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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章

新大秦帝国第五部铁血文明-第1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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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关键人物是苏代。苏代是苏秦的弟弟,入燕后与子之结盟,成为促成
  子之当政的关键人物之一。苏代促成姬哙决策重用子之的言论,《史记》的记载
  是:苏代出使齐国归来,姬哙问齐王其人如何?苏代回答说,必不能成就霸业。
  姬哙问,为什么?苏代回答说,齐王不信其臣。苏代的目的很明显,“欲以激燕
  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显然,
  这是一笔很不干净的政治交易,苏代骗术昭然。《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相
  对详细,苏代着意以齐桓公放权管仲治国而成就霸业为例,诱姬哙尊崇子之,姬
  哙果然大为感慨:“今吾任子之,天下未知闻也!”于是,明日张朝而听子之。
  可见,苏代促成姬哙当权的方式,具有极大的行骗性,说苏代在这件事上做了一
  回政治骗子,也不为过。而姬哙的对应,则完全是一个政治冤大头在听任一场政
  治骗术的摆弄,其老迈迂阔,令人忍俊不能。
  第四个关键人物是鹿毛寿。此人是推动姬哙最终禅让的最主要谋士,其忽悠
  术迂阔辽远,绕得姬哙不知东南西北。鹿毛寿对姬哙的两次大忽悠,《战国策》
  与《史记》记载大体相同。第一次提起禅让,鹿毛寿的忽悠之法可谓对症下药。
  鹿毛寿先说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尧让许由,许由不受。于是,“尧有让天下之名
  ,实不失天下”,尧名实双收,既保住了权力,又得到了大名。无疑,这对追慕
  圣王的姬哙是极大的诱惑。之后,鹿毛寿再摆出了一个诱人的现实谋划:“今王
  以国相让子之,子之必不敢受;如是,王与尧同行也!”姬哙素有圣王之梦,叉
  能名实双收,立即认同.将举国政务悉数交给了子之。显然,这次交权还不是子
  之为王。于是,过了几多时日,鹿毛寿又对姬哙第二次忽悠设谋。鹿毛寿说,当
  初大禹禅让于伯益,却仍然教太子启做了大臣。名义禅让,实际上是教太子启自
  己夺位;今燕王口头说将燕国交给了子之,而官吏却都是太子的人,实际是名让
  予之,而太子实际用事(掌权)。显然,这次是鹿毛寿奉子之之命向姬哙摊牌了,
  忽悠的嘴脸有些狰狞.大约姬哙已经有了圣王癖,或者已经是无可奈何,于是立
  即作为.将三百石俸禄以上的官印(任免权)全数交给了子之。之后,姬哙正式禅
  让。“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反)为臣。”
  在治国理念与种种政治理论都已经达到辉煌高峰的战国之世,一个大国竟然
  出现了如此荒诞的复古禅让事件,其“理论”竟然是如此的迂阔浅薄,实在令人
  难以理解。这一幕颇具黑色幽默的禅让活剧,之所以发生在燕国,而没有发生在
  别的任何国家,其重要的根源,便是燕国的王道传统之下形成的迂政之风。燕国
  君臣从上到下,每每不切实际,对扎扎实实的实力较量感到恐惧,总是幻想以某
  种貌似庄严肃穆的圣王德行来平息严酷的利益冲突,而对真正的变法却退避三舍
  敬而远之。这种虚幻混乱的迂政环境,必然是野心家与政治骗子大行其道的最佳
  国度。
  再说燕国破齐之迂。
  燕国最辉煌的功业,是乐毅变法之后的破齐大战。对于燕昭王与乐毅在燕国
  推行的变法,史无详载。从历史实际进展看,这次变法与秦国的商鞅变法远远不
  能相提并论,其主要方面只能是休养生息、整顿吏治、训练新军几项。因为,这
  次变法并没有触及燕国的王道传统,更不能说根除。变法二十八年之后,燕国发
  动了对齐国的大战。乐毅世称名将,终生只有这一次大战,即六年破齐之战。燕
  国八百余年,也只有破齐之战大显威风,几乎将整个齐国几百年积累的财富全部
  掠夺一空。否则,燕国后期的对赵之战便没有了财力根基。但是,破齐之战留下
  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为什么强大的燕军能秋风扫落叶一般攻下七十余城,却在五
  年时间里攻不下最后的两座小城而致功败垂成?世间果然有天意么?
  历史展现的实际是:在最初的两次大会战击溃齐军主力后,乐毅遣散了五国
  联军,由燕军独立攻占齐国;一年之内,燕军下齐七十余城,齐潘王被齐国难民
  杀死,齐国只留下了东海之滨的即墨与东南地带的莒城两座小城池。便是这两座
  城池,乐毅大军五年没有攻克,最终导致第六年大逆转。战争的具体进程,本书
  第三部《金戈铁马》有详细叙述,不再重复。我们的问题是:五年之中,燕军分
  明能拿下两城,乐毅为什么要以围困之法等待齐国的最后堡垒自行瓦解?后世历
  史家的研究答案是:乐毅为了在齐国推行王道德政,有意缓和了对齐国的最后攻
  击。
  《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有三国学者夏侯玄的一段评判云:“……乐
  毅之志,千载一遇……夫兼并者,非乐毅之所屑,强燕而废道,非乐毅之所求…
  …夫讨齐以明燕王之义,此兵不兴于为利矣!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
  遐迩矣!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乐毅方恢大纲
  以纵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獒(毙)……开弥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
  ,以申齐士之志。使夫忠者遂节,勇者义著,邻国倾慕,思戴燕主,仰望风声,
  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败于垂成,时运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
  虽二城几于可拔,而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毅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拔城而
  业乖也!……乐毅之不图二城,未可量也!”
  我们得说,夏侯玄的分析完全切中燕国实际。
  但是,夏侯玄的评论却比燕昭王与乐毅更为迂阔。夏侯玄之迂阔,在于将燕
  国攻齐说成一开始就很明确的彰显王道的义兵,且将其抬高到不是以利害为目标
  的道义战争而大加颂扬,“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甚至,夏侯玄将围城不攻也说成是为了“申齐士之志”的善容之德。
  历史的事实是:燕昭王奋发图强的初始动机,只是为了复仇。乐毅后来对燕
  惠王的书简已经明说了:“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
  以齐为事!”后来的燕惠王也说:“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动。”丝毫没有一句论及,破齐是为了推行先王之义。唯其如此,乐毅破齐初期并
  没有推行不切实际的王道德政,而是毫不留情地大破齐军数十万、攻下齐国全部
  城池、抢掠了齐国全部府库的全部物资财富。应该说,这是强力战争所遵循的必
  然规律,无可厚非。可是,在战争顺利进展的情势下,燕国的对齐方略忽然发生
  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以即墨莒城两座城池的死命抵抗为契机,燕国忽然
  在齐国采取了与开始大相径庭的王道德政。这种王道德政,能在齐国推行五年之
  久而没有变化,与其说是乐毅的自觉主张,毋宁说是燕国王族的王道理念旧病复
  发,燕昭王又有了要做天下圣王的大梦所致。因为,没有燕昭王的支持甚至决策
  ,作为一个战国时代著名的统帅,很难设想乐毅会自觉自愿地推行一种与实际情
  势极为遥远的迂腐德政。乐毅在对燕惠王回书中回顾了攻齐之战,说得最多的是
  攻伐过程与如何在齐国获得了大量财富并如何运回了燕国,对于五年王道化齐,
  却几乎没有说一句话。假若是乐毅力主燕惠王推行王道,乐毅能不置可否么?同
  样一个令人深刻怀疑的事实是:在燕惠王罕见致歉的情况下,乐毅为什么坚决不
  回燕国?合理的答案只能是,乐毅对燕国迂政传统的危害的认识至为清醒,明知
  无力改变而不愿意做无谓的牺牲。
  不以战争规则解决战争问题,而以迂阔辽远的王道解决残酷的战场争端,不
  但加倍显示出自己前期杀人攻城劫掠财富的残酷,而且加倍显示出此时推行王道
  的虚伪不可信。这既是齐国人必然不可能接受的原因,也是燕国迂政用兵必然失
  败的原因。相比于秦国的鲜明自觉的兵争战略,这种迂政之兵更显得荒诞不经。
  再说燕国的对赵之迂。
  整个战国时代,燕国邦交的焦点大多是对赵事端。也就是说,除了燕昭王对
  齐国复仇时期,燕国的邦交轴心始终是对赵之战。燕国纠缠挑衅赵国之危害。几
  乎当时所有在燕国的有识之士都剖析过反对过。但是,燕国的对赵挑衅却始终没
  有改变,这实在也是燕国历史的最大谜团之一。邦交大师苏秦最先提出了燕国对
  赵之错误,其后,苏代也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寓言故事再度强调燕国对
  赵之错误。应该说,苏氏兄弟时期,燕国君主还是有所克制的,几次燕赵之战都
  因听从劝谏而避免,燕国地位因此而改善。可是,燕惠王之后,燕国对赵方略又
  回到了老路。没有任何理论理念支撑,就是死死咬住赵国不放。整个燕王喜时期
  ,燕国政局的全部核心就是挑衅赵国。昌国君乐闲反对过,为此被迫逃离燕国。
  大夫将渠反对过,被燕王一脚踢翻。燕国只有一个名臣支持了燕国攻赵,这就是
  晚年的剧辛,结果是剧辛在战场被赵军杀死。若非赵国晚期是昏君赵迁在位,只
  怕名将李牧早灭了燕国。
  历史形成的基本谜团,其根源往往在于我们已经无法理解当事者的思维方式。
  分明是害大于利,燕国还是要对赵国长期作战,为什么?
  具体原因固然复杂多样,譬如秦国间离燕赵,暗中支持燕国与赵国为敌,从
  而达到削弱强大赵国的目的,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是,历史逻辑展现出的根源
  却只有一条:燕国以天子号老贵族自居,对这个后来崛起的强大邻国抱有强烈的
  嫉妒与蔑视,必欲使其陷于困境而后快。只能说,这是王道迂政之风在最后的变
  形而已。
  王道政治传统,曾经在秦国也有深厚的根基,但结果却截然不同。
  秦穆公之世任用百里奚治国,使秦国成为春秋霸主之一。由此,王道治国在
  秦国成为不能违背的传统。直到秦孝公的《求贤令》,依然遵奉秦穆公,明确表
  示要“修穆公之政令”。《商君书·更法》记载的秦国关于变法决策的论战,当
  时的执政大臣甘龙、杜挚反对的立足点很明确,就是维护秦国传统:“圣人不易
  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议君!”另一反对派大臣杜
  挚则云:“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两派激烈争论,都没有涉及变法之具体内容,而都紧紧扣着一个中心——如
  何对待本国的政治传统?成法该不该变?商鞅的两次反驳很犀利,很深刻。
  商鞅反驳甘龙云:“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
  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
  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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