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传-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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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③周明：《记冰心》
1951年的秋天，美国的耶鲁大学以优异的待遇邀请冰心夫妇去彼校担任教授职务。冰心和吴文藻看准了这是一个离日返国的最好机会，于是他们立即表示应聘，“并以先到香港做些准备工作”为理由，从东京经横滨，来到了香港，“然后冰心全家便由港秘密乘船转到广州。”①“1951年，我们终于辗转曲折地回到了朝气蓬勃的祖国。”②
冰心在回到了祖国以后，曾经写文追忆过她在日本时的心情，以及她离开日本时的心境。尤其是她在横滨码头，登上了轮船之后，看到的一只漂在水上的木屐，更是引起了她的许多联想。战后的日本人民，处处面临着苦难，冰心经常看到的，是悲哀憔悴的老人和老妇，痛苦愤怒的工人和农民，忧郁彷徨的青年和少女，他们每个人的脚上，都穿着一双嘎达嘎达作响的木屐。每逢冰心夜晚无眠的时候，她听着楼前走过的嘎达嘎达的木屐声，就会同情地遐想：“苦难中的朋友！在这黑魆魆的长夜，希望在哪里？你们这样嘎达嘎达地往哪里走呢？”③因此，当她登上了归国的轮船，又看到了海上漂着的一只日本人民穿在脚上，风里雨里寸步不离的木屐时，虽然她归国的决心早已下定了，双脚已经踏上了回国的归途，但是面对着这只漂浮的木屐，与日本人民的惜别之情却又油然而生，她对着这只木屐悄悄地自语：“我苦难中的朋友！你怎么知道我要悄悄地离开？你又怎么知道我心里丢不下那些把你穿在脚下的朋友？你从岸上跳进海中，万里迢迢地在船边护送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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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明：《记冰心》
②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③冰心：《一只木屐》
关于冰心全家在东京时准备回国的情况，她在回国以后所写的短篇小说《回国以前》里，也透露出了端倪。她用作品中的“我”——一个住在东京、向往祖国的女青年，和“我”的表兄、作品中的祥哥——一个热爱祖国、具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的青年，对于“我”的父母决定从东京到美国去，并把“我”也带到美国去上学，表示坚决的反对，而当作品中的那位“林先生”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不是去美国，而是回北京的时候，“我”才喜出望外地看着父母亲笑容满面的面庞。“林先生”继而又向“我”解释了过去未曾把真相泄露出来的原因：“不说到美国去，他们能拿到台湾的签证吗？能离开日本吗？这事情你可不能说出去啊！现在你放心了吧？”那位因为“我”要去美国而不再理睬“我”和“我”的全家的祥哥，当“我”悄悄地告诉他，他们是回北京的时候，态度也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他就十分惊讶而又高兴地看着我。他用两只手使劲地握住我的手，难过地说：‘你们回去了，我呢？’”“他仿佛变了一个人，冲天的怒气没有了，但是同时头也垂下了，眼光也忧郁了，我从心里同情他！”
经过了深思熟虑，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北京的冰心，看到了她从小就如此熟悉的地方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内心感到非常的兴奋。她说：“回到祖国，回到我最熟识热爱的首都，我眼花缭乱了！几年不见，她已不再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而是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了。”①那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曾经是她三十年前在学生时代，与同学们一起，排成长队，游行示威走过的地方；如今，那昔日的黯旧的城楼及荒凉的广场，已经变得金碧辉煌，明光四射了。她所熟识的故宫，天坛，北海白塔，仿佛也都换成了新的模样，在她所喜受的北京特有的蓝色高空的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的庄严美丽。然而，最使她感到惊奇、新鲜的，还是首都与祖国的人民：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群众，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知识分子们的旧友重逢，也都说：“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独立的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改造，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地为新社会服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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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归来以后》
②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冰心回到了北京之后，立即受到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爱护，周恩来总理亲自在中南海接见了冰心和吴文藻。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冰心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之后，又于这一年的春天，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
祖国的新面貌，和新的人，新的事，都使冰心的心中充满了欢欣，创作的灵感如一股股清泉，奔腾流泄。她写散文，写小说，写诗，歌颂北京城，歌颂天安门，歌颂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车站、民族文化宫这些新建筑，歌颂十三陵水库，歌颂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歌颂改天换地的农村新面貌，歌颂福州的工艺美术，歌颂祖国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在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她也歌颂着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建设的新人：新一代的“面人郎”，十三陵工地上的英雄民工——小五虎，南口农场的农工，大连港务局的码头工人，十七八岁的苹果脸姑娘，三门峡工地上的青年劳动者。无论从作品的题材、内容，还是从感情、笔调等等各方面来看，冰心这一时期的作品，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时代变了，社会气氛变了，对作家的要求也变了。
新中国的老作家冰心，她在写作“今天”的时候，往往也与“昨天”相比较。她在歌颂她所熟悉的天安门时，就不仅写到了天安门的今天，也写到了天安门的昨天：“古老的天安门和‘不愿作奴隶’的中国人民，是共过患难的！在它破旧荒凉的时代，它看见过蜂拥入城的帝国主义强盗，它听见过敌军的车马碾过踏过的声音。它也看见过万千热血的青年，举起如林的手臂，挥舞着白浪似的纸旗，它也听见他们发出的震天的怒吼。这巨大的声音从天安门前迅速地荡漾开去，激起了滔天的怒潮，洗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中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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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仰望天安门》
她在写到她的故乡和出生地——福州时，也不忘记与过去的福州相比较。回到祖国之后的冰心，曾经象她在十一岁时那样，又一次回到她的出生地——福州。当她为阔别四十四年终于再见的故乡，而写作散文《还乡杂记》时，她虽然象过去一样写到了故乡的大自然，写到了它的秀美的山峰，青葱的树林，芬香的野花，平坦的公路，同时，她也写到了故乡的农民。不过这些农民的形象，不再象是她曾经在小说《还乡》中描写过的那些痛苦而又麻木的农民了，而是健康、欢快，正在从事着改变家乡面貌的创造性劳动，面貌完全崭新的，可敬而又可爱的新型农民了。她还写到了故乡的解放军战士，这些战士是威武、健壮、严肃、活泼的新一代，他们与冰心过去曾经描写过的那些和蔼的兵丁，不重要的军人，写日记的军官等等，渤海湾里的海军官兵，也已经有了绝对的不同。
那些写到海外华侨的作品，她更是不忘对比今天和昨天，象短篇小说《在火车上》，她在歌颂福建农村的变化，和新社会对华侨子女的培养时，更是花了不少的笔墨，来描写解放前福建农村的贫瘠，和海外华侨背井离乡艰苦创业的艰难，同时也用了不少的篇幅，来描写华侨子女在海外家中的娇养，以及在北京学校里的成长和进步。
然而，回到祖国以后的冰心，着笔最多的，恐怕还是她所喜爱的儿童。正如她自己在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所说的：“在总的路线中，我选定了自己的工作，就是：愿为创作儿童文学而努力。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喜欢描写快乐光明的事物，喜欢使用明朗清新的字句。”“如今在这万象更新的新中国的环境中，举目四望，有的是健康活泼的儿童，有的是快乐光明的新事物，有的是光辉灿烂的远景，我的材料和文思，应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我的作品中，我要努力创造正面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让新中国的儿童看到祖国的新生的、前进的、蓬蓬勃勃的力量，鼓舞他们做一个有教养的、乐观的、英勇刚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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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归来以后》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之下，冰心为儿童们写作了大量的作品，象中篇日记体小说《陶奇的暑期日记》、短篇小说《好妈妈》、《小桔灯》、《回国以前》、《在火车上》，散文集《归来以后》、《还乡杂记》、《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等等，还有很多短小的诗歌。
冰心回到祖国的时候，已经过了五十岁了。但是，从她为孩子们而写的作品中，你却可以看到她那一颗永远不会变老的童心。
她在《陶奇的暑期日记》里，竟然能够用一个小女孩子的口吻，以第一人称的“我”，来叙述许多少先队员的故事，她对那些还上小学的男学生和女学生，都有很深的了解，象记日记的小淘气——陶奇，象勇敢而又诚实，但是喜欢调皮捣蛋的美猴王李春生，象聪明、功课好，可是有点儿懦弱自私的范祖谋，象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陶真，象努力上进、愿意改掉不良习惯的资本家小姐王瑞萱，象患有腿疾、性格坚强、心地善良的新加坡归侨曾雪姣，还有那个学龄前儿童，日本归侨、可爱但很娇气的小秋，个个都是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冰心这位老小孩儿，竟然能够用看上去十分平常的笔墨，把这些性格完全不同的可爱的孩子们，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个性，都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而且因为把自己也化装成了小淘气——陶奇这个“我”，仿佛她本人也混杂在这一群可爱的孩子们中间，成了其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是最主要的一员，向读者们讲述他们自己的平凡的但是又很动人的故事。这些孩子们与作品中的班主任张老师组织成了一个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班集体，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成长，这是五十年代初期的所有少年儿童都很熟悉的生活。即使是作品中那些着笔不多的大人们，比如那位爱学生如子、循循善诱的张老师，那位言语生动、心肠慈善的陶奇的奶奶，那位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的陶奇的妈妈，那位勤劳清苦、心地宽厚的李春生的妈妈，以及那位面色苍白、涂着口红的王瑞萱的妈妈，和自私自利、存有偏见的王瑞萱的爸爸，也都各有个性。而在时代气氛的感召之下，即使是象王瑞萱的父亲这样的资本家，也在努力地学好、变好。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我”的眼里，以及在一切少年儿童的眼里，生活总是一片光明了。
五十多岁的冰心，不但具有不变的童心，有时又象一位循循善诱的模范教师。在《陶奇的暑期日记》里，她能够细致地分析出某个孩子的优点和缺点，又能够对症下药，温和地引导他（或她）改正。在作品一开始，张老师为了帮助聪明但是有点不踏实，又很淘气的陶奇，提高作文水平，和掌握运用词汇的能力，跟陶奇的那一番用心良苦、细心别致的谈话；还有专门为陶奇订好，然后郑重地送给他的那一本厚厚的日记本子，都体现了一位对学生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