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红星传奇-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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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报告做完后，开始了会议发言。张闻天针对博古报告中总结失败原因不到位的地方进行了批评，发言吸纳了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也有刘一民在通道和斯通争辩时的思想，特别提出了刘一民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张闻天在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专门指出：“在通道的时候，原十八团代理团长刘一民同志就说过，我们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党在政治上幼稚，忽左忽右；指导思想上模糊，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组织上机制不健全，缺乏独立性，导致产生肃反扩大化、三人团凌驾中央之上等错误现象；军事指挥上先是与敌拼消耗，搞什么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放弃了红军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原则。实施战略转移后，又一味逃跑，造成湘江惨败。一个刚参军的新同志都能看清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有些斗争经验丰富的领导同志看不到呢？”

应该说，张闻天的发现非常成功。接下来，王稼祥、毛泽东、彭德怀、聂荣臻、朱德、陈云、刘少奇等都作了发言。对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毛泽东的发言仍然是那么幽默犀利，把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实质揭露得入木三分。其他红军将领如彭德怀、聂荣臻的发言，则是结合具体战例的成败得失，把左倾军事错误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批驳的体无完肤。李德听得实在受不了了，忍不住咆哮：“难道你们想让我一个德国人来为你们的失败负责么？”咆哮完后，就摔门走了。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意识就是随着李德的摔门离去而真正开始觉醒的。

中午的时候，开会的人都在红军总部就餐。

吃完饭，刘一民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报告在清溪镇战斗中缴获了敌中央军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随身携带文件，里面剿匪通报中有各地红军活动情况，除留在苏区打游击的红军和四方面军、二、六军团外，陕北也有红军，领导人是刘志丹。

毛泽东一听就问文件在哪里？

刘一民取出文件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个人看后，周恩来问还有没有其他佐证？

刘一民忙将审问韩汉英、唐云山的笔录拿了出来，并且说，这个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我在镇远与工商业代表座谈时，其中一个票号掌柜是山西祁县人，他说他们票号在榆林开有分号，但没有在延安附近开，原因是陕北也在闹红，领头人叫刘志丹。

周恩来想了一下，刘志丹是黄埔四期毕业的，与林彪同期。

毛泽东说：“这样的话，我们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战略了。”

朱老总说：“湘西去不了，就是去了也呆不住。苏区现在回不去，回去了还要面对蒋介石的疯狂围攻。四方面军西进后，现在根据地也不稳固。是得认真研究红军转移的落脚点啊。”

毛泽东问：“刘一民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刘一民回答说：“我参军晚，见识有限，这些大事不是我思考的问题，我只想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总司令打胜仗。不过，我考虑，我们红军要想真正发展，必须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现在和国民党作战，胜也好，败也好，在许多老百姓眼里都是打内战。我们红军提出的北上抗日的口号很好，要是我们能够真正北上抗日，必然能赢得全国人民的呼应和支持。如果机会成熟，甚至可以联合国内各种势力，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样，既可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又可以让我们的红军发展壮大，积累力量。而且，按照目前情况判断，日本人恐怕不会是仅仅占领东北这么简单。据韩汉英交代，蒋介石政府内也有人判断日本会全面侵华。据韩汉英说，蒋介石到贵州追剿我军，一方面是想消灭我们，另一方面是想让地方军阀和红军拼斗，消耗双方实力，第三方面是夺取西南政权。据说此计出于蒋的高级谋僚杨永泰之手，在蒋内部高层称为一石三鸟之计。唐云山也交代，蒋介石是准备夺取贵州、四川政权后，建设西南大后方，准备将来和日本大打的时候，有个坚守的地方。唐云山还交代，薛岳接到的命令不是追击红军，而是直插贵阳，督促王家烈的黔军和龙云的滇军北上追击红军。清溪镇战斗时，中央军是往贵阳去的，不是往黔北来的。韩汉英这个人，领兵打仗一般，但在军事修养上是不错的，要不然我就把他和唐云山枪毙了。”

周恩来问：“陕北这地方你了解不了解？”

刘一民说：“我没有去过，不了解。只知道那里是李自成的家乡，荒凉贫困。不过从战略上讲，可以东出山西、北连蒙古，西略宁夏甘肃，南下八百里秦川，回旋余地相当大，而且远离蒋介石的核心统治圈。”

毛泽东说：“恩来，我们得马上想法收集陕北红军和陕北的有关情况，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最起码可以让我们多一个选择。如果能够确认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结束漫无目的的转移了。”

朱老总说：“要是能在会上定下决心，我们的战略目标就要发生大转变了。刘一民同志，你可真是我们红军的福将，带来的不单是新观念、新思想，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喜讯。真要好好感谢你啊！”

毛泽东说：“朱老总，这是胸怀全局、战略思维。刘一民同志，好好努力，我们红军大有作为啊！”

周恩来说：“要是我们能和四方面军汇合，合兵一处，实力就会大涨，到哪里去都不怕。”

朱老总说：“恩来啊，湘江战役最紧张的时候，我们曾电令四方面军发起攻势配合，国涛同志好像没有反应啊。”

毛泽东说：“多少年没见张国焘了，不知道此人现在心性如何？”

刘一民看这是个机会，就报告说：“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据韩汉英交代，他们部队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时候，俘虏了一部分红军干部，据说这些人都是被张国焘清洗出来的。听他们说，张国焘在鄂豫皖的白雀园搞大肃反，杀人杀不过来，就用机枪扫射。霍邱县委全被杀光，六安县委留了两个炊事员，其余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被杀了。赤南县苏维埃政府48人，杀了45个。英山县十一个苏维埃委员，杀了10个。对红军部队清洗杀戮更惨，红山警卫团一个连100多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赤卫军团长和三个营长全被杀，9个连长杀了7个。红安独立师一晚上就杀200多人。鄂豫皖根据地比较有名的领导人如徐朋人、王秀松、曹学楷等都被杀光了。军队高级将领如许继慎、周维炯等红军名将也都被张国焘杀了。许继慎被杀后，他怀着身孕的老婆也被张国焘残杀。那几个红军俘虏说他们团连长以上的干部杀了73个。据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老婆程训宣被张国焘抓捕后坚贞不屈，被张国焘秘密杀害。程训宣死前的晚上，唱了一夜山歌。徐总指挥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爱人被张国焘杀害的事情。由于杀人太多，引起根据地群众强烈反抗，黄安六区，就是仙居区的群众喊出打倒杀人刽子手张国焘的口号，集中赤卫队，缴了张国焘派去的9个政治保卫局干部的枪，结果张国焘认为是暴动，进行了血腥镇压，光是村干部就杀了60多个。据韩汉英交代，听说许继慎、周维炯被杀后，国军将领一片欢腾，认为红军自己帮国军除去了劲敌，只有蒋介石说许继慎、周维炯死的不冤，是他们走错了路，跟着共匪就是这下场。周副主席，你说中央为什么会同意张国焘杀许继慎、周维炯和那么多的红军战士啊？张国焘这种做法不要说是人了，就是畜生都做不出来啊？”

听得毛泽东脸色铁青，朱德浑身乱颤，周恩来一下没忍住，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几个人忙扶住他，刘一民就要喊医生，周恩来摇摇手，说：“刘一民同志，党感谢你，红军感谢你，我周恩来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了这么多的实情。这个事情暂时要保密，仅限我们几个人知道。你没有告诉过别人吧！”

刘一民马上敬礼：“报告周副主席，我审问完韩汉英、唐云山后，就撤离清溪镇了。他们交代的情况我只向你们三个报告，其他人再没有一个人知道了。再说，这些事情还需要见了四方面军的同志才能得到证实。听说曾中生现在还被张国焘秘密关押着呢！”

周恩来转身对毛泽东和朱德说：“泽东、老总，我们去开会吧！”

几个人一起走进了会场。

会议开始了。看看大家情绪很好，张闻天就说道：“根据上午会议情况，我同意博古同志辞去党内总负责人的请求，保留其常委职务，建议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为党内总负责人，军事指挥负责人，统帅红军与敌作战！”

张闻天发言后，出现了短暂冷场。

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基本分三大块，一部分是到苏联学习过的，另一部分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土生土长的。由于王明左倾路线把持中央领导权，毛泽东被刻意打压，两年多的时间基本上都处于靠边站的状态，虽然他是一大代表、政治局委员，又亲手创建了中央苏区，论功、论能、论劳、论资历，随军长征的领导人中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但是，张闻天贸然提出让他做党的总负责人和军事总负责人，许多同志一下子是接受不了的。

据党史专家考证，历史上毛泽东真正掌握红军指挥权是在四渡赤水的第四渡，也就是佯攻贵阳、实进云南的战役。毛泽东在第四渡的时候，指挥红军将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打开了北上通道。此役在指挥上宛如神笔天成，毛泽东自己也非常满意。但是在毛泽东在名义上取得红军指挥权，那是在1935年8月沙窝会议的时候，因周恩来病倒，会议才决定毛泽东取代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史称沙窝换帅。至于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就更晚了，那是到延安以后的事情了。

刘一民的出现，影响了历史进程，原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组在遵义会议前酝酿的过程省略了许多，加上通道会议以后毛泽东指挥红军胜利的事实，让张闻天认为此时彻底解决党和军队领导问题时机已经成熟，所以就提了出来。他这一说，把会议主题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一下子转到了讨论党内最高人事问题，转弯太急，毛泽东反而不好说话了，所以会议就出现了短暂冷场。

这个时候，朱老总说话了。说实话，如果没有刚才刘一民的那番话，以朱老总的人品和宽厚的德性，他是不会说重话的。刘一民的话刺激了他，让他感到再让这帮家伙折腾下去，不用蒋介石来杀，他们就把红军杀完了。所以，朱老总上来就说：“我同意张闻天同志的意见，支持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党和红军。补充一点，建议对博古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导致肃反扩大化的问题进行审查。建议中央立即给贺龙、肖克发电，对夏曦所犯肃反扩大化和乱杀红军干部战士的罪行进行审判！”

朱老总的话刚落，周恩来接着说了：“我同意闻天同志意见，支持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和红军。对我在中央负责军事和其他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我将作出进一步检讨。请会议批准我辞去常委、红军总政委职务。我愿意继续努力工作，弥补由于执行错误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