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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杜月笙野史-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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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在上海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还是被杜月笙从容不迫,“绝不化装”而逃出,新憾加上了旧恨,他们便对杜门中人狠狠的报复,使得杜月笙在香港干着急,心急如焚,于是,他又尽量设法让他要紧的人多逃出来几个。家人中是姚玉兰先来,和他在九龙半岛饭店闭室而居,长子杜维藩继而赶到香港不久又回上海,沈月英离不了鸦片烟榻没来,三楼孙夫人远远地去了英国,二楼陈夫人则只在他旅港时期来探过一次夫,视同掌珠的大小姐杜美如跟她母亲姚玉兰往返港沪之间好几回,杜公馆里最能干的大媳妇多一半时间留在华格臬路照料一切。
    要好朋友来的是张骥先,跟北洋中人交情很深的吴家元,“小八股党”的头脑来了顾嘉棠、芮庆荣和叶焯山,杜公馆秘书翁左青,后来加上徐采丞介绍的胡叙五。杜月笙分配工作,派翁左青管文电和账房、胡叙五则专任记室,弟子里面则召来了沈楚宝、林啸谷、朱学范、郭兰馨,还有一个要紧人物张子廉,杜月笙要叫他来从速建立洪门关系。
    人马一拨拨来,场面渐渐打开,开旅馆长住房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杜月笙便派人找房子,作小住香港的打算。这香港杜公馆便在姚玉兰到港以后,设立于九龙柯土甸道113号到115号,双开间门面,三层楼,恰好与上海华格泉路杜公馆差不多。屋主是澳门烟赌大亨,素有“澳门杜月笙”之称的高可宁,“澳门杜月笙”高可宁有的是钞票,前些年他一口气娶了两位“名儿媳”,一个是葛兰,一个是尤敏。
    张骥先、吴家元、顾、芮、叶等人大家一道住在杜公馆。
    于1938年1月20日,许世英自驻日大使任内下旗归国,没有寻到房子以前,便住在香港杜公馆的三楼,居室和张骥先遥遥相对,闲来无事,他临了八大幅王右军的圣教序送给杜月笙,杜月笙很高兴,悬在客厅的两壁,往后江南名士,和于右任一齐办过《民吁报》的前监察使杨千里也被杜月笙接到香港,杜月笙如果有什么重要文稿、题词题字,常常要借重他的大手笔。杨千里曾集杜句,为杜月笙题了一副对联,杜月笙便喜滋滋地挂在客厅中间,联曰: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一生好做名山游。
    杨志雄和杨管北两位智囊,由于上海方面事务很多,总是在沪港之间来回的跑,杨志雄去了上海,杨管北便留在香港,杨管北要走,杨志雄再来。在杜月笙的带领下,秦待时、江倬云、庞京周、毛和源等一般老朋友都接受了杜月笙的忠告,相继避难香港,这帮人也是杜公馆的常客。
    这时,杜月笙担任两项职务,那是每天他都要做的事情,一个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会长王正廷这时在菲律宾,一切业务全交给杜月笙,杜月笙又交给他的得意门生、“红十字会”秘书郭兰馨代拆代行,郭兰馨便在杜公馆三楼右首要一个房间,作为办公室,长驻办公。另一个业务是“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主管第9区的贿济工作;这里的日常行政事项,杜月笙派他另一得意门生林啸谷负责主持,林啸谷在楼下也要了一间房,每天过来办事。因此,柯士道113到115号杜公馆,里面又设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赈济委员会”两大机关。
    赈济委员会的对面,住的是芮庆荣和吴家元,后来叶焯山到了,芮庆荣的家眷不久也赶来,他搬到德承街去自立门户,他的那间房便移交给叶焯山,叶焯山仍是在打光杆,这位百发百中的神枪将,一直在香港替杜月笙把头一道关。顾嘉棠跟芮庆荣两个,住是住在外头,每天中午以前,一定会照往先早年的老规矩,准时准刻,到杜公馆来向杜月笙哥报到。机密大事他们还是要杜月笙商议参详。
    杜月笙自己一家,不论来了多少人,都住在二楼。
    无意间,杜公馆仿效了曾国藩的会食制度,每天中午,开一桌饭,人多再加,家人父子,亲戚朋友,老弟兄,师爷、秘书还有学徒子、徒孙们,谈谈说说,聚而食之。菜色不多,却是极精,因为港沪之间多的是轮船、飞机往来,香港市场买不到的江南菜肴,川流不息送到杜公馆,因而使这一帮流浪客减了思乡之情,餐餐吃得朵颐大快。他们交换消息、商议事体,都在这一餐饭间,轻松愉快的进行。
    1937年12月16日,中日大战进行了5个多月,南京陷落两天后的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消息:“中国若愿议和,日可停止战争。”但是,中国上下已经决心抗战到底。因为中外人士都认为战事虽然延长,但是日本必败!
    南京失陷,日本急想结束战争,他们授意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提出议和条件,与此同时,进攻芜湖的日军第6师团都已经奉令“凯旋”,日本兵欢声雷动,纷纷将行装搬回码头,结果是日本人议和条件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于是日方恼羞成怒,1938年1月16日由内阁总理近卫文麿发表声明:
    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
    ,而拟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
    日本致力于制造汉奸傀儡政权,以贯彻其“以华灭华、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治阴谋。这是军事进攻以外的另一毒辣险恶新攻势。1938年初,杜月笙经政府明令发表为“赈济委员会第九区特派员。”同时,由已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而实际主持局务的戴笠拨给他一笔经费,请他多方设法,派人去把日本瞩目的“汉奸”对象,自1926年段祺瑞垮台时分布于平津京沪一带做了寓公的皖系人物,亦即所谓安福派人,一一的接到香港地区。
    杜月笙的这一使命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安福也罢,皖系也好,段祺瑞手底下的人物多半亲日。日方操纵汉奸组阁的一纸名单,其榜上有名的,不是跟日本人有公宜,便有私交,而且还个个交情很深。
    因为1920年7月14日爆发的直皖之战,吴佩孚在短短4天之内把段祺瑞的皖系大军打得土崩鱼烂,风流云散,那般安福要人困在北京,无路可逃,纷纷躲在往东交民巷和六国饭店,但是,英、美、法等各国领事开会决定拒绝庇护和容纳他们。这时只有日本使馆同意收容他们,这样安福要人们才得以潜逃而脱险。如今,这一股人投置闲散了将近12年,官瘾又相当的大,虽然杜月笙有意营救他们南下,但是,他们自己的心中的愿不愿意,却是谁也无法臆测。
    于是,杜月笙派吴家元和李择一,还有朋友朱秀峰与陈兰,穿梭不停地往来于港沪、港津道上,分别拜访,再三致意,拍胸保证,秘密安排,居然在敌伪特务严密监视检查之下,从虎口中抢救出来大部分列名汉奸榜的伪朝新贵,使日方费尽心血,威逼利诱摆出来的伪政府“堂堂阵容”,被杜月笙“拉角”拉得台柱尽折,惨不忍睹,只剩下小猫三、两只。
    在这一段时期,经杜月笙之手接出来的日方目标,大名鼎鼎的就有段祺瑞的司法总长章土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政院副议长汤漪,这许多显赫一时的北洋皖系大佬,抵达香港之初,大部住在杜月笙的家里,诗酒留连,日夕盘梗,再加上半个东道主、曾经当过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第28任国务总理许世英,内阁十大阁员到了六、七个,香港杜公馆开出一桌饭,俨然是段祺瑞内阁复活了。
拆了汪精卫的台,却得了后来致命的病(3)
    杜月笙得了蒋介石的亲笔函件,心知大事已成,当前最要紧的还是迅速采取行动,免得贻误时机,一着错,满盘输。
    第二天他又飞回香港。然后把委员长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的人,秘密携往上海。接下来,他便是整日引颈翘望,苦等高宗武安然南来。黄溯初也住在杜公馆苦苦等侯,杜月笙长日陪伴佳宾,好在黄溯初见多识广,为人又很风趣,天大的事搁在心上,他也是从容自在,谈
    笑风生。杜月笙从黄溯初那边获益不少,杜公馆上下虽然不清楚黄先生的身份,却是人人对他尊重而又亲近。谁都喜欢听他聊天,畅谈国家前途、天下大事。
    由于敌伪方面戒备森严,防范紧密,徐采丞发动杜门中留在上海的人要想营救高宗武安然脱险,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由于日、汪之间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已完成,签字仪式订在1939年12月31日举行,高宗武决心等到密约签订过后,再盗出原本,献诸中央,揭破汪精卫等卖国的勾当。所以,他到1月4日才成行,行前,他又救出了正有生命危险的陶希圣。
    汪精卫举行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新成立的伪中央党部,先行设置的机构只有外交,宣传和警卫三个“部”,“外交部长”由汪精卫自兼,“警卫主任”是周佛海,副主任李士群、丁默邨,宣传“部长”即由陶希圣充任。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开始谈判,陶希圣一看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他们把中国划分为“满州国”、“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和“华南”5个地带,而把海南岛和台湾一般列为日本的军事基地。5大地带还不包括外蒙、新疆、西甫和西北以及西藏,那便是说,日本要瓜分中国。陶希圣认为,像这样“白纸写上黑字”,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署,这件事是“断不可能的”,因此他拒绝在中日密约上签字,一面称病不出,一面暗中策划如何出走。
    陶希圣的态度已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起疑忌,1940年元旦前后,便有人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是李士群、丁默邨主持的汪伪特务机关极斯斐尔路76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两夫妇当时就决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杀一个办法。”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1940年元旦,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住宅出现,他来探病,并且拜年,陶希圣告诉高宗武说:
    “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
    高宗武便说:
    “走了吧。”
    事实上,徐采丞、万墨林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预备好了船票,同时严密制定了保护他顺利成行的计划,临时加上陶希圣同行,当然不致发生什么困难。1940年1月4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独自一人,乘车到南京路固泰饭店前门,下车后,进入大厦,马上赴后门口,换乘一辆出租汽车,直奔上海滩码头,果然他也告顺利成行。
    1940年1月5日下午,高陶抵达香港,杜月笙、黄溯初等人心头悬着的一方巨石才轻轻落下。
    顶要紧的人到了,日、汪密约原经高宗武的内弟沈惟泰摄成底片,交给高宗武夫人秘密收藏,也携来香港。
    “日汪密约”经由沈惟泰所拍的底片一共冲洗了两份,一份送呈重庆中央,一份由高宗武夫妇共同署名,交给杜月笙,转至中央通讯社发表。但是发表之前又生了波折,中央社方面因为高宗武在“密约全文”前面加了几百字的叙言,说明当时经过,他们认为不妥,便指出高宗武不曾亲自盖章而不足以信,而且手续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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