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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陈寅恪与傅斯年-第4章

小说: 陈寅恪与傅斯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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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用意,或者什么意思也没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这短笺和条幅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外界盛传的傅斯年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不过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之语,是一个佐证。毛的另外一张便笺,由延安交际处王世英转交给傅斯年,上写有:〃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毛缄〃字样。傅、毛延安相会最精彩的故事,以这几幅墨迹作了见证。

第一部分 第9节:延安归来(1)

    延安归来

    结束了与毛泽东的长谈与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中共机关所在地,寻找早些时候陈寅恪所托的林伯渠与范文澜二人,顺便看望了久别的弟子刘耀(尹达)。刘氏是抗战前史语所发掘殷墟时自河南大学招收的毕业生,与石璋如、殷焕璋等一同进入史语所参加殷墟发掘,算是傅斯年学生辈人物。抗战军兴,刘耀随史语所抵达长沙不久,离所径自奔赴延安,化名尹达投入了共产党阵营,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进入老范(文澜)领导的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从事马列学说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设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长。傅是在出版局所属的一口窑洞里见到这位尹科长的。

    尽管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师生而言,此时相见,确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战前的殷墟发掘,那是何等壮观气派,令人心旌摇荡。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和国共对立摩擦,导师与弟子天南地北,一别数载不得相见,每忆及前尘往事,各自欷?不已。傅斯年看了尹达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绩,甚不满意,忘了眼前的形势和各自所处的环境与政治地位,一时感情冲动,竟有些糊涂和一相情愿地动员尹达随自己一道回四川李庄史语所,重操旧业,接着续写尹达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这一提议,〃对已经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尹达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17】。其结果是,尹达颇感惊慌,傅更是讨了个没趣。后来,尹达曾致信傅斯年,内有〃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等语。并表示〃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18】此事只是尹达一说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并替傅挽回一点丢失在黄土高原上的面子罢了。

    由于尹达的关系,傅斯年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学术机关,见到了马列学院的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老范是傅斯年的学长,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在校期间受业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乾嘉老辈〃,或曰〃乾嘉余孽〃,因而他〃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出路〃【19】。范毕业后在中学、大学做了近20年的教书匠,于1939年10月辞却教职索性跑到延安并很快受到重用,开始以头号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撰写《中国通史简编》。据说该大作出版并经《新华日报》连载后,曾轰动一时。《简编》中的〃商朝事迹〃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同时对史语所及发掘人员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赏性介绍。其中在〃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写道:〃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勾,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做矢镞。〃

    傅斯年来延安之前,与住在李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学界中人已看到了这部著作,但具体作何评价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从一贯提倡〃新思潮〃的〃海龟〃傅斯年对〃乾嘉余孽〃和〃土鳖〃们的反对与鄙视来看,恐怕难有好的评价——尽管老范早已〃古为今用〃地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写此书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老范正在编写一部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得知此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由此握手言欢,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是否从范文澜处要到了陈寅恪所请之书,不得而知,想来这点事还是不难办到的吧。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笔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6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20】。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了。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傅斯年是否见到了林伯渠,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见的可能性颇大,只是缺少可查的资料,不便妄加猜测。在6位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相互会见中,黄炎培谈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表示。黄氏还谈了所谓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21】

    毛泽东还对来访者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党不顾人民极力反对,强行要开的所谓国民大会等。重庆来的策士们与中共高层人物经过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6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22】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是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6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除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外,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又说:〃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23】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则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念念不忘他的梦中情人——蓝苹,左氏说:〃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南按:即李讷,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24】

    到了这个时候,舜生还不明白,毛泽东托词对方生病不让相见,显然不愿让其回重庆后四处宣扬他和江青的婚姻关系,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作出的硬性规定,不让在国统区名声不佳又极爱出风头的蓝苹在此种场合抛头露面,以免节外生枝。舜生只是枉费心机、自作聪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故(南按:〃江青〃之名典出唐朝诗人钱起于公元751年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正是依据这两句唐诗为他的心上人蓝苹命名的)。左舜生劳神了半天,最终还是弄了个〃曲终人不见〃的悲凉局面。此憾未得弥补,想来左氏当是死不瞑目的吧。

第一部分 第10节:延安归来(2)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25】

    罗家伦这段回忆难免有政治偏见及主观成分,但所说的许多内容与史料相吻合,说明并不是空谷来风。傅罗谈话,较为透彻地反映了傅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26】。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并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27】。在傅斯年的眼里,中共与苏共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荒漠,等等。【28】

    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和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极其相似。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29】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退守孤岛都没有改变,真可谓是一个〃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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