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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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西方“船坚炮利”式的异质文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部迫不得已的推动力量，没有鸦片战争的爆发，没有西人的来华，没有西方文明的介入，没有一种新的文明体系作参照，古老的帝国将没有危机，没有改革，没有断裂，没有变异，仍处于封闭自敛、静止循环、自我陶醉的状态，仍是长辫、裹脚、皇帝、太监、宫女、磕头、奴才之类的与专制皇权相适应的封建糟粕，仍走着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轨道，在晚风的夕阳中唱着一首古老的歌谣，一直晃晃悠悠地唱到今天。
是鸦片战争打破了大清帝国的封闭，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国门一旦打开，哪怕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似的仅仅拉开一条缝隙，推开一扇窗户，打开一道窄门，就再也无法关闭回到当初。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中，舞台更为广阔，内容更其丰厚。当然，伴随着的，也有深广的忧愤，不懈的求索，无边的血泪，连续的受挫……犹如婴儿分娩时的阵痛，不论何时，中华民族都难以逃脱这一冥冥中的劫数，不过时间或迟或早罢了。开放越早，就越能图强自存；越迟越顽固，则失去的机会越多，付出的代价越大；如果完全拒绝开放与进步，则如那些至今仍生存于原始森林、孤僻荒岛的部落居民，面临全面失语、整体终结的悲惨命运。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我们全面开放，力求进取，顺应潮流，早就融入世界文明体系，成为一个先进、自由、民主、强盛的国度了。
令人悲叹的是，受制于封建传统文化，我们步履蹒跚。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反而成为民族前进的包袱，成为抗击西方文明的利器，成为回避先进文明的遁词与隐居所。历史的惰性如铠甲般坚硬厚重，在儒家教条文化的笼罩下，要想达到预期的收效与进步，真是难之又难。对此，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写道：“中国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优越感。当然，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现代落后状态中受到的耻辱感觉，也就格外强烈。总而言之，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它停滞不前为时太长了。结果是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的革命性变革有痉挛性，有时内部抑止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性。”
拿破仑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常被我们自豪地加以引用：“一旦中国醒来，世界都为之震动。”可我们却忽略了另外一名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了解的英国人赫德的一段论述：“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着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矇眬地睡着了。”
一部中国近代史，由被动挨打，到观望审视，而主动变法，仁人志士真是殚精竭虑，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心机，追寻一切可能，付出一切代价，探索一切道路，可谓百药尝遍——林则徐禁烟、洪秀全造反、李鸿章洋务、康有为改良、孙中山革命……每次运动虽然都没有获得真正成功，但它们一环紧扣一环，新陈代谢，下环连着上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推动着中国社会朝着更加理性、更趋先进的方向呈螺旋状上升发展。由器物的引进与模仿，到制度的学习与更替，发展为文化的变革与创新，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次互相渗透，因缘共生，不断推进，最后的落脚点便是国民性的改造。如果广大民众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行为等方面向近代化、现代化转变，没有“全人格的觉悟”，则器物的效率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建立的制度将扭曲变形面目全非，一切美好的理想与设计，不过水中月、镜中花而已。
“给我一个杠杆，我将撬动整个地球。”如果我们将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阿基米德两千多年前发出的声音类比于中国近代社会，那么“杠杆”无疑就是西方文明，“地球”则是古老而板结的传统社会。有了杠杆，还需一个强有力的支点，才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杠杆固然重要，如果没有支点的话，将是无用之物。支点在哪里？其选择具有多种可能性。从理论上而言，最佳的支点只有一个，其余的则为佳、较佳、一般、较差、差、最差。没有最佳的支点，难以用力“发功”，杠杆哪怕再好，也无法撬动地球，无法改变铁板一块的中国封建社会。
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真理、改革社会、改变中国的过程，也是寻找杠杆，更是寻找最佳支点的过程。杠杆找到了，而落脚的支点，实在不敢恭维。当然，这并非仁人志士之过，而是历史给予的选择空间有限，传统局限了他们的视野，现实束缚了他们的手脚。
系列文化历史散文《千古大变局》，便从“杠杆”的角度，切入一段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千古大变局》不仅在时间上与我另一部以中国古代历史为内容的系列文化历史散文《历史的刀锋》相连接，创作体例也一脉相承。在鸦片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段内，以林则徐、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严复、慈禧太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等近代关键性历史人物为载体，兼及魏源、徐继畬、郭嵩焘，从而探究、剖析、描述、反思中国近代历史的方方面面。
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一个最强烈而深切的感受，便是近代历史人物大都被漫画化、脸谱化了——不是被拔高神化，就是被矮化鬼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实与历史赋予的使命密切相关。近代所面临的任务，一方面要抵御西方列强的渗透与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与尊严；另一方面，则要除旧布新，改变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促使中国摆脱羸弱与困境，走向繁荣与富强。抵抗侵略、维护主权的英雄通常被推崇为道德与理想的楷模，比如林则徐就是；而另一类精英，既要经受自我认识、自我嬗变、自我转型的痛苦煎熬，还得改革旧有传统，触及广大民众认可的固有观念，触犯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遭致方方面面的误解反弹、无端掣肘、谩骂指责乃至猛烈攻击，在一种起而哄之的情绪化氛围中，被“妖魔化”地贴上“汉奸”、“买办”、“卖国贼”之类的标签，比如郭嵩焘、曾国藩、李鸿章就是。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形，那就是政治的利用与宣传的需要。
因此，《千古大变局》的创作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去魅、去惑、去蛊的过程，为近代人物正视正听、正名正身，去掉“神化”或“鬼化”的外衣，还原为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
中国近代史只有七八十年光阴，不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期而已，与几千年漫长的古代史相比较，就时间而言，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它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型阶段，其内容远比中国古代史更为丰富、复杂与深厚。
《千古大变局》是我创作耗时最长的一部作品。除了不断地阅读，不断地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地思索，不断地深化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冷静。我时常处于或激动愤慨，或郁闷消沉的状态。于是，就强迫自己停下笔来（严格地说是停止电脑的敲击），待情绪平静，复归正常后“再续前缘”。无论个人，还是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只有冷静客观地正视自身，正视历史，才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才能扔掉包袱很好地走向未来。因此，我必须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既深入其中又超乎其外，不能被某种情绪、某一观点所左右。我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对自己说，要尽可能地客观一些，公正一些，公平一些，留一份清醒与真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尽管如此，当敲完最后一篇的最后一个字时，我仍然情不自持，热泪盈眶……
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逝去的一切无时无刻不以或深或浅、或显或隐的方式作用于我们，影响着我们。我们从历史中获得生存的定位与行动的立足点，获得理性的思索与人生的启迪。与此同时，我们的一切，也将凝为具有无数诠释方式与可能的永恒历史。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与意义而言，孙中山的遗言不仅适合于近代和现代，也同样适合于我们今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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