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1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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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天的时间，这个问题占据着汉斯的心头，因为他想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可以更好地了解鲍里斯·安斯基的生平或者思维方式或者他绝望的程度或者鲍里斯非常熟悉的什么人。有好几次，汉斯试着从壁炉里面点火。只成功了一次。很难把水锅或者俄式茶炉放置在木柴旁边。由此，他推断出建造这个藏匿点的人，修建的同时就在考虑，某人某天要藏在这里，另外一个要帮助这个人隐藏。汉斯想，一个人自救，一个人救人。一个人会活下来，一个人会牺牲。一个人等天黑下来逃跑，一个人留下来成了牺牲品。有时，在下午，他钻进那隐匿点，只拿着鲍里斯的手稿和一支蜡烛，读啊，读啊，一直待到深夜，到肌肉抽筋，冻僵为止。
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安斯基1909年出生在克斯特基诺村，就是德国大兵汉斯·赖特尔眼下占据的这间房子里。父母是犹太人。这个村子的几乎全部居民都是犹太人。父母以买卖女衬衫维持生活。父亲从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科或者敖德萨批发过来，然后在这个地区的大小村庄零售出去。母亲养鸡，卖鸡蛋，她家不需要买菜，因为有一片小菜园，开发得不错。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就是鲍里斯；那时夫妻已进入中年，像《圣经》中的亚伯拉罕和撒拉，中年得子，大喜过望。
有时候，亚伯拉罕·安斯基跟朋友聚会时，说到儿子有些娇生惯养，以至于感觉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该献出孩子祭祀用。村里东正教的教徒们听了此言，大惊失色；或者装出大惊失色的样子；其余的人则开怀大笑。亚伯拉罕·安斯基得出结论说：我倒是没牺牲儿子，可牺牲了一只母鸡！一只母鸡，一只母鸡啊！不是羊羔，不是我儿子，是一只母鸡啊！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啊！
到了鲍里斯十四岁的时候，他参加了红军。告别父母的场面令人感动。先是父亲无助地哭了，接着是母亲，最后是鲍里斯扑入父母的怀抱，也哭了。莫斯科之行永世难忘。路上，他看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面孔，听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谈话或独白，读了墙壁上令人难以置信的纲领——预告天堂般的生活开始了；无论走路还是乘车，他看见的一切都给他留下了鲜活的印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村子，如果不算两次陪父亲在本地区卖女衬衫的话。在莫斯科，他前往征兵办公室。他要求参军打弗兰格尔［16］，人家告诉他，弗兰格尔已经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说，愿意参军打波兰人；人家告诉他，波兰人已经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喊着说，他要参军打克拉斯诺夫［17］或者邓尼金［18］，人家告诉他，这两个人都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说，那好吧，他要参军打白哥萨克或者捷克人或者高尔察克或者尤邓尼奇或者协约国军队，人家告诉他所有这些敌人都被打败了。人家还说：这些战事消息传到你村里的时间太晚啦。人家还问他：小伙子，你是哪个村子的啊？鲍里斯回答说：第聂伯河边上的克斯特基诺村。这时，有个抽着烟斗的老兵问他叫什么名字，然后问他是不是犹太人。鲍里斯回答说，对，是犹太人。他看看老兵的眼睛，才发现对方是个独眼龙，而且少了一只胳膊。
“打波兰人的时候，我们连队里有个犹太同志。”老兵说着吐出一口烟来。
鲍里斯问：“他叫什么名字？说不定我认识他呢。”
“小伙子，莫非你认识苏维埃政权下所有的犹太人吗？”独眼断臂老兵问他。
“不，当然不都认识。”鲍里斯说着脸红了。
老兵从他坐着的角落里说道：“他叫迪米特里·韦尔比斯基。牺牲的地点距离华沙有一百公里。”
随后，独眼老兵晃晃身子，用毯子蒙住后脑勺，说道：我们的指挥官叫科洛连科，也在同一天牺牲了。于是，鲍里斯以超音速想像着韦尔比斯基和科洛连科，看见科洛连科在嘲笑韦尔比斯基，听见了科洛连科在韦尔比斯基背后说的话，进入了韦尔比斯基夜间的思维状态，进入了科洛连科的心思里，进入了二人朦胧变化的希望中，进入了他俩的信念和骑马的队伍里，进入了他俩走进的森林和穿过的泥泞土地，听见了田野上夜间的嘈杂声和士兵们早晨上马前难懂的谈话。他看见了村庄和耕地，看见了教堂和从地平线上升起的袅袅炊烟，直到二人牺牲的那一天——天空完全是灰的、彻底的灰色、绝对的灰色，仿佛数千里的乌云都从那片土地上经过，一刻不停，无尽无休。
那时，不到片刻时间，鲍里斯决定不当兵了；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征兵办公室的准尉递给他一张纸片，要他签字。于是，就当了兵。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鲍里斯一直在出差。他到过西伯利亚，到过诺里尔斯克铅矿，到过通古斯卡盆地，为寻找煤矿的鄂木斯克技术人员做警卫工作，到过雅库茨克，登上利纳山直达北冰洋，进入北极腹地，陪同一组工程师和一名神经科医生前往新西伯利亚群岛，到达后有两名工程师疯了，一位是文疯子，一位是武疯子；根据医生的指示，他们不得不就地处决了武疯子。医生解释说：武疯子无药可治，何况是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会得雪盲，会神经错乱。后来，鲍里斯到过鄂霍次克海，跟随的是后勤支队，任务是给一支迷路的侦察分队送给养；但是，走了几天后，后勤支队也迷了路，吃光了给侦察兵的粮食。后来，他住进了海参崴一家医院，后来到过阿穆尔河，后来见到了贝加尔湖，湖边有成千上万只野鸟；到过伊尔库茨克城；在哈萨克斯坦围剿过土匪；然后回莫斯科，从事别的工作去了。
这别的工作就是读书和参观博物馆，就是读书和在公园里散步，就是读书和痴迷地听音乐会、看话剧演出、参加文学讲座和政治报告会，他从中汲取了很多、很好的教益并且善于把文化知识与积累的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也是在那个时期，鲍里斯认识了科幻作家埃弗拉因·伊万诺夫，地点在作家咖啡厅，那是莫斯科最好的作家咖啡厅；实际上是在咖啡厅的花园里，伊万诺夫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下（树冠有三层楼高），坐在桌旁喝咖啡。他俩能成为朋友，部分原因是伊万诺夫对鲍里斯的一些离奇的想法感兴趣，部分原因是鲍里斯毫无保留地赞美（至少在那个时期）伊万诺夫的作品，他喜欢说伊万诺夫是讲科学的作家，而不是官方和大众说的幻想作家。那几年，鲍里斯认为革命将传遍全球，只有傻瓜或者虚无主义者才看不到或者感觉不到革命所带来的进步和幸福的潜力。鲍里斯认为，革命会最终消灭死亡现象。
当伊万诺夫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死亡从远古时代就陪伴着人类，鲍里斯回答说，正是如此，说的就是这个，恰恰就是这个，革命消灭死亡，永远消灭掉，人人都沉入到一个陌生的领域，直到发现别的东西为止。消灭，消灭，消灭一切！
伊万诺夫从1902年起就是共产党员了。那个时候，他想按照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的方式写小说，就是说打算抄袭，但不大成功；为此，经过长时间（一个夏夜）的思考，决定巧妙地按照奥多耶夫斯基［19］和拉热奇尼科夫［20］的方式。百分之五十用奥多耶夫斯基的，百分之五十用拉热奇尼科夫的。效果不错，部分原因是读者由于记忆力缺失，早就忘记了可怜的奥多耶夫斯基和可怜的拉热奇尼科夫（二人都死在1869年），部分原因是一向敏锐的文学评论界没有推断、搜集和觉察出任何抄袭的蛛丝马迹。
1910年伊万诺夫已经是人们常说的“有前途的作家”了，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很高；而奥多耶夫斯基和拉热奇尼科夫，作为模仿对象，已经没有用处了；伊万诺夫的艺术创作突然停工了，或者换个角度看，出现了滑坡现象，无论怎样做新的掺和（病危抢救式地把奥多耶夫斯基的极端疯狂、拉热奇尼科夫的热忱与高尔基这颗新星掺和在一起）也无济于事。他不得不承认，他的作品无人问津；但不管他多么自傲，经济状况在明显下降。直到十月革命爆发前，伊万诺夫时而在科学杂志社、农业杂志社，打打零工，当当校对员，卖卖电灯泡，给律师事务所做做助手，但从没有忽视党交给他的工作；而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从编印传单到搞印刷纸，还当联络员去接触左翼作家和同志。他毫无怨言地完成任务，也不放弃老习惯：每天去莫斯科艺术家的狂欢聚会和酗酒。
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改善他对文学和工作的期望值，恰恰相反，工作增加了两倍、三倍，不少时候是四倍；但是，他都无怨无悔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一天，杂志要他写个故事，主题里要预见1940年的生活。用了三个小时写出了他第一篇科幻短篇小说，题为《乌拉尔人列车》。故事里有个男孩乘坐时速为两百公里的火车旅行，孩子用自己的话讲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一座座闪亮的工厂、精耕细作的庄稼地、有两三座十几层高的大楼组成的模范新村，欢喜快乐的外国代表团纷纷记下苏联的辉煌成就以便回国后模仿实践。《乌拉尔人列车》上的男孩是去看爷爷的。爷爷是红军老战士，晚年获得了大学学位，正在领导一项包含最高机密的科研工作。祖孙二人携手走出火车站的同时，爷爷（外表年轻，但实际上年事已高）给孙子讲述科研最新的进展情况。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执意要爷爷讲述革命的故事和打白匪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故事；爷爷嘛毕竟是爷爷，高兴地同意了孙子的要求。这就是作品的全部内容。结果，读者欢迎的程度成了一件大事。
应该说，首先感到惊讶的是作者本人。其次是编辑部主任，发表前他亲笔改过故事里的拼写错误，他没觉得这小说有什么了不起。大量的信件要求编辑部多多发表“这个陌生的伊万诺夫”作品，说“伊万诺夫是希望之星”、“伊万诺夫是相信未来的作家”、“伊万诺夫给我们为之奋斗的明天带来了信心”；信件来自莫斯科、彼得格勒；还有来自祖国边远地区的战士和政治积极分子写的信件，他们觉得自己与爷爷这个形象有一致性；这让编辑部主任彻夜失眠。主任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坚持辩证唯物论，没有半点教条主义的气味，作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学习过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学过黑格尔、费尔巴哈的作品（甚至康德的著述）；当他重读利希滕贝格［21］、法国大作家蒙田和帕斯卡［22］的著作时，总是兴致勃勃；他还相当熟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的文章，因此无法相信在这本杂志发表的大量优秀作品中（或者不夸张地说，有些是优秀的），竟然会是这个短篇小说，多愁善感、毫无科学抓手可言的作品，成为让苏维埃大地的公民最感动的玩意儿。
主任想：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头的东西。当然，编辑部主任的失眠之夜还要算上伊万诺夫的辉煌和伏特加的夜晚。伊万诺夫决定在莫斯科最糟糕的贫民区庆祝他的成功，然后在作家之家庆功，他跟四位很像《圣经·启示录》四骑士样的四位朋友共进晚餐。从这一刻起，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