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谋高手李鸿章-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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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营之中，男女大防极严，但洪秀全、杨秀清等领袖人物不需要接受这些约束。相反，他们拥有随意占有任何一个女信徒的特权。早在广西时，洪秀全就挑选了三十六名美貌女子，作为自己的性奴，号称王娘。

团营设计之精妙，正如简又文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分在女营中的母亲及妻女，成了人质，从此会众就沦为了洪秀全的奴隶，如果会众不竭力为洪秀全在战场上死拼，则家人必然会被处死。

理论上来说，这种奴隶制式的团营制度，是不应该有人自投罗网的。但小概率事件在这里再次发生，由于当地所特有的愚昧与浓厚的宗教氛围，许多人心甘情愿接受这一切。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只要自己早早地加入团营，就可以借助团队的力量，去伤害别人，抢夺别人家的妻女以补偿自己的牺牲。

恐惧与仇恨，这就是洪杨集团形成的内因。

加入团营的信众们发现，他们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洪秀全，母亲妻女，又沦为了人质，除了攻城略地为教主打江山，已无路可走。更重要的是，恐惧与仇恨，都是一种负面的、邪恶的、破坏性的残暴力量，没有丝毫的建设性。这就意味着团营坐吃山空，只能以暴力掠夺的方式，进行恶性循环。

在战场上，信众们因为母亲妻女沦为人质，只能一心一意死打狠拼，而清军是拿饷当兵，属于雇佣性质，没理由跟他们拼命。于是洪杨集团如滚雪球一般，迅速扩大。

团营的恐怖力量，在太平军攻克武昌后的举措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太平军攻克武昌后的举措，第一步：打馆。号召民众参加团营，最先报名的人编成每二十五人一组，由老营加以训导。然后再次把民众集中起来，对其“讲道理”，继续号召大家报名入团营。

第二步：进贡。打馆之后，发现更多的百姓并不愿意从事杀戮，而是躲藏在家中。于是洪秀全号召这些不肯加入的民众进贡，并声称：进贡者可各安本业。这个意思是说，不进贡者，就有危险了。百姓惊慌，不得不拿出家中最值钱的财物送给洪秀全，以保性命。

第三步：编伍。首先对进贡的百姓进行登记造册，家住几弄几巷，父母兄弟姓名，全都要登记得明明白白。然后告诉百姓，两日后敲锣传呼进贡者，迟误者斩。等到两日之后，锣声响起，进贡者鱼贯而入，就立即被带到城外，编成队伍，再也不得回城。

第四步：开女馆。这时候武昌城中的男子，大半都已经被强带出城，余下来的女子被勒令从家中出来，全部编入女馆。这些女人从此就成了人质。编制而后，所有的女人列队集中于阅马场，由洪秀全亲自发表讲话，挑选六十名美貌者为自己的性奴。老团营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以示庆贺。

第五步：焚城。洪秀全下令将武昌城烧毁，女团登舟，男团征战，留在城中不肯参加的人一律焚死。于是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之一二。

据统计，洪杨初陷永安，人数不过三万七千人。到长沙城下，人数已过十万。等离开武昌，武昌居民尽数被裹胁而走，人数不少于三十万。一座繁华富庶的大武昌，连人带物被席卷一空，从此沦为一座空城。

以恐惧控制人，以仇恨驾驭人，以裹胁之术迅速扩张，这就是洪杨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武装力量的原因。但是，洪秀全所用的这个方法，犹如魔功，虽易速成，但规模既成，就极易走火入魔，反噬自身。

但是杨秀清对此一无所察，他不无自得地对人吐露：

（杨）向亲密（之人）言曰：吾亦知新收兄弟心不服而怨恨，全在绳以苛法，劫以严令，驱策而挫折之，使之不遑有他志。如有相约变妖（指逃亡）者杀之。虽各有异心，彼此疑惧，谁敢先出诸口？况人人心虽恨我而不能祸我，人人身体精神皆为我役使，是恨我者虚，助我者实也。妖之待人，人人感之，未必妖营办事之人能如我诸兄弟之尽力。是感妖虽有实心，助妖并无实际，此妖之所以屡败，我之所以屡胜欤？

无论是恐惧，还是仇恨，都只是一种可怕的负面力量，是一种破坏性的能量，不具有丝毫的建设性。这就决定了洪秀全定都南京之后，其恶性扩张会陷入停顿，团营所具有的残暴力量，囿于系统的庞大，开始转化为内部的自相残杀与恶性争斗。

洪杨集团的发展态势，与李鸿章的事业发展构成了背离。当洪杨集团恶性扩张之时，李鸿章还在翰林院做编修。等到李鸿章回到淮上，开始二次创业进入成长期时，洪杨集团恰恰进入了消退期。

洪杨集团在消退，李鸿章在成长，这恰是雄才大略的李鸿章人生最为难得的机会。但糟糕的是，李鸿章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一门心思想着到战场上亲历两场战役，就可以在个人简历上添加两笔，到时候容易找到个好老板。

等到李鸿章意识到他自己才是自己苦心寻找的最好老板之时，洪杨集团已经进入了行将灭亡的落幕时刻。先是最为诡诈的杨秀清死于内乱之中，而后洪秀全接连失去吉安与安庆，从此被曾国藩困于南京孤城之中。

这时候，战事的结束只是个时间问题，李鸿章已经错过了在乱世中谋求上位的最好时机。

李秀成的策略

洪杨起事，是以恐惧控制人，以仇恨激发起人心中的残暴力量。起事虽易，但一旦形成规模，就面临着系统因为过于庞大而运转不灵的问题。尤其是其部众都是强行被裹胁而入，初时因为家人被掳为人质，不得不死打死拼。等到后来，这种控制力度随着系统的庞大而逐渐减弱，于是洪杨部众开始整营整营地叛逃。

及至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以保护桑梓及传统文化为感召，恰成克制洪秀全的最强势力量。战场上的态势开始出现转变，湘军从弱到强，从被动到主动，而洪秀全则是从强到弱，渐渐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湘军在战场上最辉煌的战果，是连夺吉安、安庆两城，将洪秀全牢牢地困于南京孤城之中。洪秀全政权已经进入了灭亡倒计时。

洪秀全当然不喜欢这个结果，于是他试图突破湘军的封锁，扭转被动的局面。他的行为，就为落魄的李鸿章创造了一次飞黄腾达的绝世良机。

梁启超著《李鸿章传》，他分析认为，是洪秀全阵营中最富天才的慈悲名将李秀成，给了李鸿章这个机会。

李秀成，和李鸿章生于同年，自小没有父亲，和母亲乞讨为生。时洪秀全于广西建立团营，入会者必须要把家里所有的财产全部上缴，由洪秀全统一分配。于是李秀成的母亲就想，这是好事啊，反正我两手空空，过去白吃别人，岂不美哉？就带着儿子，投奔了过来。于是李秀成就成了信徒，编入队伍中去攻城略地，他很快显露出了过人的军事才干，渐成洪杨集团的中流砥柱。

李秀成是历史上罕见的优秀军事天才，他强拖着走向死亡的洪杨集团与曾国藩的湘军死磕。眼见得湘军越战越勇，南京城岌岌可危，于是李秀成定下策略，要想打破湘军的封锁，就必须另辟蹊径，别开生面，拿下一座两座富庶的战略重镇，与南京城遥相呼应，犹如长蛇，攻头则尾应，攻尾则头应，那么这盘死棋，就又复活了。

李秀成选中的这座与南京城遥相呼应的战略重镇，就是上海。于是李秀成以苏州为大本营，连克杭州、常州、太仓、福山、昆山等城，进逼上海。但要拿下上海，李秀成面临着一个说不清楚的麻烦：洋人。

其时上海城已经成为东方第一座重要港口，其富庶繁华，天下无出其右。所以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就乘兵舰沿江而上，赴南京城见洪秀全。其人之行，肩负两个使命，一是确保一艘英国炮艇停泊于南京城附近，以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二是要确保上海的安全，说服南京城的太平军不要进攻这座城市。

洪秀全答复：天父已经显灵，不允许这样做。

何伯拿着这纸照会，回来见正担任参赞和译员的巴夏礼。巴夏礼因为参加过与清廷的谈判，被视为最有东方经验的英国人。他看了何伯拿回来的照会，大声喊叫了起来：不行，天父必须再向他显灵一次。

此后英国人与南京城进行了象征意义的炮火交换。然后何伯再入南京，天父果然重新向洪秀全显了灵，这一次，洪秀全答应了英国人的所有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允许一艘英国炮艇，停泊于南京附近；太平军承诺，一年内不向上海城进攻，甚至绝不靠近上海城三十英里以内。

这是洪秀全与英国极为短暂的蜜月期。此后一年，大量的传教士进入南京，试图说服洪秀全建立一个东方基督帝国。而洪秀全却别出心裁，建议传教士们放弃基督教信仰，改信他的太平天国。面对洪秀全的异想天开，传教士们瞠目结舌，浑不知如何答复洪秀全。

洪秀全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他是真的坚信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坚信自己是耶和华的儿子。如果你说不是，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支持他、拥护他，会有这么多的美女环绕着他呢？

但洪秀全这厮也不想一想，基督教义这么大的事，岂是可以瞎忽悠的？他看到有不少中国人相信他的癫狂妄语，就以为全世界的人都神经不正常，会被他忽悠。

虽然洪秀全没有忽悠住传教士们，但为了强化自己的威权，他向前线的李秀成放出风声，说他已经忽悠住了洋人。

李秀成大喜，于双方合约期满之后，也就是1861年，派遣军队向上海挺进，准备接管这座富庶的城市。

商人千万不要从政

太平军进逼上海，沪上震恐。

上海这座城市，只有几千士兵，装备差，士气低，还有一个最可怕的问题——这些士兵在政治上极端不可靠。

所谓政治上不可靠，是指这些清兵前不久刚刚参加了小刀会起事。参加起事之前，他们原本是清兵，但小刀会起事的时候，他们都举手投降，并成为小刀会的生力军。等小刀会起事失败，他们又装作没事人一样，回到兵营里继续吃粮。指望这些人来对抗李秀成的大军，太不靠谱了。

于是，江苏巡抚薛焕和苏松太道吴煦，这两名行政级别最高的地方官员，就犯了难。

说起薛焕和吴煦，这两个人也不是好惹的。薛焕是四川人，进士出身，洪秀全起事后，他率兵征战。嗣后小刀会占据上海，薛焕奉命统兵征剿，小刀会闻风而走，此后薛焕就一步步地升至江苏巡抚。他为人清正敏悟，处理上海事务顺风顺水，成为少有的精通洋务的实干型大臣。

吴煦是浙江人，自小跟在父兄身边在衙门里混，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办理刑案，后来以捐官的方式进入官场。小刀会起事的时候他正在上海，因为力抗小刀会而声闻朝野，但如果公正地评价，他的能力仍然不足以对付上海的复杂时局，他所依靠的，是杨坊。

杨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时代传奇。实事求是地讲，即使是李鸿章或是曾国藩，与杨坊的经历相比，都要黯淡晦涩许多。只不过，当李鸿章崛起之后，杨坊的时运陡转，智商也呈直线下降，这其中的原因，殊难让人理解。

杨坊是浙江人，起初在宁波一家绸布店做伙计。但是他智商过人，比更多人更早地感知到了时代的变化，于是进入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此后，有种说法是他因为逃债来到了上海，不管怎样，他来到上海的时候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