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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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后一个月，他连麻将摸都没有摸过一次。
梁启超忘不了自己的学术、政治之基，实始于老师康有为，他要报答他的恩情。然而，正如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梁启超素以善于吸收、因时而变著称，这既是他的长处，也最为人所诟病。他自己也承认是一个“流质善变”的人，并说自己“太无成见”。颇有意味的是，作为老师的康有为却又“太有成见”，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固步自封、顽冥不化。梁启超常“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他的不断变化，既有前进，也有退步，呈出一条略带回环的曲线。总的来说，是以上升的趋势顺应潮流、趁势而变、因时而行。最令人称道与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之变，不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与个人好恶的变色龙似的小人之变，而是基于民族的进步、大众的福祉，站在时代前沿，凭着个人的赤诚与良心，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的内在召唤，承担一个本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道义、责任与担当，追求真理与正义，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以梁启超只有公仇，没有私仇；只有公敌，没有私敌；他既不盲从，也不谄媚，更不屈服；他是近代史上最无私心之人，既不追名逐利，也不擅权渔色，一辈子活得光明磊落、坦荡无畏。
在中国近代重量级人物中，我心中最为服膺敬佩者，当数梁启超。原因就在于他的多变与善变，为了真理与进步不惜解剖自己、否定自己，于天真中透出成熟，激情中蕴含深刻，超脱中见出执著，永远保持着一份独有的冷静与清醒，吸收世界先进文明营养，站在时代潮流前列，与历史同步。
有人做过统计，梁启超一生约有十变（也有七变、八变、十二变之说）。舍科举旧学，倡导变法维新，为第一变；由改良渐趋革命，为第二变；游新大陆后，由赞同民主共和一退为拥护君主立宪，再退为倡导“开明专制”，此其第三变；面对清廷“皇族内阁”假立宪的行径，为革命派前赴后继的起义暴动所感染，认为革命比改良更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是其第四变；从倒袁转向附袁，又由附袁起而反袁，为第六变、第七变；而第八变，则与乃师康有为彻底反目，参与荡平张勋的拥清复辟；第九变，弃政从学，孜孜于著述与教育；最后一变，与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近代启蒙思想家殊途同归，由传播倡导西学，复归儒家哲学，鼓吹“东方文明”。
梁启超参与平叛张勋的第二次挽救共和成功，1917年出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以实现改革中国财政积弊的宏伟夙愿。然而，时值各派军阀混战，段祺瑞扩军不已，军费开支直线上升，全国财政陷入困境。虽经多方运力，无奈积重难返，不到三个月，梁启超就在焦头烂额的疲于应付中心灰意冷，向段祺瑞提出辞呈。自此以后，他才真正“金盆洗手”，彻底脱离政界。当他回忆自己的从政经历时，不由得表明心迹道：“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痛苦，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梁启超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富强迟迟没有出现。于军阀混战的满目疮痍中，他仍苦苦地思考着、探求着。为寻求未来中国的光明发展之路，1918年底，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七人，以“欧洲考察团”名义赴欧游历。在一年的时间里，梁启超等人先后考察了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输家不用说是绞尽脂膏，便赢家也自变成枯腊”。面对元气大伤的欧洲，梁启超觉得西方的物质文明，“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科学万能”的梦幻破灭了。于深沉的反思中，梁启超感到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自由民主、代议政治等西方精神文明，大有摇摇欲坠之势。于是，孔孟之学在他心中开始慢慢复活。欧游归来，梁启超创作了《欧游心影录》，认为诞生于西方文明中的许多学问、方法、途径并不适于中国，比如社会主义就是。当然，他也不是一味地妄自尊大、否定西学，而是提出了“化合”新文明、重建“新文化体系”的构想，具体分四步操作进行：“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来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这种构想，与康有为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作出回应而创作《大同书》颇多类似，只是梁启超未能向深处开掘，撰写理论性、系统性的著述。
梁启超息影政治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主要时间与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留下了《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极具价值的学术专著，他也因此而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教育方面，他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长期讲学，还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说，仅1922年4月1日至1923年1月13日的大半年时间里，就为全国各地学校、团体先后公开演讲五十余次。其次数之多，听众之广、题材之博，在中国近代学术演讲史上首屈一指。
作为一代产生巨大影响、著作等身的国学宗师，梁启超的学问欲远甚于政治欲，哪怕涉足政坛，也没有中断学术研究，停止发表学术论文。他一生几乎每天都在做学问、写文章，且才思敏捷，下笔成章，一气呵成，不必修改，留下了一千四百余万字的煌煌巨著，内容涉及史学、文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宗教学、金融学、科技史、国际关系、图书文献学、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学科，上括古今，兼及中外，特别是在构建近代史学理论体系及全面总结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史方面，成就最为突出。他不仅参与了中国近代后期的几乎所有政治活动，并且从戊戌变法到1928年国民党武力统一中国这三十年间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在他的著述中都得到了全面反映。他的著作，即使撇开中西汇通、古今纵横、影响深巨不论，仅就数量而言，也远远超过了朱熹、王船山等人，成为中国自古以来著述最多的伟大学者。这些文字，实属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但因数量过多，涉猎太广，较为深厚，至今仍未能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既然研究不够，遑论吸收消化？
梁启超兴趣广泛、能力超群、求通求达、求新求异，在革命与专制、中学与西学、开明与保守、民主与封建之间变化、矛盾、徘徊不已。但是，他一生也有诸多不变之处——对社会、对人生始终抱有强烈的改造欲望，时刻葆有刚强的毅力与旺盛的激情，其爱国之心、立宪之志、新民之道更是持久不变！正如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所言：“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
精力充沛、正当盛年的梁启超本可为这个世界作出更多贡献，留下更多财富，然而，平素不善保养的他积劳成疾，小便带血，身患肾病。本非不治之症，结果碰上了一场偶然而倒霉的医疗事故，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年仅五十六岁。
梁启超的壮年早逝在当时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诸多猜测，直到1970年，梁启超/‘文~/之子梁思/‘人~/成因病入/‘书~/住父亲病逝/‘屋~/的协和医院，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获知父亲病逝真相：1926年3月，梁启超便血腰疼前往协和医院求医。医院以最好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为其查验，经X光透视表明，左肾有一处黑斑，患有肾结核，需切除治疗。结果在手术时，值班护士用碘在梁启超的肚皮上标错了地方，而主刀却没有仔细核对挂在一旁的X光片，竟将好端端的右肾给割除了。手术后，梁启超的病肾仍留体内，便血不止；而好肾又已割除，因此身体逐渐衰弱，病情恶化日甚一日，终至一病不起，自称可活八十岁的他就此溘然长逝。协和医院出现如此重大医疗事故，自然难辞其咎。他们虽然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悲剧性的错误，但梁启超作为一代影响巨大的思想文化巨擘，内情一旦公布，协和医院的声誉极有可能一落千丈，遂将事实真相作为“最高机密”归档，长期隐瞒。后来医学教学讲授如何通过X片辨别左右肾脏，举出梁启超这一病例，遮蔽了几十年的“最高机密”才大白于天下。而此前有关梁启超的资料、传记等，在述及此次手术时，因割除的是右肾，大多记述，也是说右肾长了一个瘤子，经手术割除，而病情却未好转云云。
与梁启超的情形相反，康有为在中医无效平静等死的日子里，仅凭研读几本西医书籍，自己为自己诊断疗治，竟然“妙手回春”、死里逃生。梁启超贻误于西医，当时就有著名文人陈西滢撰文质疑协和医院，质疑西医：“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现肿物或何种病……他们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现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了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陈西滢据此认为“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此文一出，徐志摩等人撰文大力支持，社会舆论顿时哗然，西医一时成了众矢之的。尽管梁启超私下里也认为“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他是西医科学的坚定支持者。面对一片反对西医的声音，躺在病床的他从维护科学与西学的角度出发，当即写下《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既为西医辩护，也是为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因为个别病例的误诊而打倒西医，全盘否定西医的科学性。
借西方文明之火，以传统文化为薪，锻铸新型国民，像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梁启超人生之始终。他的毕生成就，既在学术、事功，更在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呼唤新国民。他认为中国乃“少年中国”，他自己也是“少年中国之少年”。他历来主张欲革新国家，必先革新国民的精神和思想。开展国民运动，最重要的就是塑造“现代青年”：“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你的自由意志。”他至死都在进行着启蒙广大民众的努力，号召国民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开辟新中国，建设新世界。梁漱溟曾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写道：“当任公（梁启超之号）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到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通，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