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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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完郡望，宇文泰又在府兵将领中逐步推行改姓氏的政策，以消除各方人士的差异。孝文帝是改鲜卑复姓为汉族单姓，宇文泰以鲜卑人为主体建军，就要反其道而行：对于鲜卑人，恢复原来的复姓，比如于谨，就改回原名，叫勿忸于谨；对于汉族将领，以赐姓的方式把单姓改成两字或三字的鲜卑复姓，比如柱国中的李虎，改叫大野虎，李弼，改叫徒河弼，赵贵，改叫乙弗贵。与孝文帝的改姓不同，宇文泰的改姓是出于军事目的，而非文化目的。赐姓的将军手下统领的军人，也统一跟着改姓。如此一来，并肩作战的将士们不仅都是本地人，而且还是一家人，彼此的认同感也提高了。
光改郡望和姓氏还不够，最终得靠物质和财富的激励来巩固府兵制度。宇文泰对立功将领的赏赐极其丰厚，包括农田、奴仆、牲畜、财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农田，有了田地的将领，就是关中豪族。关中豪族在本地生根发芽，一个影响隋唐统治一百多年的关陇贵族集团应运而生。因此，宇文泰的军事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不容忽视。
府兵制刚刚成型，就发生了波折。身为六柱国之首的李虎，于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去世。
按理说，必须有人递补柱国的位置，以保持六柱国的规模。朝中商议，由平定汉中的大将军达奚武来顶这个缺。但是达奚武固辞不受，举荐了另一个人选——义阳王元子孝。宇文泰接受达奚武的建议，把柱国大将军的头衔授给了元子孝。
元子孝与元欣一样，是西魏的宗室，身为柱国，徒有虚名。经过此次人事变动，宇文泰对府兵有了更大的直接掌控权，这引起了皇族的忌恨。
西魏文帝与李虎同年去世，文帝心甘情愿放权给宇文泰，得以善终，算是魏国末年唯一自然死亡的傀儡皇帝。继位的太子元钦远没有父亲那么听话，皇族与宇文氏的矛盾很快升温，元钦继位的第三年（公元553年），尚书元烈谋害宇文泰，意图夺回皇权，计划败露，被宇文泰诛杀。
元钦愈发不满，对宇文泰怨言不断。宇文泰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一通报，宇文泰也不含糊，直接把元钦废了，立他的弟弟元廓为皇帝，并且干脆把皇族的姓也改回拓跋。拓跋廓就是西魏的最后一位皇帝，魏恭帝。
宇文泰又改依周代的制度，取消魏帝的年号，称元年。他参考记录周代官制的《周礼》，改“品”为“命”（一品即九命），继而搬用周代六卿的官名：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的职权，大体上分别对应隋唐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宇文泰自任大冢宰，其余柱国分担各官。这项制度，宇文泰让苏绰拟筹了好多年，苏绰病逝，又由尚书右仆射卢辩接班完成。周制表面上是官名的变动，实质上确立了西魏独特的文化体系。
整顿好内部，宇文泰便于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十月，命于谨、宇文护、杨忠统率五万精兵讨伐江陵的梁元帝。
于谨料到梁元帝多疑少谋，肯定会坐以待毙。他在襄阳与萧詧的军队会合，长驱扑向江陵。
火烧眉毛了，梁元帝却还沉浸在坐稳皇位的幸福之中。他素爱道家思想，兴致甚高，升殿大讲《道德经》，听众云集。边境战报传来，手下大臣们认为梁、魏修好，不可能凭空有军事行动。梁元帝深感有理，不做军备，继续讲经。等到魏军兵临汉水，梁元帝才意识到军情紧急，征调远在建康的王僧辩，一切都太晚了。
于谨指挥大军渡过汉水，分派宇文护和杨忠率领精骑兵抄小路占据江陵南面的江津，堵住梁军渡江的后路。然后，魏军在江陵四周筑起长围，百道攻城。
梁军奋力抵抗，可是江陵守兵太少，援军又过不来。守城主将胡僧祐不幸中箭阵亡，外城被攻破。梁元帝无心再守，向魏军献上人质投降。
令人愤怒的是，梁元帝在投降前，命舍人高善宝把平生收藏的十四万卷古今书籍付之一炬。（这些书大多是手抄本珍卷，不少是孤本，梁元帝就这么给烧了。他自以为读书万卷，乃至失败。我看，读书读成梁元帝这样，也真是活该失败。只是这把火对于中国文化造成的损失，我们后人已无法估量了）
梁元帝想要自焚，被左右宫女拉住。有人劝梁元帝突围逃往江南，梁元帝身体肥胖，行动不便，放弃了逃跑的机会。他换上白衣、跨上白马，出江陵东门投降，一路上长吁短叹：“萧世诚落得如此下场！”（梁元帝字世诚）
于谨没有放梁元帝一条生路，他使出损招，把梁元帝转交到萧詧手里。萧詧想起兄长萧誉之仇，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是一通殴打辱骂。发泄折磨够了，萧詧命人用大土袋压死了梁元帝（梁元帝的死法竟和简文帝一样，可叹梁国几代君主，没一个死得像样的）。
梁元帝一死，于谨把萧詧安置在江陵，派专人“看护”，萧詧原先的封地襄阳则被西魏吞并。于谨没抢着梁元帝的书籍，就把江陵的文士、珍宝、仪器（比如刘宋时代的浑天仪、梁代的铜晷表等等）集中起来带往长安，并从江陵百姓中挑选十万男女分赏三军为奴婢，身残体弱的统统杀死。北朝的经济文化又一次获得了巨大提升，而南朝文化遭受严重洗劫，从此一蹶不振。
萧詧眼看苦心经营多年的襄阳转眼间换成一座空荡荡的江陵城，后悔也没用了，家事国事到了这地步，只好老老实实当他的傀儡。不久，萧詧称帝，定都江陵，以梁国正统自居，管辖范围限于江陵方圆三百里的一州之地，奉西魏－北周为正朔，历史上称这个巴掌大的附庸国为西梁或后梁（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萧詧的后梁与五代朱温建立的后梁，没有任何联系）。
西魏尽取梁、益、雍、荆，版图几乎扩大了一倍，由三国中最小的一国，一跃成为面积最大的国家。
十九、陈王争权
江陵陷落，梁国在江北的据点几乎全部丧失，昔日堪与北方鲜卑抗衡的大帝国，这么快就凋零衰败，濒临崩溃，恐怕连最悲观的预言家们都无法想象。江南仅存的那点残山剩水，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四分五裂。
在上游，湘州刺史王琳得到梁元帝的死讯，被众将推为盟主，驻军长沙，传檄州郡，派兵攻打后梁。在中游，齐文宣帝高洋派清河王高岳进军江北，郢州刺史陆法和举州投降，北齐留大将慕容俨扼守郢州，窥视江南。在岭南，萧勃趁着权力真空，盘踞广州，俨然独立王国。此外，浙东、福建、赣南等地也被当地豪族军阀占据。力挽狂澜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驻守长江下游的王僧辩和陈霸先的肩上。
是伺机求生，还是慷慨赴死？此时不是个人的抉择，而是关系着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文化的命运。
为了稳住局面，王僧辩和陈霸先派人到寻阳（今江西九江）迎接梁元帝的九子、江州刺史、晋安王萧方智。萧詧在江陵尽杀梁元帝诸子，唯有十三岁的萧方智出镇外藩，方才幸免于难。
承圣四年（公元555年）二月，萧方智到达建康。王僧辩并未马上拥他为帝，而是奉他为太宰，做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王僧辩任中书监、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执掌实权；陈霸先被加封为征西大将军，负责京口（今江苏镇江）的防务。
王僧辩跟他的上级梁元帝一样，缺乏政治头脑。他既没有看清时局的眼光，也没有号令天下的气魄。他拥立萧方智，却不一步到位，好比做事做了一半，又停下手来观望。他想观望各地割据势力与北方强邻的反应，然后确定下一招的走向，保证自己能够有效对付各种变化。可是，这样恰恰显出了他的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此乃大忌。
果然，北齐方面因为抢地的动作没能赶上西魏，现在不甘落后，要分享一杯羹。萧方智上台才一天，北齐“三才”之一的邢子才便来建康，给王僧辩递上高洋的亲笔书信。
高洋在信中说：“梁国遭受侯景之祸，又丢失了江陵，情势危急。新主年龄太小，恐怕不堪重负。贞阳侯是梁武帝的侄子，年龄大，声望高，足以保卫金陵。所以我国封他为梁王，请贵国接纳。王将军可分派舟船迎接，齐心协力，匡扶社稷。”紧跟着，贞阳侯也来信，要求迎奉。
贞阳侯就是寒山之战被俘的萧渊明。当年他被高澄结结实实用了一把，一封信成为激活侯景之乱的关键诱因；高洋看中他的身份，又把他推了出来，这位皇侄的重复利用率还真挺高的。
高洋的信，明摆着是在干涉梁国的“内政”。如果皇帝的人选都得听你北齐的安排，那与西魏在江陵立萧詧有什么区别？更何况，以皇族亲疏而论，萧渊明只是梁武帝哥哥的儿子，是旁系，而萧方智是武帝的亲孙子，元帝的亲儿子，是直系，凭什么废掉直系的，改立旁系的，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王僧辩当然不答应，他给萧渊明回信：“如今嗣主是元帝之子，地位无可厚非。明公倘若入朝效力，必委以大任，共辅嗣主；若有别的想法，恕我不敢听命。”
软的不行，北齐就来硬的，派大军护送萧渊明，开到江北的东关（今安徽巢湖东南）。梁将裴之横率部抵抗，兵败被杀。东关是建康上游的防御要冲，东关失守，令王僧辩大为惊恐，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一面出镇姑孰，一面与北齐联系，表示愿意恭迎萧渊明入朝为帝。
萧渊明给王僧辩三个许诺：北齐退兵，永不南侵；由王僧辩全权执掌朝政；以萧方智为皇太子。
王僧辩虽有顾虑，但劣势之下，不得不低头；何况实现了三个许诺，他自身的利益就基本得以保障。他派儿子王显、侄子王世珍为人质，左民尚书周弘正为使者，迎萧渊明大驾过江。萧渊明与北齐上党王高涣立下盟约，由一千名散兵护送渡江。
萧渊明入建康城，即位称帝，改元天成，封王僧辩为大司马，领太子太傅、扬州牧，大权独揽；陈霸先为侍中。萧渊明由北齐扶植，他的梁国，从一开始就缺钙。
王僧辩和萧渊明都失策了。王僧辩以为只要把持住朝廷，就没问题，萧渊明及北齐方面更是错判形势，一味扬王抑陈。他们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大大低估了陈霸先的力量。
陈霸先在灭掉侯景后，大部分时间驻扎在建康下游的京口。北齐占领江北，百姓们不堪忍受繁重的赋税，豪强大族屡次向王僧辩请兵北讨。王僧辩鉴于梁、齐关系不错，都予以拒绝。百姓被逼无奈，转而向京口的陈霸先求援。陈霸先的回应很积极，两度出兵包围广陵（今江苏扬州西），虽然由于缺乏友军支持，最终都被迫撤回京口，但却十分有效地收买了江北百姓的民心。京口附近的流民纷纷归附，许多文士武将也投入陈霸先的旗下，其中以吴明彻最为有名。
经过三年多的经营，陈霸先在京口的总军力已经由北伐时期的三万，悄悄增长到了十万以上。王僧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