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处男-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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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若鹃：“我们早就习惯了。出版社这个革命大家庭实在太温馨了，人人对待我们都像亲哥哥亲姐姐，工作上互相帮助，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互相补台。这些哥哥姐姐还轮流请我们各家去做客。你看，我们都胖了。”说到这里，陈若鹃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洛伟奇也嘿嘿傻笑。
吴有序说：“这就好，这就好，革命家庭嘛，就应该这样。”吴有序又问：“最近我们县要开展整风运动了，你们出版社布置和动员了没有？”
陈若鹃：“布置了，汪副社长还和我们俩打了招呼。”
吴有序：“是吗，你说说她是怎么对你们打招呼的？”
陈若鹃：“汪大姐说：‘整风运动就要开始了，你们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将来是我们的接班人，希望你们利用这次整风的机会，好好学习，快快成熟起来。’她还语重心长地说：‘在这次运动中，希望你们多思考问题，不要随便提意见，要多说党的好话。’要我们牢记她说的话。”
吴有序转头问洛伟奇：“小洛同志，汪副社长是这样说的吗？”
洛伟奇嘿嘿一笑说：“我只记得她说过前面的那些话，至于‘不要随便提意见，要多说党的好话’什么的，我没印象。”
陈若鹃肯定地说：“这些话确实是汪大姐说过的嘛。”
洛伟奇还是嘿嘿笑着说：“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吴有序打圆场说：“没什么，没什么，不是什么大事，汪副社长这样说，也是为你们好嘛。”随后他们又聊了些其他事。
刘瑞英进来过两次，给他们送水果，送茶。她的直觉告诉她，吴有序看陈若鹃的时候，总带着色迷迷的眼神。刘瑞英心里说：“噢，原来你是在打陈若鹃的主意呀，休想。”
过了几天，县里开全体员工大会，由吴有序作整风动员报告，他还是无需秘书写稿，即席发挥。报告作得十分生动、十分精彩。
吴有序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同志们，前不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怀仁堂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他老人家一面吸着香烟，喝着酽茶，一面滔滔不绝地演说。他劝大家要做志士仁人，帮助党除去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三种恶劣的作风，以利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行。毛主席还特别举出了章太炎先生在晚清时不顾个人安危闹革命的例子，要我们向章太炎学习。”他说话的架势，就像他刚出席了毛主席在怀仁堂的报告会似的。他抽了一口烟继续说：“那么，这个章太炎是何许人也？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大诗人，早年参加过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在满清末期是他首先把自己头上的长辫子剪掉的，后来他又参了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推翻了满清王朝。之后，大野心家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当了大总统还觉得不够过瘾，还要当皇帝。这时候，章太炎到市场上买了一套旧的将军制服，胸前戴满了那么大个的勋章，光着脚站在北京新华门外大骂袁世凯反动。那个时候这样做是要冒杀头的风险呢。当时，好多人好多人围着章太炎看热闹，袁世凯拿他没办法，抓起来也不是，不抓起来也不是，只好封给他一个‘章疯子’的外号。”听到这里，全场活跃，发出由衷的笑声。他吸了一口烟，摆摆手，待笑声静下来又大声说：“毛主席让我们学章疯子，敢于说话，敢于讲真话，帮助我们党改正错误。”说到这里，他的嗓音突地增大，激昂地喊叫：“我们就是要做革命的疯子。”大家热烈鼓掌，满堂喝彩。忽然他话音一转：“但是，我们这里有些同志对这一场运动很不理解，举例说，有一位基层干部对我们的党员同志打招呼说，运动中‘不要随便提意见，要多说好听的话’，这是什么话？这是屁话！我奉劝这位基层干部不要错误估计形势，不要和中央对着干，不要以为家里有某种消息来源，就胆大妄为。弄得不好，给她自己戴上一顶什么帽子，恐怕就不太好玩了。”大家听到这里，哄堂大笑，又热烈鼓起掌来……
汪珊珊意识到自己被出卖了。回到出版社后，她马上把情况向李鹏飞说了，李鹏飞也急了，想了一会说：“这样吧，今晚你就回家去，明天就不要上班了，先上县医院抽个血，然后在家待上一段时间。对外就说得了急性传染性肝炎，我让我爱人给你补开一张医生证明。这件事不要再让第三人知道。”汪珊珊感激地点点头。
陈若鹃也意识到自己被耍弄了，回到出版社后，想找汪大姐解释一下，但同志们对她突然变得极为冷淡，都说不知道汪大姐上哪去了。她来到李有根家，看见王秀珍，抱着王秀珍就哭着说：“干妈，救救我，我好怕。”
王秀珍说：“别哭别哭，有事慢慢说。” 陈若鹃把事情的经过细细说了一遍。
李有根听过后大骂：“这个王八羔子真不是东西，看我什么时候拿斧子劈了他这个狗日的。”
王秀珍说：“就知道骂人，你倒是拿个主意呀。”
李有根想了想说：“我看这样吧，晚上，秀珍带着若鹃到李社长家，若鹃再把情况向李社长汇报一下，让老李拿个主意。”
到了李鹏飞家， 李鹏飞热情地把王秀珍和陈若鹃让进屋里。陈若鹃又把事情的经过情况给李社长讲了一遍。李鹏飞点点头，轻声对陈若鹃说：“不关你的事。今后小心，尽量少出门，尽量少说话。”
过了一段时间，似乎事情平息了下来。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刘瑞英的肥胖病仍然在发展中，走起路来全身的肥肉一步一颤，多走几步就气喘吁吁，要扶着墙休息一会儿。她听说下关有位藏医可以治这种病，便急不可待地让机关派车送她去瞧藏医。藏医号脉后说无大碍，吃几副中药就会瘦下去，恢复到发病前的样子，只是要求刘瑞英戒口，绝对不能再接触激素。刘瑞英顿时高兴得热泪盈眶，心头一块石头总算下了地。但开出的药方却缺藏红花和雪莲两味药。她让司机开车走遍县城和大理各中药店都买不到。后来机关里一位干事告诉她，这是藏药，只有托人到西藏才能买到。那干事还告诉她，出版社的陈若鹃前些时候也曾看过藏医，藏医开的药方里也有藏红花和雪莲，可以问一下陈若鹃从哪可以买到这些药。刘瑞英让通信员小胡去出版社找陈若鹃，问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两种药。
陈若鹃说：“这两味药可难找了，藏红花要在西藏才能买到，雪莲就更远了，要到新疆才有。这样吧，我现在的病好多了，我带你去找我干妈，问她还有没有剩下的，如果有就拿去给刘主任入药，如果用完了，就只好请刘主任另想办法了。”
陈若鹃和小胡一起找到王秀珍，把刘瑞英要治病买不到藏红花和雪莲的事说了。
王秀珍诚恳地说：“哎呀，看到刘主任病成这样，我都心疼。可惜若鹃的藏红花和雪莲已经全用完了，否则真应该帮刘主任的忙。”
小胡又问：“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药是通过什么办法买到的？”
王秀珍说：“哎呀小同志，这两样药是通过我们老李的老上级马司令员从西藏和新疆弄来的，可惜这位老上级调到别的地方了。请你给刘主任解释一下，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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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胡：“知道了。阿姨再见。”
通信员刚出门，李有根愣愣地冒出一句话：“什么东西，我想起她两口子就有气。不说藏红花和雪莲没有了，就是有也不能给她。”
王秀珍用手指放在嘴上嘘了一声：“轻声点，人家还没走远呢。”
小胡回去后对刘瑞英说：“人家说这两味药可难找了，藏红花要在西藏才能买到，雪莲就更远了，要到新疆才有。而且帮他们买药的人也失去联系。”
刘瑞英大骂小胡：“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笨蛋，连这么小的事情都办不好，将来还能做什么大事。”
小胡挨骂后心中不服，离去时一边走一边嘀咕：“你为什么不亲自走一趟，人家对你反感透了。”
刘瑞英听出小胡话内有话，便把他喊了回来：“你刚才嘀咕些什么？”
小胡：“我什么也没说。”
刘瑞英：“你人小心大，敢在我面前耍鬼，你是不是想回家跟你老娘磨豆腐？我有办法把你弄来，就有办法把你弄回去。”
小胡：“小姨，我错了，下次不敢了。”
刘瑞英：“他们到底怎么说的？你一点都不许隐瞒。”
小胡：“陈若鹃说，这两味药很难找，藏红花要在西藏才能买到，雪莲要到新疆才有。她说她的病好多了，她带我去找她干妈，看还有没有剩下藏红花和雪莲，如果有就拿去给刘主任入药，如果用完了，就只好请刘主任另想办法了。”
刘瑞英：“陈若鹃的干妈是谁？”
小胡：“她干妈是出版社李管理员的爱人王秀珍。”
刘瑞英：“你往下说，后来又怎么啦？”
小胡：“陈若鹃把我带到王秀珍家，王秀珍说，看到刘主任胖成这副模样，她十分心疼，又说可惜陈若鹃的藏红花和雪莲已经全用完了，否则真应该帮刘主任的忙。我又问：‘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藏红花和雪莲是通过什么办法买到的？’王秀珍说：‘药是通过我们那口子的老上级马司令员从西藏和新疆弄来的，可惜这位老上级调到别的地方了，地址没有留下。请你给刘主任解释一下。’我说：‘知道了。’我刚出门，就听到李管理员骂了一句。”
刘瑞英：“他骂什么？”
小胡：“我怕你听了不高兴。”
刘瑞英：“你照实说。”
小胡：“李管理员说：‘这个刘瑞英是什么东西，我想起她两口子就恶心。不说藏红花和雪莲没有了，就是有，我宁可用来喂大肥猪，也不能给她这个狐狸精。’小胡恨刘瑞英，便借李有根的口加油加醋骂刘瑞英。”
刘瑞英：“李有根真是这样说的？”
小胡：“没错，向毛主席保证。”
刘瑞英：“你可以走了。”小胡走了以后，刘瑞英牙关紧咬，想了很长时间。
1957年6月上旬，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组织力量打击右派分子的红头文件。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以工人名义写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出了“蛇已出洞，开始打蛇”的信号。全国轰轰烈烈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
金云县地处边陲，文人不多，高级知识分子就更少，敢大胆给党提意见者更是“凤毛麟角”。无论吴有序和其他主管干部如何着急，金云县的右派分子还是抓不到几个，只抓到一个中学男老师，一个小学女老师，和一个老中医。
6月下旬，金云县委接到地委的红头文件，严厉批评了金云县委领导运动不力和右倾思想，文件还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就分左、中、右，右派分子大约占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一、二、三。该文件还总结了别的县的运动经验，特别提出要注意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