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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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起着主导的作用。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消灭了；平息了匪患，消灭武装匪徒240多万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全国修复和新建铁路通车线路2．4万多公里，公路12．7万公里。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外，在全国基本完成，彻底推翻了长期统治和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为进一步建设创造了条件。
九、意气风发的十年
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到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从建国到1956年，周恩来意气风发，才华四溢，为共和国工作的各个方面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50年的时候，我国就聘请了苏联计划统计专家来帮助进行研究和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包括了中国经济概况，五年建设方针义。洛克理解为心灵对自身活动的观察。黑格尔专用此词指，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等事项。草案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这次去苏联商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我国的“一五”建设计划问题。20日，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愿意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和派人到苏联留学、实习等方面，给中国帮助，他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周恩来等商谈。9月3日，斯大林约见中国政府代表团，继续谈中国的五年建设计划和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们印象很好。制订五年计划，要有后备力量。由于中方原来提出的“一五”时期工业增长速度每年平均是18％，斯大林建议“可降到15％”。他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专家来帮助中国建设。斯大林的谈话，为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定了基调。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具体援建项目，由李富春领导，继续同苏方面谈。这次商定，苏联援助中国90个建设项目，加上在此以前苏方答应援建的51个项目，共为141个项目。后来，援助项目扩大为156项。
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这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
这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43次会议上作报告说：“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已经到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就要在1953年开始了。”1953年2月4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主张“暴露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这种思潮又被称作，分析了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他说，现在，我国除台湾外已经统一，官僚资本的企业已经彻底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在工业和批发商业方面国营经济已占优势和领导地位，全国银行已由国家统一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经济在国家领导扶助下已开始改造，全国工农业生产不仅全部恢复，而且一般已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发展较快；国家财政收入已经平衡，全国物价已经稳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切，为我国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他说：当前我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建设。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要动员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本年度的计划而奋斗。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央的同志几乎都参加了，具体则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负责。计划的本子都是周恩来亲自审查的。他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工作非常细致，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核查过，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一下。当发现差错时，他总是耐心地严肃地给工作人员指出来，和蔼地要他们回去好好地再算一算。计划是制订得非常周密详细的，周恩来对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要求都非常严谨。
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点进行新建和扩建电力、煤炭和石油等能源工业建设，新建和扩建现代化钢铁、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工的原材料工业建设，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异化现象，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发电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工业建设，建立和改造扩建航空、坦克、武器和弹药等国防工业建设。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思想，是注意重点，用重点带动全盘。为了重点保证能源工业、原村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这些基本工业的建设，对这四个方面工业部门的投资，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投资的75％左右。
为了改变原有的工业地区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需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进行了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包括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炭工业，沈阳的机械制造工业和吉林的电力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北新的工业基地；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中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并把沿海城市的一些工业大业迁住内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方针时，他说：“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这个方针下，我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建成投入生产的有595个。这些项目，是我国现代工业的骨干，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新式机床、精密仪表、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和无线电等新的工业部门。这些新工业的建立，改变了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为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提供了物质技术保证。
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理论。
关于经济建设，周恩来在1951、1952年就提出各地进行建设工作要注意四个条件：物质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条件。他认为：我国乡村的个体农业和城市的小工商业是两个大海，要把他们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委稳步前进。国民经济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他从建国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并指出，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是粮食的增产，完成粮食增产任务的保证，是集中力量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要认真贯彻人民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改革。及时地教育农民，提高其增产的积极性。
“一五”时期，周恩来进一步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他阐述说：“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囱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他强调说：“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他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最根本的任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第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宣告，“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他指导经济建设，始终遵循了和实践着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他把调查研究作为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核心问题。他说：“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他认为，“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
周恩来强调制定计划要实事求是。他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他强调执行计划也要实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