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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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凌打断了于洋的陈述，问：“这三位乡长、副书记、副乡长现在在什么地方？担当什么职务？”
于洋说：“乡长先是在区水利局当局长，现在可能退休了——我不大清楚。那位副书记调另一个乡当乡长，现在是小河区卫生局局长。那个副乡长很能干，现在是我们某个县的县长。”
于洋语出惊人，常委们一个个神情一抖，暴打农民的副乡长现在竟然是县长！
“这个人的过去你了解吗？”田野问于洋。
“初中没有毕业，八十年代末在一个乡政府当联防队员，一九九四年当松树乡科技副乡长，一九九六年在另一个乡当乡长，一九九八年当书记，同年请人替考，考入党校上大专，后读本科，二〇〇四年任小河区副区长。以后的事我就不说了，熟悉最近这次换届的领导同志也知道此人是谁了。”
田野、王凌及其他人都点头了——杨哲除外，杨哲半睁一双蛇眼瞪着于洋，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刘扬当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过他没有问，示意于洋继续说下去。
——一九九七年四月，我家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困难，兄弟一家外出打工，我哥也到建筑工地搞副业了，我父亲高血压引起眼底出血，不能下地劳动。不得已我请假去种玉米。当天夜里，松树乡政府二十余名乡干部来我们村催收上一年拖欠的“三提五统”款项，我知道我可能与这些人发生冲突，就到一位堂兄家睡觉去了。半夜里我母亲找来，说五个乡干部到我们家里等着我问话。我有些发闷，找我什么事？我对五个在我家炕上打牌耍钱的乡干部说：“我们不欠你们‘三提五统’，找我什么事？”一个说：“你放啥屁！你兄弟还欠着二十元呢。拆房。”我说：“那座北房是兄弟的，你们拆去吧。”这个人说：“不，我们就拆这一面大房。”说着就动起手来。我对另一个年纪较大的说：“我去找你们乡长。”我走了，乡干部就跟了出来。到村主任家里，我找到乡长，拿出二十元钱。一脸乌黑的乡长说再缴四十元的滞纳金。我说你们先把票据给我，这四十元我也给。乡长睁大眼睛笑着说：“全乡两万六千人，没有一个要票据的，你要票据，癞蛤蟆打呵欠——你好大的口气！给他，给这位市上领导。”一个姓张的联防队员便动手了。我也动手了。广播没有关掉，我们打架就现场直播了，一村人上来了，我父母亲也来了。我父亲要给这位乡长下跪，被我母亲扯住了。我母亲说：“共产党的天下，新社会，哪有下跪的，就这个娃娃，任凭他们打死算了。”我母亲扯着我父亲走了，乡干部和村干部乱成一团。乡长让手下给区政府分管副区长汇报，说松树乡收缴“三提五统”的工作在崖湾村被一名歧北市经委的干部阻止了，同时向乡派出所报案。不多时间，派出所所长坐着乡政府的破吉普来了，他怒不可遏地冲着我叫：“走！”我被带到派出所后被关了起来，所长命令我写材料。我写好后给他，他看了后说会是这样吗？你这么好乡政府为什么会报案？老实交代！我没有再写，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大概是凌晨四点钟，我们村里的干部集体来到派出所，向所长要人，说乡长已经同意他处理，请求将我放回去。所长说不行，他将依法作出处理。我也不回去，我说我没事，你们回去后不要叫这帮人欺侮我家里人。上午八点钟，所长让我到镇上找饭吃，十点钟回来。我到邮局给单位打了电话，说明了我的遭遇，请他们来人为我鸣不平。我回到派出所后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所长，而是我的哥哥，他鬼使神差从城里回到了家里。哥哥泪流满面，哽咽着说：“我妈死了几回了，你就服软吧，给人家下话（道歉，委屈承认错误），争取今天回去。”我问咋回事，我哥说：“昨夜押送你到派出所的乡干部回去后对村干部说，你已经被吊在大梁上打得血淋淋的，声音都没有了。村干部吓坏了，赶紧到家里给爹妈说了，妈立即就昏死过去，叫醒后又昏过去了四次。村里的干部就开始给这个乡长下话，这驴日的东西也害怕把你打得严重了，就派村干部来派出所要人。他们看到你在睡觉，就放心回来了。这馍是邻居家的三婶做的，你吃些吧。”我哪里吃得下去，就叫哥哥带回去了。临走时我对我哥说：“派出所是公安局的派出机构，是讲法律的，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回去告诉妈，我没有事的。”
我们单位来人到派出所是上午十一点，他们看到我被打得鼻青脸肿，胳膊抬不起来，心里也不是滋味，就质问所长。所长说我打乡干部了，使全乡补收“三提五统”工作无法进行。我的主任问所长：“你亲眼看到的吗？”所长说不是，是乡干部说的。我的主任就发火了，说：“乡干部说于洋杀人了，你就把他枪毙是不是？”主任请所长用我们单位的车立即去我们村上去调查，尽快作出处理。所长不去，他说他的两名同事不在，等他们来了一同去。主任问什么时候能来？回答是说不上。主任要强行将我带走，说：“判刑，或者其他处理，你都来市经委，我们会无条件配合。”走到半路上，我指着迎面而来的一辆车说：“这就是乡政府的吉普。”主任说离开了就回去，安慰了家里人后赶快回市上，在这伙人手里，你有吃不了的亏，走吧。我说不能走，我走了他们会把我的父母亲抓起来的，这类事已经发生了好多次了。主任依了我。乡长粗暴地对我的主任说：“回乡上。”我们又折了回来，接下来是双方谈判。中午，主任给我一张纸，是乡政府的处理意见，罚款一千二百元，书面检讨并在乡广播站面向全乡两万六千群众念出来。主任对我说：“答应这些条件，你就能够今天回去，如果你要坚持，你恐怕要在这里再过一夜了。你看看那个派出所所长的样子，他根本不是独立司法的，他就是这个乡长的警犬。”我别无选择，只有屈辱地服从。我不能拿我母亲的生命去跟这伙人较量。我答应了。乡党委书记带我们四个人在乡政府的灶上吃了午餐，我只吃了半碗。这位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一包烟，叫我给乡长送去，他说：“男子汉大丈夫，要能屈能伸，忍了吧，人的一辈子有好多亏要吃，有些事明明是屈辱，还得往肚子里咽。”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就去了。这位乡长没有接烟，叫我去弄钱。我从乡信用社一位同学那里借了八百，三个同事凑了四百，一次就交齐了。临走时，所长问我你哪里弄到那么多钱？我没有理睬。我的主任说：“助纣为虐，当是衣冠禽兽。”所长恨得咬牙切齿，但终究没有挡下我们的车。
我回到家里时，我家里有五六十位老人，他们看到我时都哭出了声，有人说还是公家人好，如果是我们，早就给打成麻叶丝了。我从人堆里找到我母亲，紧紧地抱了上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抱住我妈，我们母子哭成一片。邻居给我的同事下面吃，他们三人哪有心思吃饭，说走吧。地没有种，我就回城打官司了。
几天几夜我没有睡觉，我找了好多法律方面的书籍，请教了歧北市最好的律师，写了诉状。小河区的两位朋友说先不要去起诉，先去区法院了解情况，看能不能打赢。我们去了，刑事庭一位副庭长说你连案都立不了。小河区委书记给区法院有口头指令，凡是农民状告乡政府的案子，一律不接，不立案，立了案的，必须判乡政府胜诉，判农民败诉。前些年农民状告乡政府、乡干部的官司比较多，现在没有人打了。我们是法官，也被抽调下去搞所谓的中心工作，甚至于还干犯法的事，没法说。你要打，就指望市中院，并且找好证人证据，再去起诉。我说我们村上的干部会为我作证。副庭长说，不会的，你们村的干部不会给你作证，一是不敢，二是不愿意为你出这口气，你对人家什么也给予不了，而乡长就可以。果不其然，没有一个村干部为我作证。法院打官司的事就此搁浅了，我就给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写信，两个月过去，任何消息没有。最后，《歧北日报》的内参发了我的诉求，市政府分管农业的王副市长作了严厉批示，要求小河区严肃查处。市信访办杨主任对我说，你去法院起诉，这样的乡长她还没有听说过，殴打农民的乡干部有一些，打伤市上的干部的乡长这是第一个，纪律处分远不如法律制裁。我说没有人作证。她说没有人作证也无关紧要。就在杨主任为我起诉咨询律师的后几天里，我给省委书记的材料转下来了，这位书记大人一个字也没有写。杨主任说，如果省委书记批示了，她会直接下去调查的，要为我争得公道，现在只好让小河区去处理了。我当时没有体会到杨主任的话外之音，就抱了一线希望，想小河区总有主持正义的人吧。结果是一边倒，区纪委只在松树乡政府弄了三十多封证据材料，我们村里就没有去。最后拿了一个结案材料，说我殴打乡干部，目无法纪，辱骂乡政府主要领导，支持村里邪恶势力等等，还要我签字接受他们的处理意见。我笑了，我当着区纪委一位副书记的面把这个材料撕碎了，并伸出双手，说：“再抓一次吧，这一次抓进去，我绝不会给单位打电话，绝不会要求你们再放我出来。”纪委副书记面露难过之色，而一位主任气得浑身发抖，手指我的鼻梁大声说：“你你你……”
这件事过去了十年，这位乡长现在是小河区农牧局副局长，利用松树乡硬化街道的超预算资金为自己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去年又用在另一个乡任乡长时硬化街道的项目资金为他本为农民的老婆买了个小河区林业局的国家干部身份，现在他老婆是国家正式干部，吃财政饭。
我要说的说完了。
刘扬很平静，田野拍了桌子，王凌拍案而起，吼道：“揪不出这个败类，我辞职。”其他常委也愤怒，说应该马上行动，将这一伙人绳之以法。杨哲没有说话。刘扬说：“大家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后，于洋有了在市委的办公室，办公室门上有牌子：副秘书长室。像做梦一般，于洋没有坐进高背皮椅里去，而是坐在了皮沙发上，打量这个新的环境。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小说下栽＋。电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