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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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他的人可多了，老干部、年轻工人、有意见的、反对派的，什么三教九流他都见，党的作风在他身上很鲜明。有些人觉得他厉害，可我们不怕他。他下到车间，经常连一碗水都没有，他在台上讲演，下面工人就端水给他喝，用大瓷碗，他很豪爽，一饮而尽。下面的人就给他鼓掌。开始没有凳子，就站着和工人讲话，后来他一来工人们就围上来，给他端凳子，让他坐着说，他反倒站在凳子上去讲，听的人围的里三层、外三层。大会、小会，他走到哪儿，人们跟到哪儿。他不光自己讲，是要大家提问，什么都可以提，他来回答。
“他一个一个食堂地看，赶上开饭，就在大食堂和工人们一起吃，没有凳子，找个角落里站着吃。工人们都围着看，我们这伙人成了西洋景。”
邱锦春插话：“食堂的饭菜很差，加个菜吧，首长说，工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偌大的食堂，居然找不到一张桌子和凳子，大家蹲在地上吃，首长腿折了，只能站着，菜碗只能放在地上，怎么吃啊？食堂没有开水，有工人用大瓷碗递过来一碗水，他端起来就喝……一个开国上将啊！”
没有经历过社会动乱的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这些了。从历史上看，凡天下大乱时，总有一批野心家、社会渣子浮出水面，趁火打劫。自“文革”以来，就有这么一批人，打着造反、批斗走资派的旗号，借助“中央文革”的力量，扳倒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夺取那里的权力，拉起队伍，占山为王，为非作歹。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一群有官方罩着的黑社会组织，而且更有甚者，他们有些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头衔，革委会主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甚至出席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上了中央委员。他们上有靠山、下有队伍、横向有照应、社会有舆论。9年的经营，已成气候，尾大不掉。毛泽东也曾恼怒过多次，闹得没边了，上面扳倒了王关戚这样的小爬虫；下面也抓了像蒯大富之流的小头目。之后，又派出军宣队、工宣队，以稳定局面。但请神容易送神难，谁不懂得看上面脸色。你想，这些人都是“文革”的社会基础，你把他收拾了，还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还不搞到自己头上。何况新派的人里，都那么老实？投机者、野心家、阴谋家，取而代之者，大有人在。换来换去，还不是换汤不换药。
父亲自1967年3月就被隔离，就像毛泽东说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当他目睹了这一切时，他斩钉截铁地说：
“七机部的问题，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什么革命造反？什么保卫毛主席？什么反修防修？都是乘着天下大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称霸一方。打蛇要打头，要害就在派性，不摧垮这些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拿掉这批派性头头，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就无法声张正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永无宁日！”
他可没有他的恩师周恩来那样的苦口婆心。他这个学生很干脆：“铲除派性，收回权力。”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开辟中央苏区时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同的是，一个是武装斗争；一个是和平方式：给你讲道理，不听？那就敬酒不吃吃罚酒，组织处理——滚出七机部！
陈保定说：“张爱萍一来，旗帜鲜明。他讲了两条：一是发动群众，造起舆论，批倒派性；二是组织解决，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是把靠造反起家、专搞派性的造反派头头，如舒龙山这种人，坚决解除他们的职务。230厂是舒的老巢，张爱萍就是到他那里去演讲，他在全体大会上说，我来，就是来快刀斩乱麻的！张爱萍的魄力和胆识，和他大刀阔斧的作风，真正使我开了眼界。”
陈保定接着说：“3月27日的讲话是到230厂的第一次讲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把一个大车间挤得满满的，窗口外都挤满了人，有的人还上到天车上。他边讲、边听、边回答下面群众提的问题。台下不断地鼓掌……那场面就像列宁在1918。”
“他讲话从来不用稿子，念稿子哪有煽动力？开始我们按惯例给首长准备好了稿子，他看了一眼说，你们照着念不就行了，还让我讲什么！吓得我们都不知说什么好。他从兜里拿出一张台历纸，一讲就是两个小时。”
“他说，同志们，现在我是没有好话讲的，我想讲一点坏话。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在利用派性掩护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利用派性搞他的阴谋活动，掩盖他做的坏事。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文革’这么多年了，有谁敢讲真话的？有谁敢对这些造反派说三道四的？像他这样在大会上公开骂造反派头头是坏蛋的，还是第一次。人们钦佩他的胆量。”
父亲把他的全部怒火都宣泄出来了。
他说：“你们那些人，就跟旧社会里的工头差不多了，哪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哪里还有一点人味？”
“请你们睡到三更半夜想一想，扪心自问一下，还像一个中国人吗？满脑子的个人利益，满脑子的小山头，小宗派，馒头都不如，是桌子上的小水泡，很快就会干的。只要太阳一照，不用说有太阳，就是电灯一照，也就干了。有人说我骂得太凶了，难道还要我对这种人讲好话吗？办不到！这些人派性迷了心窍，我能给你说好话吗？有的人嫌我糟蹋他，骂得太厉害了，有什么办法，你不改，我还要骂，而且要骂到底。”
他骂得是够难听的：
“把我的专家、工程师都搞到哪里去了？统统找回来！那些狗屁不通的王八蛋，占着人家的位置，蹲在茅坑又不拉屎，还不都撵出去！”
“同志们，我们必须整顿，而且一定要整顿。什么你管得着，我管不着？不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事，我就要管！如果说你是玉皇大帝，我也要请孙悟空把你搬下来。我就不怕牛鬼蛇神、跳梁小丑。对这类东西，一句老话，何足道哉！”
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揭发批判他，说张爱萍在七机部两个月，共讲了52次话，去掉8个星期天，等于一天有一个新讲话，而且，他的每次讲话都以简报形式下发，流毒甚广。
他把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召集起来说：
“工人同志告诉我，这些年来，领导干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问他们现在还是这样啊？你们猜猜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现在两只眼睛都闭上了！我的官老爷们，面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混乱状况，你们真的都是在修身养性吗？……摸摸自己的心口吧，都问问自己，我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我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今天我在这里叫你们一声老同志。所谓老，就是原来曾经在老五院工作过的同志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放弃原则，放弃人民的利益，明哲保身，保位，保官。这种人，还要你们干什么？你们把老五院的思想、作风、干劲给我找回来！今天之前，我不管；从现在开始，我就要管了，而且一管到底！”
“发生了问题找谁？找领导！找你们干部！车间里没有开水喝，谁去打？车间主任去打！……拿桶打！”
怪不得红3军团的干部都这样评价彭德怀：“彭老总是爱骂人，但他不骂战士，骂干部。谁让你是领导的？”
这就是共产党的传统，红军的传统。
他对工人群众说话的口气要温和得多了：
“我要问大家一句，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这些指示，哪一条在你们这里贯彻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在你们这里贯彻了吗？毛主席在去年听了国务院汇报生产情况后说，明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又在你们这里贯彻执行了吗？所以，是不是革命派，不在他喊什么口号。听其言，观其行。要看一看，想一想，对的就跟，错的就要打倒！”
“工人同志们，我要求你们尽最大的力量，为我们的国家拿出杀手锏来。打谁？打对我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敌人！我们的杀手锏要直捣它的黄龙府！叫它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欺负我们，奴役我们。这，就是目标！是我们国家的目标！也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目标！”
回忆当年，许多人说，开始，大家还在远远地观望，后来，一传十，十传百。他一来，大家就抢着挤进去听。他不是长篇大论，是叫台下的工人提问题，一个一个的回答。有时骂人，有时说笑话，还有时讲故事，气氛活跃。经常是笑声、掌声不断。连一些工人家属都抢着提问题。当然也有人跳出来和他对着干的，说你张爱萍讲的是“今不如昔”，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说：“好啊！你当面讲也行，背后讲也行，到中央那里去告状也行！”
一个领导人的魅力就在于公众之中。在公众场合敢不敢、能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能不能形成感召力，影响力，使公众接受自己的观点，把选票投向自己，这是衡量西方政治家的标准。其实我们老一代的领导人在他们青年时期也都是这样的。父亲在电视上看到有些领导人在学生的质疑下张口结舌，他说：
“到人民中间去，和群众对话，面对面地宣讲自己的主张，了解他们的疾苦，解释我们的政策，影响他们，启发他们，动员他们，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本事，当年不都是这么干出来的吗？群众愿意听你讲话，愿意和你对话，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刁难你的人总是有的，只要正义在手，走到哪里都不怕他。我看了电视后，给中央写过两次信，建议中央领导带个头，省市各级领导干部，工青妇，人大、政协的领导同志，都走到人民中间去，不要搞什么讲话稿，可以事先准备一下，和老百姓对话，这也是衡量干部水平，认识干部的好方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传统都丢掉了。”
当对陈保定的采访快结束时，他感慨地说：“那时真辛苦啊！白天开会，晚上碰头，生病住301，他就把会开到医院里。遇到问题，当即拍板。汇报时，他看卢厂长不对劲了，一问，说是胃痛。张问吃的什么药，他说没什么好药治不了。张马上说有进口的胃得乐，行不行？当时就要我坐着他的红旗车到301去拿。汇报说13所的郝复俊病了，到了肝癌晚期，他说，散了会我去看他。老郝见到张爱萍，激动地说，你还记得我们这些人，要是再给我点时间就好了，我还能为国家干很多的事。汇报到二院有六七十对长期两地分居的，小孩上学解决不了，他当即要通了北京市长吴德的电话，说一会儿我去找你。吴德问张老总有什么指示，他说，要户口。连幼儿园他都要去走走。二院一些工人没房子，许多中年知识分子的家挤得连人都进不去，他就调了两个工兵营来给大家盖房子。一切为了那发导弹。日以继夜，雷厉风行，关心群众，什么是一个真正的老共产党员，不是电影上的，230厂的干部、工人都看在眼里了。”
“他把我留在230厂整整9个月，不让我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