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传-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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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许士尼格对希特勒作了回答。这个回答是在联邦议会的开幕词中作出的，并向两国作了广播。议会的舞台是按奥地利的色彩红—白—红，用许多萝卜装饰起来的。在讲台的附近放着一尊已故陶尔斐斯的半身像。总理虽然抬头挺胸走向讲台，但他的压抑的神情却是一位耶稣会学者的神情。由于事先早有话传了出去，说他的演讲将充满火药味，所以，他一出现人们便高喊“许士尼格！许士尼格！”“会议唯一的议程是”，他用疲倦的语调说，“奥地利。”这又博得满堂喝彩。许士尼格深受感动，谈到了从女皇玛丽亚·特莱萨至陶尔斐斯等为奥地利的独立而战斗的人们。他的演讲催人泪下，从未如此有力过，也从未如此热切过。在贝格霍夫受希特勒欺负的知识分子的那种温良恭谦让的自我克制，早已不翼而飞了。当他终于提到贝希特斯加登协议时，他的语调刚毅了。“我们作出了让步，且又到了尽头，到了我们必须停下来说，‘只能如此，不能再过份了’的地步。”接着，他宣布，“奥地利的口号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爱国主义！”民族要自由，为此，奥地利人将不能不战斗到底。他以此战斗口号结束了演讲：“红白红！至死不屈！奥地利！”
内阁全体成员刷地站了起来，拼命朝他鼓掌。他们的欢呼声连外边的人都听到了。有人带头唱起了《上帝保佑》一歌；独唱变成了合唱，成了怒吼。他们还高唱许士尼格家乡获洛尔的起义之歌《安德里阿斯·霍弗》。街道上的热情延伸至全国，产生了某种希望。甚至连巴黎也受到感染。次日，法国下院进行外交政策辩论时，法国外长宣布，奥地利的独立“是欧洲平衡不可分割的因素”；一个议员竟预言“法国的命运将由多瑙河的两岸来决定”。
在奥地利全境，当地的纳粹分子开始示威游行。动乱的中心是格拉茨，在那里在许士尼格演讲过程中，市政厅楼顶升起了卍字旗。他们藐视政府关于不准举行政治集会的禁令，宣布了周末举行有全国6．5万名党员参加的集会。许士尼格立刻作出反应，向格拉茨派出了军队，轰炸机和装甲车。纳粹分子只好龟缩一旁，取消了集会，但这也安慰不了许士尼格什么。这次骚乱本应由赛斯—英夸特的警察部队而不应由陆军去平息的。
（3）
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威胁恫吓，也激怒了法国人。法国向伦敦建议，由两国共同向德国发出照会，提出抗议。这个提议是于不吉的时刻抵达伦敦的。那时，安东尼·艾登刚刚辞职，外交部暂时无人领导。奥地利事件尚未激起英国公众的热情，而首相仍在致力于执行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再者，不断贬低奥地利事件的意义的伦敦《泰晤士报》又在为张伯伦加油打气，“从根本上说”，它发表社论称，“两个德语国家之间所能得到的最自然的东西，莫过于互相谅解”。戈培尔说，“奥地利是绝不反对日耳曼人的。”再没有比他这句话更令人信服的了。
前一年秋，罗斯福曾对所有侵略者进行谴责。但是，连罗斯福这一行动也未影响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分毫。接着，罗斯福总统又提出了各国均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进行“检疫”的具体可行的建议。但这也未使张伯伦有所动作。罗斯福还派遣海军作战计划处处长罗埃尔·英格索尔上尉前往伦敦，按总统的指示探索长期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的可能性。英国海军部深表赞同，对英格索尔说，他们“准备封锁日本的所有海上通道，封锁的海域大致从新加坡起，通过东印度群岛、新几内亚、新希伯莱群岛，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东。”
然而，1938年初，首相张伯伦拒绝了罗斯福的另一个建议，从而使这一计划化为乌有。其时，罗斯福邀请英国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后来，通过这次会议后，美国对被罗斯福私下称之为“强盗国家”的真实性质有所醒悟。起初，总统对张伯伦之拒绝出席有点愕然，并未掌握英国此举的全部含义。后来，事情不久便明朗化了；原来，英国之所以拒绝出席这次国际会议，是因为它不愿参与“检疫”，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欧洲。张伯伦的拒绝对罗斯福是个重大打击，使他放弃了原来或许能阻止全球发生进一步侵略——因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强硬的外交政策。相反，他允许美国恢复原来的孤立状态。
于是乎，到3月初，大不列颠王国已铁定要执行绥靖政策——已无可挽回。3月3日，英国驻德大使尼维尔·汉德逊爵士拜会总理府，通知希特勒说，英国政府原则上准备与德国商谈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汉德逊竭力装作友善和绝对正确，“他那副十足的英国绅士派头”，译员施密特回忆说，“总使不能容忍‘雅士’的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发怒。”
汉德逊整整花了10分钟才把来访的目的讲清楚：真心诚意地要改善两国的相互关系。他说，为了解决装备限制和轰炸限制等严肃的问题，以及和平解决捷克和奥地利等问题。英国准备作出某些让步。希特勒准备为欧洲安全和和平作出什么贡献呢？
在这个冗长的阐述过程中，元首弯身坐在扶手椅上，不停地皱眉。汉德逊说完后，希特勒生气地回答说，支持许士尼格的只有一小部分奥地利人。英国为何坚持反对公平合理的解决，干预“日耳曼人的家事”？他突然采取攻势，指责说，毫无疑问，法苏条约和捷苏条约都是对德国的威胁，德国要重新武装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武装限制的程度要看俄国人如何来定，而这个问题又被下述事实复杂化了：“人们既信任像苏联那样的野蛮家伙的条约，又信任一个野蛮人对某种数学公式的理解。与苏联签订的任何协议都是一文不值的。我们永远不应允许俄国进入欧洲。”
他东拉西扯了两个小时，最终以“模糊的回答”将奥地利问题格在一边。次日，希特勒派其主要经济顾问威廉·凯普勒前往奥地利。他是带着新的要求——包括在贝希特斯加登被勾消的一切东西——前去的，以希特勒之私人代表的身份会见了许士尼格。然而，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经济方面，而他又将德奥合并看作是两国财政上之必需。所以，他的举止更像是个恩人而不是个掠夺者。“元首当时所期望的”，凯普勒回忆说，“是演变，换几句话，是要从奥地利内部去搞掉它。如有可能，尽量不将德国明显地卷进去。”可亲可爱的凯普勒于是便得出结论，加速这一进程的时刻业已到来。
许士尼格对凯普勒的诸如立即任命一纳粹分子为经济部长，取消对《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将国社党合法化等要求，作出了强硬的反应。许士尼格满腹狐疑，问：事隔才不过三星期，希特勒何故又端出一套强加于人的要求？只有在承认奥地利长期独立的基础上，他的政府才会与奥地利的纳粹合作。据许士尼格的回忆，这次会谈“毫无结果”，但凯普勒却向国内汇报说，“会晤开始时有如暴风骤雨，结束时和解气氛特浓”，他的印象是，“许士尼格决不向暴力屈服。不过，如果处理得当，不使他丧失威信，他会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合作。关于贝希特斯加登条约，我们可依靠他的忠诚”。他进一步报告说，奥地利党正在取得巨大进展，特别是在格拉茨，那里的人百分之八十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倾向于刹车，以便将更多的人从许士尼格方面争取过来。”
许士尼格对纳粹所作的让步，只招来新的动乱，把奥地利抛进一种未宣布的内战状态。在维也纳，冲锋队和纳粹同情分子今晚高喊“欢呼胜利！欢呼胜利！”明晚高喊“希特勒万岁！”越过多瑙运河，闯进犹太人居住的里奥波德斯达特区。对手们则高喊“许士尼格万岁！”“红白红，至死不屈！”予以对抗。他们经常发生冲突，直到警察挥舞警棍前来，冲突才算告终。一般说来，挨打的总是爱国者，因为警察更多地忠于内务部长赛斯—英夸特，而不是总理许士尼格。
在绝望中，许士尼格于3月7日向墨索里尼提出呼吁，警告说，为了挽救时局，他可能举行公民投票。墨索里尼回话作出保证。由于戈林曾保证不使用武力，墨索里尼声称他相信戈林的保证，敦促许士尼格勿举行公民投票。对一位在国外遭受入侵威胁，在国内因太宽容而受工人攻击、因限制太死而受纳粹攻击的总理来说，这封信是件令人泄气的事。他决定置墨索里尼的劝告于不顾。
3月9日，他宣布公民投票将在蒂罗尔的因斯布鲁克城举行。他身穿奥地利的传统服装（褐上衣、绿背心）信步走上市内广场讲台，深情地宣布，全国公民将在四天后前往投票站去回答一个问题：“你们是否赞成建立一个日耳曼人的，自由、独立、友善、信奉基督、团结的奥地利？”他作为演讲家而不是学者发表演说，这是第二次，“蒂罗尔和奥地利同胞们，对蒂罗尔说‘赞成’，对奥地利说‘赞成’吧！”他这样宣布后便用蒂罗尔方言以安德利亚斯·霍弗号召志愿军攻打拿破仑的名言结束讲话：“战士们，战斗的时刻到了！”两万名听从同声高呼，坚决抵抗。在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的人们，大多数也义愤填膺。然而，斯达汉堡亲王却目瞪口呆。“许士尼格完蛋了”，这位奥地利前副总理对妻子说，“希望奥地利不会完蛋。希特勒永远不会允许此事发生。”
如同他所惧怕的，这一宣布令元首采取了强硬手段。为自由和团结的奥地利而进行投票一事意味着——结局可能是这样——合并的推迟，如果不是终结的话。由于与奥地利合并是向东扩展的必要前提，公民投票便可能使希特勒之整个生存空间计划遭到破坏。他是不能容忍这种挑战的。3月10日上午，他对凯特尔将军说，由于奥地利问题如此“严重”，他应该作好适当的准备。凯特尔回忆说，总参谋部已做好一个计划，即“奥托战役”，防止奥托·冯·哈布斯堡重登奥地利王位。“作准备吧！”元首下令说。
凯特尔连忙赶回设在本德勒大街的参谋总部，发现“奥托战役”不过是纸上谈兵，便大吃一惊，后悔不该急急忙忙地讨好元首。于是，他便把起草是否可能入侵奥地利的报告的任务交给了贝克将军。“我们什么准备也没有”，贝克埋怨说，“什么也没有，一星半点儿也没有。”贝克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并建议武装入侵奥地利时动用两个兵团，外加第二装甲师。希特勒告诉贝克，这些部队须准备于星期六即12日越过边界。他大吃一惊，对一个职业军人说来，要在48小时内作好这样一个战役部署，是不可想象的。贝克反驳说，这就意味着今天下午6时前要把命令发至各个部队。那就这样办吧——希特勒这个业余战略家说。
元首更加关心的是意大利的反应而不是后勤问题。他连忙口述一函给墨索里尼。他写道，奥地利已接近无政府状态，他不能袖手旁观。“本人系日耳曼帝国的元首和总理，也是这块大地之子。为尽本人之天职……本人决心恢复家乡之法律与秩序，使那里的人民得以按自己的判断，用确实无误的、明确的、光明磊落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命运。”他提醒墨索里尼，德国曾在意大利困难时刻，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