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文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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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曾柔、周芷若；作品中愿终生爱护的女子：郭襄、小昭、仪琳、双儿、阿碧、阿九、程英、公孙绿萼、甘宝宝；
金 庸 年 记（小传）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的名门望族。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一九二九年（五岁）入读家乡海宁县袁花镇小学。一九三二年（八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作者顾明道），“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等），一睹为快。一九三九年（十五岁）读初三时，查良镛与同学合著的第一本书《献给投考初中者》出版，畅销省内外，开始初露才华。一九四一年（十七岁），他因在壁报上刊文（题为《阿丽丝漫游记》）影射着讽刺学校的训导主任，被浙江省立联合高中勒令退学。后一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学毕业。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年方二十（一九四四年）的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由于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接到投诉后勒令其退学。“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后曾在中央图书馆阅览室挂一职衔）……一九四五年（二十一岁），他在杭州任《东南日报》外勤记者及英语电讯收译员。一九四六年年底，又转赴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并被上海《大公报》录取为国际电讯翻译，成为兼职记者。一九四八年（二十四岁）年底，查良镛被调派往香港《大公报》继任翻译工作，并在来年发表国际法论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等文。“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重回《大公报》不久，就在一九五二年（二十八岁）被调任前往复刊后的《新晚报》任副刊编辑。其间，曾以姚馥兰、林欢为笔名撰写影评，并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当时，梁羽生也正好在《新晚报》任职，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一起下棋，一起写棋话，时常海阔天空闲聊——而聊得最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了。一九五三年的时候，梁羽生以《龙虎斗京华》一书打响。到了一九五五年，三十一岁的查良镛亦偶试身手，其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天方夜谭”版连载一年多（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而一举成名。至此，“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同时也奠定了他武侠文学的基业。五十年代的金庸（查良镛）、梁羽生（陈文统）、百剑堂主（陈凡）因同写武侠小说，还都供职于《大公报》，故人称“三剑客”。某日，他们突发奇想：要在报上开设《三剑楼随笔》专栏，三人合写，以展现“三剑客”“相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一九五六年，《大公报》上开辟此专栏，而金庸的《碧血剑》也开始在《香港商报》“说月版”连载（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五七年，三十三岁的他因暗恋长城电影公司一位著名影星（夏梦），离开《新晚报》进入了长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和导演。在此期间，金庸推出的石破天惊之作《射雕英雄传》（连载于《香港商报》），引起倾城热卖和全城争读。该书更被视为“天书”，金庸在新派武侠小说里的宗师地位亦由此奠定。一九五八年，查良镛与程步高合导电影《有女怀春》，来年则与胡小峰合导电影《五老虎抢亲》。同年，三十五岁的他拿着自己的八万港币，自立门户，创办《明报》。很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关门大吉。但查良镛凭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笔和创作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在《明报》的创刊号上开始连载；《雪山飞狐》是在《新晚报》上连载的）、《倚天屠龙记》（在一九六一年和《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开始在《明报》连载）等，撑起《明报》大业，使《明报》得以苦苦维持下去。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因倾力倾情地报道、评论“逃亡潮”而声名大噪，发行量遽增，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宣告结束。一九六○年（三十六岁），查良镛为《武侠与历史》杂志撰写《飞狐外传》。还是这年，台北市出动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书店搜缴武侠小说。查良镛的武侠小说自然是在查禁之列，台湾当局指之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一九六三年，开始为《东南亚周刊》撰写《连城诀》，《天龙八部》也开始在《明报》连载。一九六五年年中，查良镛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化笔”写《天龙八部》。查良镛旅欧回港时，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同年年底，查良镛开始创作《侠客行》，并创办了《明报月刊》。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来筹划、创办的，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在一九六六年的“文革”期间，《明报》以对此及时、准确地系列分析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大放光芒。《明报》因而销路突飞猛进，正式确立其大报地位。一九六七年夏季，香港爆发了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六七暴动”，查良镛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明报》也成为左派分子重点攻击目标。不过，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创办《新明日报》，在香港创办《明报周刊》，并开始创作《笑傲江湖》同样是在这年。其实，金庸不但是文学天才，还有极高的政治敏感性和洞察力，比如，是他最早指出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林彪将会被毛泽东清算的可能。《明报周刊》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也为查良镛带来可观的利润。《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这两颗星星，辉映着《明报》这个月亮。查良镛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连国共两党政要、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写武侠小说，他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撑起《明报》的大业。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创作、发表于一九六九年）。这两部小说被公认为其武侠小说的巅峰之作。一九七○年，查良镛创作《越女剑》的同时，开始修订全部武侠小说作品。一九七二年，《鹿鼎记》连载完毕，四十八岁的金庸就此宣布挂印封笔、金盆洗手，不再写武侠小说了。封笔之后，查良镛把近二十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修改。经过十年的修订，一套十五种共三十六册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版完毕。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有人甚至说他是武侠小说创作的“真命天子”！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由“十大宗师”的作品构成。而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查良镛、古龙、梁羽生这三位大师的新派作品。其中，又要以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为巅峰。这正是：“武林”至尊，唯数金庸；风行天下，谁与争锋？一九七三年春，查良镛应国民党之邀，以《明报》记者身份赴台访问十天，还与蒋经国等人见面会谈，之后在《明报》连载《在台所见、所闻、所思》。蒋经国是“金庸迷”，但他与查良镛所谈的，并非武侠小说，而是时政国事……查良镛在金门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上、地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一九七九年，五十五岁的他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建国会”，与丁中江同为小组讨论会之主席。其间，正式授权给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金庸作品集》。一九八○年，广州《武林》杂志连载的《射雕英雄传》，使金庸的武侠小说正式进入大陆。此时，十五部三十六册的《金庸作品集》也全部修订完毕，前后花了十年时间。邓小*平重新执政后，中共向查良镛发出信息：邀请他回大陆访问。查良镛这时向中共提出一个要求：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到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下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一九八一年，查良镛与妻子儿女回大陆访问。见面时，邓小*平笑口盈盈地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一个是著名政治家，一个是知名政评家，两个人谈起政治，当然不会流于一般的敷衍，政见和才智都充分地表露出来。这次访问，还得到廖承志的宴请。廖承志说：“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查良镛应道。此行共游历了十三个城市。在新疆天池，查良镛惊喜地发现几个维吾尔族的小孩子手里捧着天山雪莲——就是《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采来送给香香公主的那种雪莲。他兴奋莫名，将两朵天山雪莲带在身边回到香港……返回香港后，查良镛兴致勃勃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畅谈大陆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一九八四年，查良镛出版《香港的前途——明报社评之一》一书，并再次赴北京访问，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年九月，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从此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而查良镛又一段不寻常的、掀起不少惊涛骇浪的历史也行将开始。一九八五年六月，中方委任查良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草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中，查良镛登台发言。他以《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发言完毕，掌声热烈。雷洁琼拉着查良镛的手，称赞说：“你的发言好极了！”一九八六年，查良镛正式授权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金庸作品集》，还获颁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对怎样设计未来香港的政制模式，各方各派意见不一，政制方案花样百出，当真是群雄并起，不分上下，于是促成“武林大会”举行。查良镛主持的“武林大会”，由于决不出胜负输赢，得不到积极的成果，于是他亲自为未来香港政制设计蓝图——草拟新的政制协调方案。第一稿出来以后，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