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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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巷大队还成立社员歌唱队、老人演唱组、孩子演出队、红领巾小乐队。开起了俱乐部，墙上挂了毛主席像，摆放了书籍和毛主席诗词、歌曲集，还挂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方巷的农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了。
父亲特别喜欢树林，他退休后回到家乡，说树怎么都没了？小时候屋前屋后全是一片青山绿水。陪同的官员说，五八年大跃进全砍光了。父亲勃然大怒道：“五八年、五八年，一提就是五八年，五八年到今年有多少年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去了！”他在方巷带头植树，和我妈妈亲手在河边栽了两株青松、一片红梅。他对老乡们说：“以后我们都生活在桃花源里了。”
他对我说：“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前，影响我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再之前，我向往的是陶渊明桃花源里的理想社会。”
“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父亲突然拖长了嗓音吟诵起来。
“桃花源记，我从小就会背，现在记不住了。你背背看。”他说。
中学语文课都要求背的，现在哪里还记得。我说开头第一句好像是“晋太元中”。
“不错，陶渊明是东晋浔阳人，今天的九江。‘浔阳江头夜送客’，白居易被贬官的地方。”父亲一手击案，随着节拍断断续续地、跳跃地搜寻背诵着他记忆深处尚存的词句：
“忽逢桃花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
他解释道：“扩大耕种、修建水库、种桑养蚕、组织起妇女搞编织、修公路发展交通，陶渊明想到的，我们在方巷都做了。”
“黄发垂髻，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他问。
是老人和小孩的意思。
“对！我们在方巷把老人和小孩都组织起来了。整个精神面貌和风气都改变了，一扫过去那种懒散、猥琐、浑浑噩噩的样子。”
“……自云避秦时乱（注：原文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父亲背诵时掉了“先世”二字）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文革’关在狱中，我就想，能活着出去，我就带着你们和妈妈到这样的地方去。”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文革’放我出来，毛泽东说，都是桃花源中人了，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是叫我们这些人出来了不要乱说话。5年了，与世隔绝。”
父亲说到这里，不正应了《桃花源记》中所写到的：“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小院的风，合上了翻开的《桃花源记》，长时间的沉默，我们相对无言。
《桃花源记》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后遂无问津者。”
是啊，书写到这里，我在想，当那一代人渐行渐远，离我们而去时，对这段历史，还会有问津者吗？
3 平民教育
我对父亲说，在方巷的做法和晏阳初很相似嘛。
“谁是晏阳初？”他问。
你连晏阳初都不知道？哈！我心里想。晏阳初是和梁漱溟、陶行知齐名的近代平民教育家！你的四川老乡，巴中人。上世纪20年代留美的洋博士，回国后举家到定县落脚，推行一套独特的平民教育方法……
父亲说：“喔，是这样，那讲来听听。”
我说，他认为“五四”提出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口号，是急功近利的。科学和民主不建立在国民普及教育的基础上，只是一句空话。这和毛泽东“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在认识基础上是接近的。
父亲说：“教育农民的思想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更早是孙中山的思想，他在遗嘱中说‘必须唤起民众’。他这个话是有所指的，清王朝被推翻了，但它留下的是一个文盲充斥、民智滞后的社会。我在读高小的时候，每天出早操，校长都带着大家背诵。”说着，父亲背诵道：“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我很感慨，你们那一代人真了不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从小造就人才，这才是读书育人啊。哪像现在的教育制度，就为了考个高分，将来好吃香的喝辣的，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说，你不是搞了个《毛主席语录识千字》吗？晏阳初也编了本《平民千字课》，他认为认识千把个汉字后，农民自己就能学了。
父亲说：“学文化和明事理是一致的。毛的老三篇，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道德教育，怎样做人，做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把识字和学毛选结合。”
我说，晏阳初也提到文化和道德的关系，但他更系统。他认为中国老百姓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由此针对性的派生出四大教育法：
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
父亲说：“你把这些都给我写下来。”
对于“五四”以来民主主义教育家所倡导的平民教育思想，父亲年轻时也曾致力过这个目标。但是，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上又有所不同。共产党人认为，在一个封建、腐败、战乱充斥的社会里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只有首先进行阶级革命，建立一个独立、平等、民主的共和国，人民才有可能真正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父亲说：“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腐败政权，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过去叫公民课，我在中学教书时，教的就是这个。李中权就是上的这门课。”
李中权，原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开国少将。他写书回忆他的学生时代：我们“聚精会神地听一位新来的青年教师讲课，他高高的个子，端庄的脸庞，双目炯炯，很有朝气。……给我们讲起了苏维埃，讲起了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公民们，怎样在工厂和农庄里愉快地劳动幸福地生活。大家被他的讲课吸引了，完全陶醉在一种美妙的憧憬之中。……先生，我们中国能有这一天吗？他语气坚定地说，能！中国人民一定能有这一天的！
“……他沉思地喃喃地说：问题是怎样才能早日迎来这一天。……必须动员起全国民众，一齐把反动派消灭掉……热血青年们，都来参加拯救国家的斗争吧！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张爱萍，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注：《李中权征程记》16～18页）
唤起民众，改造社会——这才是共产党人教育的宗旨。
应该说，父亲对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不是很了解的，对党在农村的政策也没有系统研究过，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也不是很清楚。我问过他，他甚至连农业六十条、农业八字宪法都没有在意过。建国后，他的工作和生活基本上拘于国防现代化建设这个相对封闭的领域。何况，他对自己分内的工作出奇地投入上心，而对别人管辖的领域几乎是没有一点兴趣。他独创的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这套方法，虽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加以宣传推广，但据我观察，并不是基于他对社会主义时期农村政策有多深的研究，我也无意在此对他本人加以拔高。我只是认为，这一切得益于他自小的农村生活，得益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得益于组织农民运动和农村根据地建设的经验。长期的革命实践给了他感悟和积淀。
他，就是个农民的儿子。
我们祖上是从湖北孝感因为躲避战乱而逃亡川东北来的贫苦农民，到父亲是第八代了。父亲自己回忆说：“我父亲12岁时，祖父就去世了。祖母经营一块菜地，家里没有男劳力，全靠她自己，天不亮就下地，黑了才回来。小时候屋子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妈妈的，陪嫁过来的，我和哥哥都上小学了，还同妈妈睡在一起。还有一张是单人床，父亲的。……爷爷去世后就常受人欺负，要霸占那块菜地，奶奶就和人家打官司，她不会写状子，要花很多钱请人代笔，奶奶从中悟到不识字不行，就一定要让父亲读书，地里活她一人干。我上学之前放牛，上学后是早晚放牛，牵牛到水田边，喝完水再牵回牛圈。……那时的说法是，高小毕业就是秀才了，中学毕业等于举人，大学就是进士。开始只让哥哥一人读书，我就赌气，认为是瞧不起自己。后来母亲说，上学一个人就要四五十块大洋，你爸爸犯愁，到处借钱也借不到。我哥哥就说，还是让弟弟去吧。考中学报名要一块大洋，要连续考几天，借住在城里一个亲戚家。父亲母亲再三叮嘱，人家要开饭时，一定借口躲出去，免得人家为难……”
父亲说，他哥哥英年早逝，解放后，他把哥哥的两个孩子带出来，送去学习，参加了革命工作，倍加关照，算是了他的一个心结吧。
听着父亲娓娓道来的贫寒的童年和略带心酸的回忆，怎么也无法和眼前的他联系在一起。父亲和革命队伍中许多出身赤贫的同志不同，到了读书年龄，家境逐渐宽裕了。他的父亲由种地，逐渐搞些手工业，腌制酱菜、酱油醋、染布什么的；农忙时还请了雇工。有了产品，自然要推销，叫跑生意，就是经商。父亲离家参加革命后，爷爷还在镇子上开了铺子，比游商进了一步，现在的说法大概叫零售业。
估算起来，父亲离家参加革命时，家境算得上是个中农或富农了，后来土改时划为小地主。我们小时候，听说爷爷是地主，就想他大概和黄世仁一样。父亲说：“你们的爷爷其实是很善良很勤快的。你们奶奶刚嫁过来时，送亲的人说，你们张家的堂屋还不如我们伍家的猪圈。你爷爷就受不了了，非争这口气不行。他因为读过些书，见过世面，又能吃苦，家境就慢慢好起来了。”
我们说，不对！地主都是剥削农民的。
父亲说：“也应该有区别。恶霸地主，欺压老百姓的就要打倒。但像你爷爷那样的，自己有一块地，农忙时请个帮工，主要还是靠自己劳动，这样的，旧中国的农村，也不是少数几个，没有必要统统都整倒嘛。你们爷爷有些旧思想，从旧社会过来，不奇怪，我们还是要靠教育，提高觉悟，帮助他们改掉旧社会的习气。我每月寄60块钱给他，一大家子人，也不能算多，保持在中等生活水平线上，既不要饿肚子，也不要因为儿子当了官就神气起来，脱离了群众。当然，作为他，还是要自觉接受改造。”
我妈妈也说：“你外公是资本家，可他在家乡组织抗日救亡队，把我们一个个都送到革命队伍里来了。一解放，就把自己的果园、农场捐献给了国家。他说，希望看到新中国富强起来。”
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地主、资本家也有好的？我在中学上政治课时，就对老师说了这样的话。老师说，你这是反动言论，记住，永远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可惜，我不是好学生，我没有记住老师的话，以致长大后吃了大亏。
后来在大学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的热潮中，父亲给我写信：“你要记住自己先天的不足。我和你妈妈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多少会影响到你们，你们也有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
是不是指的上面他讲过的这些呢？我没有问过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其实质是土地革命。这是一场阶级的大搏杀，从整体上打倒和消灭地主阶级，把土地分给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