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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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的努力，上海这个烂摊子得到初步整顿，稍见起色，工业生产、市场物价、财经情况逐步好转，上海人民正在欢度新年、春节之际，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1950年2月6日，大肆轰炸上海。“二六”轰炸后，潘汉年副市长立即陪同陈毅市长到被炸现场视察慰问。据当时同去的随从人员回忆，当他在现场看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破坏的情景时，心情非常沉重，充满了对受害人民的同情和对美蒋反动派暴行的无比愤恨。

当时正值旧历年关前后，“二六轰炸”造成的新的困难，使原来潜在的上海私营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正如大病初愈的人，又染上了新的病痛。那时，上海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迭起。为了克服“二六轰炸”引起的工商界困难，刘长胜和潘汉年亲自负责处理劳资纠纷工作。他俩以极大的毅力，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主动采取留职停薪、减薪、轮班工作等办法，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及时纠正了个别单位中某些不正确的做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争取保本自给。当时，对一些尖锐的劳资纠纷案件，还亲自处理。最近，一位著名的老工业家回忆那时的情景说，解放初期，我同潘副市长常常见面，有时他还到我家来。在“二六轰炸”后，有一天晚上，因劳资争议较为紧张，劳动部门打电话来家中找我，恰巧潘副市长刚到我家谈话，他接过话筒在说明自己身份后说：你们怎么在夜里还打电话找人，明天再说吧！把紧张的局面缓和下来了。又有一天晚上，某纱厂一些工人因劳资争议问题，上门找一位著名的工业家。那位工业家打电话给潘汉年反映情况，他立即打电话转告陈毅市长，并果断地排解了一场严重的纠纷。这位工业家说：潘副市长精明干练，处事有魄力，至今印象还很深。

在调整劳资关系的同时，政府通过贷款、代纺、代织、代染和订货等措施，调整公私关系，许多厂商纷纷复业开工。当时有一家由金城银行投资的纱厂，发生资金困难。潘汉年获悉后，指示金融业要同生产事业相结合，并责成有关部门主动找他们商谈，在公平合理原则下，使该厂问题及时获得了解决。还有一位棉纺业大户，解放初期从国外带进一笔资金，恰巧遇到“二六”轰炸，这笔钱全部用罄，生产发生困难，结果也是在潘汉年亲自关心下，通过贷款帮助他度过了困难。事后，这位工商业者说：“共产党办事干脆，有肩胛。”

还值得一提的是，“二六”轰炸后，引起上海市场物价很大的波动，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尽管政府千方百计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来沪加强供应，平抑物价，但市场上的挤购现象仍很突出，特别是大米，在私商粮食代销店门前排成长龙。那时，有位外国专家向我们工商局建议说，光靠私商代销，还不能把大米直接接国营零售牌价分配到市民手里，米价也很难稳定，必须立即开设国营零售粮食商店。我们就把这建议向刘晓和潘汉年作了汇报，很快得到了批准。我们马上行动起来，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开设了50多家国营零售粮食店，敞开供应大米，紧张的排队现象随即消失，市场和人心也都稳定下来。我们还在主要地区开设合作社门市部，供应日用工业品。从此，上海人民那种长期受“二白一黑”（白米、白布和煤炭）严重威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当年潘汉年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坚决果断决策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潘汉年十分重视民主协商工作。早在1949年12月5日，上海市就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市协商委员会，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届三次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新的协商委员会，由陈毅任主席、潘汉年等任副主席，下面分工商、劳资、税务、文教、一般等小组，在常委会领导下，经常集会讨论，研究各项工作。潘汉年常常参加小组讨论，直接听取意见，并即席发言，对提出的问题分别作出解答或解释，使到会同志都感到满意。潘汉年一再说：“对政府提供建议和帮助，经常反映各界人士意见，对各种重要工作及时协商，各部门负责人到会报告各项重要措施，并答复所提问题，这样使政府与人民之间、各界人士之间，经常气息相通，交换意见。”1952年间，潘汉年根据1951年政务院秘书长会议精神，召开了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组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市府委员，各委、局、处、院、署、区政府负责人和在市府内工作的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专家、技术人员、人事部门干部等二千余人，交流机关内部统战工作情况，反映问题，提出批评和意见。潘汉年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后来，他对机关统战工作还作了重要批示：“政权中党委及党组应经常讨论本单位的统战情况，支部应将统战工作列入经常议事日程之中”，并“要求政府首长应综合本单位统战情况，将成绩：缺点，联系今后如何提高统战认识，向党外干部作报告”。与此同时，潘汉年还切实妥善执行安排党外民主人士的工作，并为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主人士配备秘书。他还嘱咐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向他们汇报请示，使这些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主人士做到有职有权，尽职守责，发挥他们参政议政的作用，体现了在政权内部党与非党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关系。

潘汉年主张把统战工作贯彻到各个部门，从政权部门到生产部门，都要做好这一工作。他说：凡是统战政策思想贯彻好的部门，工作就搞得好，反之就不会搞好。1951年6月举办了上海市土产交流展览大会，潘汉年是大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展览会亲笔题词，在预展时检查了工作，并对我们说，如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一切都很好，不过有一点，就是哪个馆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放手让大家来搞的就更好，哪个馆专门由我们自己干部搞的，就比较差。这就是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坏的问题。

潘汉年对我们的教育是比较深刻的。记得解放初期，他针对我们做工商统战工作怕犯右倾错误、不敢大胆开展工作的思想，经常教育我们说，对于工商界同我们讲的话，不能都听，也不能不听，而是听了以后要分析，还要敢于向上反映，有的还要帮助他们解决。事实上，潘汉年在这方面是处处以身作则的。他耐心听取意见，善于分析问题，敢于反映问题，也敢于帮助解决所反映的困难。“二六”轰炸以后，敌人继续封锁我们，致使上海在内外交流、城乡互助两方面都不能打开局面，上海财政经济中潜伏的困难越来越暴露。工商界中有的人因而丧失信心，索性停工关厂，一走了之；有的认为工商业困难是因为公债税收任务重而造成的；也有些人认为困难是国家要扩大公营，缩小甚至淘汰私营，提早实现共产主义而造成的。当时，潘汉年在个别交谈时或在公开会议的场合，都—一进行批评和说服教育，他还从上海的历史，分析了当时困难的根源、性质，并指出了方向。他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上海工商业，具有很大的依赖性、盲目性、投机性，表现在那些推销高等洋货的商店，疯狂投机的金钞证券市场，穷奢极欲的餐厅酒店、舞场妓馆，钻头觅缝的经济捐客、行商坐贾。上海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表现在商业多于工业，投机商多于正常商业，加工工业多于制造工业，等等。”在谈到物价问题时说：解放前上海市场投机盛行。物价飞涨，是因为有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的军政、特务、四大家族操纵市场，支持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现在这一因素不复存在，但是敌人封锁尚在，全国范围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投机商人还在兴风作浪，稳定市场工作还是相当艰巨的。他认为当时上海正处于新旧经济交替过程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难，而不是跌下去爬不起来的困难。只要根据十六字方针和毛主席关于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指示，是完全能够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潘汉年的讲话言简意赅，条理分明，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使人们认清了困难的性质，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在另一方面，潘汉年也鼓励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工商界的情况，不要怕别人讲我们右倾。他说：“这是我们从事工商统战工作人员的职责。”记得解放初期，在税收工作中曾出现虚盈实税、畸轻畸重等问题，工商界意见比较多。我们把当时的实际情况向潘汉年反映后，他就和许涤新两人亲自写信向陈云汇报。后来根据陈云的指示，经过调查研究，同工商界协商了办税原则，决定分别大中小户不同情况，把上海工商业户分为几种纳税方式，对于具有现代化会计制度、帐册齐全的，自报查帐，依率计征；对于中小户，一般能记帐的，进行民主评议；凡营业额较小、又无帐册的，大体按自报平均营业额，定期纳税，从而保证了税源、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达到了公私两利的目的。

潘汉年在统战工作中，和非党友好人士推心置腹的做法，当时就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说他右了。但他毫不动摇，始终坚持贯彻统战政策，并对我们说：“将来你们会理解的。”

潘汉年在解放前地下斗争时期和在掌握政权后，长期和党外民主人士相处。几十年来，这些民主人士虽历经风浪，但仍能坚持跟党走，他们中不少人后来还担任了很重要的领导工作，这是同潘汉年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这一事实既说明了党的统战政策的胜利，也记载了潘汉年同志对党的事业作出的贡献。

1995年5月

5。4　潘汉年为我们设计走向进步的“高架桥”

经叔平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了，工商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少部分有资力的工商业者逃向国外，大部分工商业者，表面上欢迎解放，但内心里疑虑猜测，静观其变。

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我继承父业办了一家卷烟厂，跻身于上海工商界，在同业中也算是一位高层中坚分子。我思想比较开放，有能力判断事物的是非与黑白，进步与落后。在当时，我跑到国外去不是没有机会，但要继续去受帝国主义压迫，太没有意思了，而且也是没有前途的。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商业者有没有前途呢？我一时也吃不准，只有等着看，厂能办就继续办，不能办就关门歇业，靠双手过生活有什么不好。

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他相当关心上海工商界，认为统战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商界人士中的上层份子搞稳定工作。今天回忆往事，虽事隔四十余年，但还历历在目。潘汉年同志确实是一位高明领导者。他深切了解上海工商界情况，在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时，不是教条式的板起面孔空谈马列主义理论，而是对我们反映的问题仔细分析，很讲原则性，有褒有贬。而且与人为善，充分体现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