，租息虽然不当存，但却不得不存，是因为在生活和生产当中，朝廷于细民无法万事替其经理。其欲开荒田，虽然朝廷有劝农之法，只是无法做到把天下每一人都圈到此法当中。有民欲开荒，只能求于借贷。有人家的田耕不过来，而又有人家多子，只能去租田多人家的地来种。诸如此类，租息有存在之理，故能尽除。”
“然则租息或许是由此必然之理而起，年深日久，却成势力人家取贫苦人家之物，不劳而获之术。租息起初取剩余之物，然则借着从别人那里不劳而获的租息，势力人家必然越来越强，而贫苦之家愈弱。人欲不知足，租息从取剩余之物，必然向着取穷苦人的生存和生产之物去。贫苦人的口中之食，下地之种渐次被夺，不但当下受苦，更绝了其未来的生路。朱门酒内臭，路有冻死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言兼并之祸，不如言势力者越强，租息之祸欲烈，终至穷人无以为生，天下无以安立，终至天下大乱。”
“欲解此困局，臣愚钝，仅勉强想出三策。一曰抑，不是抑兼并，而是抑势力之家取租息。为何不是抑兼并？因兼并只是其表，而非其根。租息不抑，兼并不只压抑不住，而且会让租息之祸更烈。为何如此说？现如今天下之财，根本上来说出于田土，在于农耕稼穑。则租息之害，最多的是在乡间。乡野小民，如何看其生计如何？不要看其吃什么，穿用什么，因为其所能拿到手里的，不只是朝廷税赋少收，租息不多，还在其自己力耕用不用心，出不出力。两者混在一起，容易让人模糊。言租息不成祸的，说贫苦人家之所以贫苦，是懒惰，是愚笨，是理所当然。言一切皆因租息之祸而起的，则认为人人一样，受租息之害皆因有坏人害之。执政者当心知，一事一物，必一分为二，执其一端则乱。”
“小民除了供给自己衣食，还有三样。一是赋税，二是地租，三是借贷之利息。赋税是朝廷之责，地租有一定之规，惟有利息之祸最难匣清。或曰，我完朝廷赋税，自耕自食不借贷，便不受这利息之祸，果能如此？臣言，不能！”
“你不借贷，他不借贷，总有人借贷。被人取走的利息，那个钱就在那里，终会从你的衣食住行，种地买种方方面面来刻剥你。如丰收后谷贱伤农，如灾年谷价飞涨，如耕牛价钱一日贵过一日，如欲买一犁一铧而不得。抑租息之祸，不只是在限乡间借贷，而且还在于平谷价，平稳牛、犁、铧等等价格，但最根本的，朝廷看得到的，是地价！皆因其余所有价格，终究还是会汇集到土地上，种地合不合算，能收多少租子利息上来。”
赋税、地租、地价，这三个是考察农民负担沉重程度的最重要因素。追其根本，就在于农业的剥削，集中在地租和放贷收息上。赋税越多，地租在收成之中占的比例越大，地价与产出之比越高，则农民的负担越沉重。赋税和地租比较容易观察，地价因为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是以迷惑性较大，理政者必须要把地价搞清楚。
农业社会的剥削手段除了政权的赋税外，以地租和放贷收息为主，所以研究农业时代的经济，便会以地租、地价和赋税为中心。进入工业社会，地租这个剥削手段改成了资本无偿获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放贷收息则更进一步，发展成了金融产业。放贷收息促进生产、渡过天灾人祸的积极性，成为了金融产业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而另一面，他们的剥削本质是没有改变的。金融产业的收益与实体经济收益的差值，如果是负数，则说明在发挥其促进实体经济的积极一面。这个负数的绝对值越小，则积极意义越小。如果这个差值成了正数，则就说明金融产业表现出了其剥削手段的一面。金融产业相比较于其他产业越赚钱，则整个社会受到的剥削程度越严重。
宋朝的农民对赋税、地租、地价的感觉，可以类比徐平前世对税和保险、工资以及房租、房价的感觉。税和保险可比作此时的赋税，工资与自己付出的不平衡可比作这个时候的地租，而房租、房价就是最明显的金融剥削加到你身上的集中表现。当然，农业社会放贷收息的剥削不只是直接地表现在借贷关系上，还间接表现在操纵粮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上面，金融的剥削也是如此。金融动荡，通货膨胀与紧缩，无所不在的保险，房租、房价的快速上涨，都是金融剥削所采取的形式。你可以远离金融，却无法逃离金融剥削的手段。
从对奴隶赤裸裸的压榨，到利用地租和放贷收息，到用剩余价值和金融手段，剥削者总是要穿上一件外衣，这件外衣还会越来越华丽。
第13章 治术（四）
从离开原始社会，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形成了国家，出现了政权，政权就天然具有两面性，或者说有其独立的人格。既有维持剥削制度的一面，也有调和矛盾，抑制剥削烈度的一面。对于不同的阶级，这个独立人格或有强弱，剥削者觉得强，被剥削者或许会觉得弱，被剥削者觉得强，剥削者会觉得弱。当然，也有那种让两方面都觉得软弱不堪的废物政权，也有那种让两方面都惧怕的强势政权，不能一概而论。
不管怎么说，政权天然是具有既代表两方面的利益，同时又要抑制两方面利益的两面性，被两面同时讨厌，实属必然。个人与政权相互理解，就要讲忠恕之道了。
不管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不管是哪个阶级，如果要强行抹杀政权的独立性，抹杀其独立人格，哪怕其强盛一时，都会被政权的暴力教作人。如果政权手中的暴力压抑不了这种行为，那么社会的暴力就会取代政权的暴力，还是要来教你好好做人。
徐平前世，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挟工业之威，对内进行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对外则对其余的国家、民族进行惨烈的帝国主义压迫与剥削。他们驯服了政权的暴力工具，自以为从此天下无敌。最终在内部激起了以工人阶级主导的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在外则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反抗斗争。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掀起了以资产阶级意志主导的帝国主义，和以被剥削阶级为主导的国际主义两股大潮。两股大潮缠在一起，最终把资产阶级驯服政权为自己压迫和剥削的工具的美梦砸碎。
最终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把剥削披上了一层遮羞布，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开始讲调和。被剥削者经过了百般努力，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努力最终失败，同样也开始讲调和。理想终究是理想，人力不及，如之奈何？
讲奴隶和奴隶主，讲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剥开来，实际上还是躺在那里张牙舞爪的“剥削”二字。将来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剥削形式？天知道。只是用欧洲历史解析剥削而成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历史对不上号。
走向未来，最重要的是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是无关紧要。双方都曾经以为那是历史尽头，等到大潮退去，才发现还是在路上。认为世界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只是因为站在潮水里，看不清方向。
前世从课本里学过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自己经历过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到了这个世界再去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去把工业化跟资本主义捆绑，徐平吃多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曾经你死我活，有我则无你，是因为都觉得要到达历史的尽头，比赛谁更快到达那个尽头。结果历史的尽头遥遥不可期，只能够坐下来，商量着以各种方式共存下去。
觉得搞工业革命，一定要让资产阶级上台，羊吃人和圈地运动都是必然，是不得不承受之恶。怎么说呢？恶就是恶，没有什么不得不承受之恶。这与容忍剥削不一样，剥削不是不得不承受之恶，而是生产力达不到，政权确实无法把一切包办，只能把一部分权力交给社会。容忍的不是剥削之恶，而是阶级分化对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由剥削而带来的恶是必须要打击的。这就是改革，维护秩序，让剥削阶级发挥正面作用，抑制其负面作用。
在中国出现羊吃人，出现圈地运动，被赶出来的人可不会跑到城市里去给资产阶级作牛作马，被工厂主敲骨吸髓。西有西域，南有南洋，东北有契丹，大把的地方可去，实在不行了还可以上山落草为寇。明朝的灭亡，不只是亡于农民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