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5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耗暌话傅纳罄砉ぷ髂讯人浯螅仙舷孪碌墓餐Γ沼诨故窃诹侥甓嗟氖奔淠冢吹�1957年的秋后，基本上结束束了，其结果如何，几乎早就可以预知。因为审理调查是根据上面的定性取证的。审理的结果是给潘汉年正式戴上了三顶非常吓人的“大帽子”：除原在逮捕时已定下的“暗藏在中共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外，又进一步加上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两项大罪名。
这真是骇人听闻和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位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战斗了数十年的老共产党员，一位在党内外都很有威望的党的高级干部，原来竟是这样一个可怕可恶的“敌特”人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理结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因不外以下三方面：一是个人迷信已经盛行，凡事“唯上”而不“唯实”。潘汉年案是由上面定的，而且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直接定的性，自然便被视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也不敢有怀疑。倘若真的有人怀疑什么，那也只会是首先怀疑自己的立场观点是否有问题，岂敢怀疑上面有错！因此，从审理工作一开始，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思维定势，一切审理、调查、取证工作，都是沿着这一思维定势进行的。二是那种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愈来愈复杂的理论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正指引着办案者们的思想与实践行动。三是参与办案的大多数干部来自根据地、来自基层，一般说来，社会生活阅历有所局限，对在白区隐蔽战线上对敌斗争的特殊性及其复杂性认识不足，对于从事高层统一战线工作也缺乏理解。比如，潘汉年在敌占区深入日本情报机关获取了许多有战略情报价值的工作成绩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而为了取得敌方的信任不能不适度地向敌方提供某些敌方感兴趣的情报资料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中外古今谍报史上比比皆是）则往往被看得极为严重甚至被夸大。潘汉年的“日本特务”帽子就是这么给戴上的。再比如，潘汉年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在1936、1937年间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陈立夫、张冲等有过多次接触。张冲虽是CC的重要头目，但对国共合作态度却是比较积极真诚的。潘汉年为了争取统战工作的进展，同张冲有更多的交往和交谈，并且适当地向张介绍了陕北的某些并非属于机密的情况，可是办案者们却据此认定潘汉年“秘密投靠了CC派”，“成了国民党特务”。诸如此类今天看来是很幼稚可笑的问题，当初却是被正式写进了专案报告和判决书一类文件。
1957年底，潘案审理结束后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宣判，而是长期被延搁着。原因或者还有其他一些，但关键一条是因为此案原是由党的最高决策人决定的。有关材料虽然早就呈报上去了，但没有他的直接发话，谁也不能擅自表态处理。一拖就是好些年。直到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顺便提到了这个案件，这才使潘案的处理有了依据。毛泽东是这么说的：“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这段话的语气似乎是宽容的，但却给原本是冤案的潘汉年再一次定了性：“CC派特务”，可杀可不杀的人物。
正是根据这一讲话精神，潘汉年终于在1963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结案，潘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也是根据同样的精神，1965年，扬帆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历史是曲折的，但毕竟是公正的
1963年对潘汉年案的处理，既有领导人讲话在先，又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在后，按说是具有足够权威了。谁知历史风云变幻无常。三年后掀起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很快又将此案原判推翻。1967年春天，“中央文革”小组下令重新审查潘扬案件，同时将已经假释出狱数年的潘、扬重新收监关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潘、扬原先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所谓“包庇、掩护”了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而负责主持审理潘扬案件的公安部领导人此时却又被“中央文革”小组指控为“右倾”，包庇了潘扬这样的“特务”、“反革命”。于是他们另组专案机构对潘扬案进行了近三年的虐待性的审查。结果，1970年，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新问题的情况下，硬是将潘汉年改判无期徒刑。
1975年，潘汉年、扬帆分别被遣送到湖南洣江和湖北沙洋的劳改农场“监督改造”。
1976年10月，历史经历了又一次的重大转折。当风暴过后，天空逐渐变得较为明朗时，潘汉年、扬帆都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从而萌发了新的希望。他们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不公正的惩罚，过去就没有从思想深处接受，现在是更加不服了。于是他们开始为自己申诉，希望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机关能够实事求是地复查他们的案件，还历史以公正。
不过历史的转折与发展仍然有一个曲折过程。在一段时间内，“凡是派”在一系列问题上还起着主导作用，潘扬案件岂能轻易推倒，潘扬的申诉当然也就得不到及时的处理。不幸的是，经历了多年折磨，已经年逾古稀的潘汉年再也等不到拨乱反正的一天，终于在1977年的4月含冤抱屈离开了人世。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才真正取得历史性的进展，潘扬案件开始引起了高层人士的关注。
1981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终于开始对潘扬案件进行全面复查。整整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艰巨工作，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的红头文件，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文件对潘汉年一生重新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中央对扬帆也同样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这为他安度晚年创造了有利条件。
曾经轰动一时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如今早已烟消云散，成了一页历史，然而这却是一页令人痛心，令人难忘的历史。
7。3 潘汉年、董慧夫妇的最后岁月
邹烈华
潘汉年、董慧夫妇的最后岁月是在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度过的。
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后，中共上海市委为做好因“潘案”而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复查平反和善后工作，成立了中共上海市委“潘案”落实政策清理小组。“潘案”清理小组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遵照中共中央和陈云同志的指示，办理好潘汉年同志的善后事宜——把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从湖南移送到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安放。我当时在市委“潘案”清理小组办公室工作，曾于1983年三四月间两次赴洣江茶场和长沙市，找过当年与潘汉年、董慧夫妇有过接触的省劳改局、洣江茶场的干部，曾服侍过董慧同志生活的保姆，为他们看病的医务人员等。现将见到的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作为资料供更多人了解和参考。
潘汉年、董慧夫妇在洣江茶场的日子里
“文化大革命”对潘汉年、董慧夫妇来说，犹如雪上加霜。他们在1955年蒙冤遭到错误处理后，于1963年已被假释，居住在北京团河农场。1967年5月又遭“四人帮”加害，被重新收监关押、审查。潘汉年从原判15年有期徒刑改为无期徒刑（未办改判手续），永远开除党籍。董慧在审查期间因左腿骨折致残，关了8年后给了一纸“维持原判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结论释放。不久，根据当时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将他们从北京秦城监狱移送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和“安置”。下面是当年移送潘汉年同志的公文：
湖南省公安厅：
根据中央决定，将潘汉年放在你省劳改单位劳动。
致
礼
公安部秦城监狱
1975年5月27日
潘汉年于1975年5月27日在中央公安部十五局属的专案组以及秦城监狱和湖南劳改单位派出的人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于29日到达长沙，当天即与三天前（5月26日）已到达长沙的董慧会合后同赴洣江茶场。
在洣江茶场，我见到一间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这就是潘汉年、董慧夫妇度过最后岁月的住屋。此屋座落在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原为男、女职工洗澡房，以后也住过人，有25平方米大小，内隔两间，其中一间为灶间，屋外有自来水，邻近是职工食堂。据当时上面的要求，因潘汉年是“中央专案组单线审查对象”，属“敌我矛盾”，所以给他们住房既不能和其他犯人在一起，又不能和干部职工在一起，同时又要在管理干部的视线之内。对潘汉年、董慧夫妇来说，在他们再次被关在秦城监狱8年后能重新相逢，已经是相当满意了。所以，当茶场的干部征求他们的意见时，潘汉年连声说：“可以、可以。”潘汉年在这里一直住到1977年3月24日病重送长沙医治，历时1年9个月又5天；董慧一直住到1979年2月23日送医院，2月24日去世。
潘汉年早在1967年重被收监关押时，已患有肝功能不好的毛病，因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身体一直不太好。他在洣江茶场的劳动，就是做些家务，去食堂买饭菜。后来，由于董慧腿残行走不便，高血压病也越来越重，茶场干部征得他们的同意，选派了干部家属每天去料理、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其中有一位叫王芝兰的，一直照顾到董慧病逝。
潘汉年、董慧在洣江茶场生活期间，虽然蒙受着冤屈，但从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半句怨言，他们坚定的生活信念，对党的挚爱之心和关心群众的高贵品格给洣江茶场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曾提出要把自己过去穿过的一些旧服装送给剧团做道具，把电视机送给场部让大家看；他们给职工子女讲故事、补习英语，有时还请去他们家坐坐的同志尝尝潘汉年亲手炒的花生等。茶场干部、群众也从来没有把潘汉年当成犯人对待，亲昵地称呼他们为“俩老”。每当潘汉年到食堂打饭菜时，大家主动让他先买。逢到场部放映电影，看到潘汉年推着董慧坐的轮椅过来，大家就让出好的位置给他们。甘场长的老母亲常常留他们在家里坐坐。有次，当他们经过场部蒋会计的家门时，蒋会计热情邀请他们进屋，并拿出多样食品招待他们，使潘汉年、董慧感动得掉下泪来。
潘汉年、董慧对毛主席、对党有深厚的感情。毛主席逝世时，大家要看电视，因场部电视机小，他提出把他一台放在仓库里的电视机拿出来给大家看。董慧对保姆王芝兰等群众回忆当年在延安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时说：“我在延安时学纺纱，有一次毛主席到我纺纱的地方来，看到我会纺纱了，就高兴地说：‘嗨！董慧纱纺出来啦！’”
董慧同志原名董奉然，生于1918年，广东省中山县人。1938年1月在延安入党，长期跟随潘汉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