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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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啦！’”
董慧同志原名董奉然，生于1918年，广东省中山县人。1938年1月在延安入党，长期跟随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做情报工作。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科长、副处长。1955年因潘汉年同志冤案受株连。董慧从小在香港读书长大，其父董仲伟曾任道亨银行经理，早在1937年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董慧在家中排行第二，她的弟妹大多在香港，有的在国外，都是在事业上、学术上很有成就也很爱国的人。他们从小受董慧的影响，对董慧和潘汉年一直很崇敬，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当他们得知身处逆境的潘汉年、董慧夫妇在洣江茶场后，就不断地写信、寄药品、寄食品。董慧乘坐的轮椅就是她弟弟从香港送来的。他们给潘汉年夫妇的来信，充满了崇敬、关切之情十分感人。如董慧的弟弟在信中说：“我希望你的领导会让我来看你，我们大家部老了，但我永远记着你在我青年时代给我指导和鼓励，此恩此德念念不忘！”在另外两封信里分别说到：“在我们兄弟姐妹一群人中，在事业上，我以为你成就最大，因为你能出生入死，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工作，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我们曾经过1930—1949时期，看到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应感到光荣的，而你和老潘就在那段时间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工作，出生入死。明白过去的人，对那时所有参加过该项工作的同志应感谢的。”他们还转达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先生向潘汉年、董慧夫妇的致候，要他们保重。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网打尽。遭受冤屈的潘汉年夫妇显得非常高兴，董慧高兴得丢了拐杖走路，潘汉年也对来看他的干部说：“江青这人我了解……”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能使人听懂了。董慧的弟弟也给他们写信说：“老潘同志身体好吗？切要叫他保重，光明就在前面。”并打算在12月份到洣江探望他们。信上还说：“上一次做梦，梦着你（指董慧），就收到你的信，以后就没有梦了。可是于9月27日，我再做了一个梦，梦见老潘在20年前的影像，穿着长裤子与衬衣，样子很年轻，想不久见面时，我们都是白发斑斑的人了。”
董慧到洣江茶场后曾多次向省劳改局来的人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没被开除党籍！”粉碎“四人帮”不久，她又提出过这一问题，但仍无结果。“四人帮”是粉碎了，但“两个凡是”的紧箍圈还没有打碎，所以他们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董慧在香港的弟弟、弟媳在当年12月到湖南来探望潘汉年夫妇时，被挡在长沙，不能同亲人相见。他们返回香港后来信说：“打算明年（1977年）11月再来，那时‘四人帮’事总该结束了。”但一年后，当他们依约再次前来湖南时，潘汉年已不在人世了，只见到了董慧。
夫妻双双含冤逝世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同志以“肖淑安”之名在长沙医治无效，含冤去世，骨灰被埋葬在长沙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墓穴上面平铺着一块约有六块瓷砖见方的墓碑，上面横写着：
77——652
肖淑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1977年2月24日起，潘汉年因肝病恶化卧床不起，3月24日被救护车送到长沙市。在上救护车时潘汉年曾大声的对董慧说：“我会回来的，你放心！”救护车到达长沙后，又改乘小汽车由公安厅同志陪同送进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14病室110床。14病室是干部病房，在进医院前，省公安厅同志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为有利于对潘汉年的治疗和护理，经潘汉年本人同意，使用了他过去曾用过的“肖淑安”的名字。
从当时为潘汉年同志治病的医生、护士介绍中，并翻阅了一部分病历卡，我们知道，潘汉年于3月24日住进医院，4月14日病故，先后住院22天。潘汉年进医院时病已很重，不断喊肝痛，经扫描确诊为“多肿肝”。他很少说话（满口假牙也是原因），烦躁不安，没有谈过个人的问题。但不时的要报纸看，还念念不忘他的爱人董慧。据3月29日病志记载：“体温下降，今日间婆婆（指董慧）在那里，担心她没有人招呼，陪护人员进行解说。”4月6日，病情加重，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眼睛睁不开，提出要见爱人。4月8日，使用冻干血浆200CC。4月9日输血500CC。以后，经常处于神志不清状态。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汉年。见面后两人情绪很激动，两人均哭。董慧对潘汉年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分别时到门口，还对他讲这些话。当天晚上19点45分潘汉年逝世。董慧即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遗体告别。当晚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过程向董慧作了交代，并为研究病因需解剖尸体征求董慧的意见。董慧听了表示感谢，并同意解剖。解剖所见，肝像豆腐渣。医生认为这病少见，腹腔恶性肿瘤可能性大。据省公安厅同志说，董慧在潘汉年逝世后，曾向华国锋写过有关潘汉年和她的问题申诉信，要求平反纠正。这信公安厅同志见到过。潘汉年去世后一段时间内，董慧常常意味深长地对保姆等周围人说：“老潘将来会复活的。”董慧的弟弟来信安慰她说：“最近见香港一份报纸载有姐夫在革命时期是周恩来手下重要的地下干部，他今天虽与世长辞，但他在民族解放事业中亦曾尽过一份力，死无憾焉。”并要接她去香港治病。
董慧在潘汉年逝世后，孤单一人，悲伤过度，没能等到党中央为他们平反昭雪的一天，于1979年2月24日因高血压脑溢血病抢救无效，含冤病逝于洣江茶场医院里。董慧病故后，她在香港的弟弟曾发来电报，寄钱给茶场委托办理后事，茶场为她开了追悼会，火化后骨灰保存在场部。以后，董慧的弟弟曾来信要求为潘汉年、董慧夫妇办理合葬，但未获同意。
由于潘汉年、董慧夫妇没有子女，他们在洣江茶场的遗物经请示中央后由组织负责处理。一部分按他们生前愿望，送湖南省剧团做道具，一部分送茶场职工，一部分给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潘汉年同志在蒙冤期间写的诗词手稿，他视之如命的一箱鲁迅全集，部分随身日常用品（表、钢笔、印章）等均放在上海档案馆保存。从潘汉年遗物中清理出来的诗词手稿有20余首，成稿年份不详，内容大多回忆过去革命岁月（如延安），也有怀念董慧的诗句。潘汉年生前一直把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据省公安厅同志说，他从秦城监狱到洣江来时，这箱书是他随身带来的。董慧曾对人说，这箱鲁迅全集是他的命，装这套全集的木箱是专门精工制作的，门盖上“鲁迅全集”字样，是蔡元培写了后刻出来的。
潘汉年、董慧夫妇骨灰移送八宝山公墓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移送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的决定，中央组织部电告上海：潘汉年、董慧骨灰在长沙挂一节火车专厢，从长沙起程的日期定为1983年4月14日。这天正好是潘汉年逝世6周年。为了做好移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们会同湖南省委的同志，首先把埋葬在金盆岭公墓潘汉年的骨灰坛子启出，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园大厅，把骨灰从坛子移入骨灰盒。同时，又把安放在洣江茶场董慧的骨灰盒送到省革命陵园，和潘汉年骨灰盒放在一起。
1983年4月14日上午，载着潘汉年同志夫妇的骨灰从长沙启程。到车站送行的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同志及省委书记、省长孙国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道奇，以及湖南省各部委办的代表、潘汉年同志在湖南的生前友好、省文联主席康濯、副主席蒋燕，湖南大学校长朱凡等同志。
中共上海市委特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扬，市纪委（筹）副组长王子阳，市委统战部顾问刘人寿，全国电影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党组成员于伶等同志，以及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专程去长沙护送潘汉年、董慧同志的骨灰去北京。
15日上午，在北京火车站迎接潘汉年、董慧骨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廖承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王鹤寿，以及周扬、夏衍、李一氓、阳翰笙、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白治民等，还有潘汉年夫妇在北京的部分亲属友好。在北京火车站贵宾室内举行了为潘汉年、董慧同志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仪式。然后将骨灰盒送往八宝山公墓安放。潘汉年骨灰盒安放在副一室西88号，董慧骨灰盒安放在东院二室158号。
7。4 乌云散尽现忠魂
——悼念潘汉年同志
扬帆
潘汉年当年蒙冤后，在很多场合都被称作“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由于我是潘案的一个重要的同案人，因此，作为幸存者来说，在潘汉年诞辰90周年之际，我对他的怀念，就更甚于一般同志。
我和潘汉年的遭遇，基本上相同。我是1955年元旦被拘押审查的。潘案发生后，我也“升级”。1955年4月12日，主管部门向我宣布逮捕审查，押入监狱。经过长达10年的预审期，于1965年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判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实际上是度过了25年的犯人生活。潘汉年于1955年4月被捕，预审期长达8年，以“内奸”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我们最后的结局却不一样。潘汉年这位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在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特别是在对敌隐蔽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革命家，比我不幸得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潘汉年在没有新的案情下，又被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潘汉年含冤不白，客死异乡，死后连墓碑上还不能刻上真名。而我于1979年1月被接到上海养病，结束监狱生活后，1980年4月撤销了原判决书，1983年3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和久别了25年的亲人团聚在一起；而且看到了潘汉年的彻底平反。人间沧桑，令人感叹。
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和同时代的革命者相比，潘汉年的使命更为艰险，斗争条件更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而他完全具备了这些常人不能具备的条件，为党工作，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智勇兼备，数十年如一日。这样一个好同志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我和潘汉年相识在1943年，地点是淮南新四军军部黄花塘。1943年下半年，我正在盐埠区新四军三师保卫部工作，突然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要我去军部“开会”。我匆匆赶到天长县军部，饶漱石板起脸孔向我宣布命令：“缴枪。”当场逮捕了我，要我交代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时的问题。怕我逃逸，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关进破旧的砖瓦房监狱。其间，饶漱石亲自审问我一次，他粗暴地指责我是“奸细”。我寸步不让，坚决否认。我被说成是C．C．派（国民党中统特务），根据是我曾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职，而这所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C．C．派的健将张道藩。而我在那里介绍了一位同志参加了“救国会”，进行地下“救国会”活动。
几个月以后，我的牢房门口出现了一个中等身材、长脸，满面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