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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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如果党坚持这些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
他说：“经历了‘文革’，是我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这大概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给予他最宝贵的人生财富吧。
他在狱中写道：
问君此生曾虚度？十五走上革命路。
枪林弹雨无反顾，建设祖国不停步。
无媚骨，自揣年华未虚度。
父亲从此再没有给中央写过一个字，再没有给专案组写过一个字，他再也不请求复查，再也不要求上面派人来听他申诉。他说：“我保持自己做人的准则。”
他的心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平静如水。如果说，“文革”前，他的内心还有过对功名的冲动，还有过对事业成败的浮躁；在狱中，还有过对洗刷自己的渴望，对自己冲动时失言的懊恼，现在，则完全没有了。
他，只剩下一个想法，那就是要活着出去。他说：
“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我个人也许无法扭转这一切，但我恪守我的信仰和做人的准则。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要把你们都找到，我们一家人走得远远的。”
在幽暗的监狱里，父亲想到了38年前，他在长征路上经过的地方，那是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北盘江，江边有一座山叫关岭。当年他率领红11团抢渡北盘江，掩护中央大队进入云南。他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他登上关岭，举目远望，他回忆说：“当时就觉得那地方太美了，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我想，假如我能活着出去，就和你妈妈一起到北盘江的江边去。怎么生活呢？可以开个照相馆，叫夫妻照相馆吧。了此残生。”
大彻大悟。只有经历了炼狱的人，才可能获得如此的彻悟。
7 自由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文革”的柱石，掌控武装力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乘飞机外逃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丘上。
这件事对中国社会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九大”以来天下大定的局面全都乱了。
社会上各种被压制的潜流活跃起来。陈正人（注：曾任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给毛泽东写信，他说，记得您在井冈山曾亲口对我们说，要优待俘虏。可我们，现在的待遇比当年的俘虏却差远啦！刘建章（注：曾任铁道部部长）夫人刘淑清也写了信，通过王海容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批示是：“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李一氓（注：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他的回忆录中俏皮地问道，是啊！是谁规定的啊？至今也没有人出来承认，这个任务大概只有交给将来搞《毛选》注释的同志了。他写道：“一些经过长征，有40多年党龄的干部，党听信半句谣言，就把他们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而且在事情已经弄清楚后，还一直关在那里不理，党对于党自己这样的成员都没有了底。”（注：李一氓《模糊的荧屏》284页）
我们被允许给父亲送东西了。
时间，在孤独与寂寞中一点点流逝。父亲是1967年底被抓进去的，1968年过去了，1969年也过去了，1970年又过去了，1971年转眼到了秋天，北京的秋天是短暂的，天气渐凉。父亲后来说，突然间收到了家里带来的包裹。已经4年没有亲人的消息了，而顷刻间，亲人缝制的棉衣就在眼前，老泪纵横……他写道：
“独处得寒衣，老泪频滴，亲人晰晰在心底，惟有知己！”
“抱病度难期，岁月艰济，骨肉安危无消息，何时解迷？”
狱中的生活在悄悄地改善着。看守的态度不再那样蛮横了，不再因为等不及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而是告诉他可以拉在痰盂里，再倒掉了。他搬进了二楼，不再像原来那样阴暗潮湿了。伙食过去吃的是山芋干、稀饭，现在也居然吃到大米饭和蔬菜了。改善伙食的第一天，给他碗里放了三个包子。父亲说：“我太久没吃饱过了，狼吞虎咽的一下子就全吃完了。我问，能不能再给一个吃？那个战士斜眼看了一下说，你就不怕撑死啊！又给了我一个。我吃了一半就再也吃不下去了，看来他说得对，是会撑死的。”
生活上的改变，联系到报纸版面的变化，父亲看出来了，林彪的名字不见了，而且他的那个班底也都不见了，一天、两天……好久都不出来了。父亲说：“他们完蛋了，但我想不到他居然会这样的死掉。”
早在半年前，专案组又一次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反党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归纳为三个问题：一、反党罪行；二、情报资敌；三、包庇叛徒特务。其中第一项仍无限上纲；第二项把通敌改为情报资敌；第三项过去是次要问题，现列为主要问题了。假党员不再提了，日特、叛徒的帽子也没有了。
“通敌”和“资敌”一字之差，多少意味着性质的变化。这件事，外人听起来，耸人听闻，但就情报系统来说，无非是件正常的业务工作，又经过各级组织批准，不管这些领导人后来犯了多大错误，工作毕竟就是工作，又能做出多大的文章呢？从后来查阅到的材料看，这件事，从一开始，上面的态度就有些暧昧，主要是中央二办的几个人在呼风唤雨，专案组是为虎作伥。其实，二办带头的也是总参政治部派去的人。我现在还经常在网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散布一些有关高级干部里鲜为人知的逸闻。估计都是他在搞专案期间的收获吧。
黄永胜批：“此材料一般，暂缓上送。”
是不是挺遗憾的？
漫天的乌云终于透过来一缕阳光。5年了，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我们家庭的第三代出生了，我们给他起名小亮。虽然这只是一点点小小的火花，但那是希望之光。我们在这个婴儿的身上，寄托了对他爷爷新生的企盼。
林彪集团的垮台，使得“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矛盾一下子尖锐了起来。既然林彪是反党反毛泽东的，那被林彪整倒的干部，他们又应该算是什么呢？平反的要求获得了道义的支持。
仍处在中央核心领导层中的周恩来，成了众多被冤屈的人们唯一可以信赖的救星。他被看作是正义的化身，是走出死牢最后的一点希望。我们开始向他写信申述冤情。
但像我们这样的戴罪之人，又怎样才能与最高层沟通呢？我们想到叶帅。林彪垮台后，叶开始主持军委工作，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见到他。我们已经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了，摆在面前的，是要寻找一架通天的梯子。
我弟弟是个能折腾的人，他说有王震这么个人，都叫他王胡子，虽也失势，但只不过是被“文革”的台风抛到了边缘。他痛恨“文革”，可“文革”派们就是奈何不了他，说是得到过毛的特别关照，政治上根子很深。这个人，为人仗义、热心，帮助过不少老干部疏通斡旋。眼下，他正在总理召集的一个读书班里，名义上是学习马列，实在是联系沟通各方……这真是个绝好的机会。
必须找到王震胡子！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王是二方面军的，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在西北野战军，解放后虽然也挂了副总长，但主要是在铁道兵，后来又在农垦部工作，和父亲关系不深，我们也从未见过他本人。弟弟不知从什么地方剪了张王胡子的照片，还打听到他住在小西天对面的一个胡同里。有这些就足够了。一大早，弟弟就来到他家附近蹲坑。果然，一辆上海牌轿车歪歪斜斜地开进来，钻进一扇大铁门里。那时汽车很少，肯定是来接王震上班的。约摸7点多钟，大门又打开了，车出来，按照片一对，没错，就是他！
第二天一早，上班前，我们陪同妈妈敲开了王震家的大门。他的秘书伍绍祖正在水池子边刷牙，一听我们的身份，立马通报。王震在吃早饭，一见，就握住我们的手说道：“张爱萍同志啊！我认识的，他是个好同志！”
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这么多年了，除了反党分子、叛徒特务外，哪里听过有人称父亲是同志呢？同志，这个名称对我们已经是遥远的回忆了。
王胡子听明来意后，很老到地说：“这样吧，你们写个信，做个检讨，总得给老人家一个台阶下嘛。选宁、选基（注：分别为叶帅之子、侄）常来我这里，先递给叶帅，再由叶帅递给总理。你们看，这样行吗？”
我们开始给父亲找错误了，可他到底犯有什么错误呢？看惯了大字报上的口诛笔伐，可这时真还找不出一条应该算在他头上的错误。情急之下，我们想到他在红14军时期，曾参加过苏北农民暴动，这就算上一条吧。于是写上：“历史上执行过立三路线。”
王胡子看到信后，当场就说：“不对，立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间只有3个月，是1930年的6月到9月，红14军打泰州是年底了。应该改成：‘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似更为准确和严谨。”我们说，这样写，错误是不是说得太轻了？王说，谁知道他看不看，就这样吧。
谁说王胡子是个粗人？
1972年3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我们的申述信上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如需治疗可送阜外医院。周恩来于3月31日”
1972年4月7日上午，卫戍区北新桥小院。
一大早，我们全家人就等在那里了。
一个老人出现了。他满头稀疏的白发，面部浮肿得连眼睛也睁不太开了，两只手臂夹在腰上，慢慢地挪着步子，因为没有裤带，也没有鞋带。他差不多连路都不会走了！
但这确实就是我的父亲，新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前线司令员，开国上将张爱萍！
父亲，5年来，我们积攒了多少话要对你说，可现在，这一切都化作了泪水。
什么话都不要说了，也不知从何说起，一家人相偎在一起，只是流泪和抽泣。本来规定是监视会面的，但现场卫戍区的人纷纷离开座位，这样悲恸的场面，没有人看得下去。
父亲的话语反应非常迟钝，他说：“好多话想说，但不知怎么说。”5年的单独监禁，没有人可以说话，好多词汇都忘记了。
否极泰来，本应该是欢笑。他说：“笑起来，脸上都觉得发硬发僵。5年了，没有笑过。”
5年的与世隔绝，许多词汇忘记了，甚至连笑的反应都消失了。生命有时特别脆弱；有时又特别顽强。
父亲在狱中写下了他最后一首诗：
“春阳日和耀眼红，松柏竹梅生气冲。寒流难斫蓄芳蕊，风雨过后更葱茏。”
在阴暗的牢笼中关得太久了，春天的阳光啊！照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松柏竹梅，指我们兄妹四人，磨难过去，家人安康，应该是他做父亲最大的心愿了。他说：“最使我欣慰的，是你们没有颓废，顽强地生活下来了。”
当他知道林彪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时，他写道：
“洞中朦胧世奇变，说是冰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