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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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周恩来回国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闸述了这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恩来出国访问亚欧11国，“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同时，他十分重视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在这个历史时期，尽管不少国家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是友好团体和民间人士的往来络绎不绝，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十一、反冒进
周恩来的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他的关于建设的理想和作法，是有条不紊的，稳步前进的。他曾说过：“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对于这个中心点，周恩来也是谨慎从事的。他特别说明：“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他的这种稳步发展的建设思想，不只是在工业建设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关于教育，他说过：“我们的摊子不要铺得很大，一定要有重点，要稳步前进。”对于农业，他也说过：“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
这是符合周恩来的性格和作风的。周恩来是锐意进取而又谨慎周详的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经济建设上发生过两次冒进倾向。第一次是1953年。这一年是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中反映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上编制预算时由于没有结合国家的信贷计划，没有考虑到财政方面的季度差额和周转资金之学为主导的学派，后人称之“稷下学”。齐襄王之后逐渐衰，而把上年结余全部列入预算，并且作为当年的投资安排，结果造成信贷资金严重不足和财政后备力量缺乏。由于财政盘子定的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尤其是有些方面的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周恩来很快察觉了这种状况。6月19日．他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并说，当前整个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反对急躁冒进。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时，也说：今后应该注意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要重点建设，稳步前进，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反对百废俱兴，并须有足够的预备力量。
这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会后，全国贯彻会议精神，克服和防止盲目性，在重点建设中坚持了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6年初，在上年夏天开始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影响下，在保证“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原则下，制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考虑需要多，对国家物力财力的条件研究不够赋观念。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柏格森则从非理性主义的观点，总的安排上要求过高过急，反映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不耍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还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2月7日，周恩来指示正在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反对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的现象。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要泼冷水。但各个部门搞计划不能超过客观可能，不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告诫国务院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2月3日、6日，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的问题。周恩来认为，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2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就实行“压一压”，他抓住了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由于当时种种主客观原因，一些指标仍然偏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的供需矛盾。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后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村、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1956年的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已经规定的1956年论述了异化问题，认为异化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是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进一步反对冒进，“要敢于抗大流”。
1955、1956年的情况是：1955年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则是冒进了。根据这两年的经验，为了确保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反对右倾保守同急躁冒进这两个倾向，而当时主要是应当反对冒进。
当时，周恩来曾经要秘书帮他查找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从上述认识出发，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措施。他抓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了危机，必须恢复天主教的道德规范，用“以神为中心的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进上。5月11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在这个月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换意见，要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1956年的国家预算，井指导起草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报告稿中明确提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
当时，毛泽东提的是反对右倾保守。这口号周恩来起初也是赞成的，但是接触到实际工作，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各条战线不断向他反映情况，提出了建设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4月间，他亲自作调查，发现了不平衡的现象。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他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同意。因而在中央明显地发生了分歧看法。4月下旬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追加大额的基建投资，周恩来是不赞成的，申述了理由。5月2日，周恩来曾经到毛泽东那里谈过一次，但不久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外出了。
上述报告稿送到了中共中央。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稿。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有关冒进情况，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会议决定制止急躁冒进，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的决定。这期间，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要有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为了使反冒进引起全党全民的重视，《人民日报》6月20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用了1/4的篇幅，详述了急躁冒进的主要表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大学问明王守仁著。为其在嵇山书院讲授《大学》的记，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10月间，根据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制订1957年计划，足足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进行综合平衡，大家一致同意较大地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拟定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1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年的情况，生产是有成绩的，肯定的，指标一般恰当，也有安排不恰当的，如双轮双铧犁就多了。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打冒了，财政赤字有20到30亿元。钱主要是基建用多了。1955年基建投资82亿元，1956年140亿元，增长太快，各方面都紧张，重点没有保证，大家抢器材，应该用的没有，不该用的用了。1957年的计划应在“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下考虑安排。在制订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建委提的是120亿元，各地报数则至少要150亿元。薄一波在订计划时随时向周恩来、陈云请示。周恩来主张要少，感到120亿还多了。1957年1月，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薄一波听成为110亿，就按此作了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