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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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牺牲者》，花城出版社出版，第313页。
②《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8期，第24页。
这一时期，潘汉年的小说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先后发表有十余篇短篇小说及一部长篇《牺牲者》（未完成），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离婚》，后期部分作品刊登于他和叶灵凤1928年初共同创办主编的《现代小说》月刊上。该刊创刊时偏重于反映爱情生活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在革命文学口号的影响下，办刊方针转变为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立场上，倡导“普罗文学”，增辟了文艺思想理论批评的栏目。潘汉年的代表作《浑沌中》、《白皮鞋》、《法律与面包》、《浮尸》等，都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时代气息，从内容到形式无不打上革命文学的烙印。在小说《例外》中，潘汉年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没有我们革命者现实的幸福，我们的生活只是热烈的斗争，我们的命运只是流血的牺牲，我们的目的是要为全人类创造未来的光明自由社会的实现。”①
①《牺牲者》，第112页，花城出版社。
三、党的第一任文委书记
——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组织者
从1928年起，潘汉年以其出众的才华在后期创造社中脱颖而出，但潘汉年办事的机敏、干练，特别是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更引起党组织的重视和赞赏。还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期间，性情温厚、开朗、善于交际的潘汉年结识了一批文化、新闻、出版界的进步朋友，他们中不少人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为加强对文化界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开辟党的文化工作新局面，由宣传部长李富春找潘汉年谈话，布置了任务。同年夏，潘汉年根据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指示，把上海各文化团体及有关单位的中共党员集结起来，组成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江苏省委指定潘汉年为书记。同年冬，文化工作者支部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仍由潘汉年任书记。1929年6月至7月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年仅23岁的潘汉年被任命为党的第一任文委书记。至此，他的主要精力转向领导文化界党组织的工作。
潘汉年走马上任后的第一项艰巨工作，就是解决了持续一年有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太阳社、创造社，一方是鲁迅。在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把鲁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学作家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批评，宣布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过时。论争初期，身为创造社成员的潘汉年也盲目地参与了对鲁迅的批判。1929年秋，论争才引起党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对论争的起因和过程作了分析研究，确认这是一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双方在坚持革命文学的方向上并无原则分歧，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所犯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要求党员作家首先停止对鲁迅的批判，结束论争，争取把一切进步文艺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对敌。
潘汉年考虑到论争给双方在感情上造成较大的隔膜，要消除彼此间的对立，必须从扭转创造社、太阳社党员的思想入手。潘汉年在与创造社党小组成员阳翰笙商量后，主持召开了由冯雪峰、夏衍、柔石、冯乃超、李初梨、钱杏邨等参加的党员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基本取得了共识：文化界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统一行动。
作为文委书记的潘汉年，此时一面对太阳社、创造社党员思想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一面在《现代小说》上发表了《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一文。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就论争的焦点问题重新进行辩证的、客观的理性思考，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潘汉年在文章中首先提出，把普罗文学限制于仅仅描写普罗生活，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误解。无产阶级以其独立的不同于其他阶级的观念形态，产生了本阶级的艺术。区别什么是普罗文学，应当看他创作的立场是否从无产阶级的观念形态出发，而不是用创作的题材是否写无产阶级生活为标准。潘汉年认为：“现在中国所有压迫、束缚、侵略、阻碍无产阶级利益的对象，都是我们普罗文学的题材。”①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无论工人题材，还是地主、资产阶级、小市民、农民的生活都能写。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只有写无产阶级本身生活，才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当然，潘汉年也承认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生活是普罗文学的极好题材，但这决非坐在家里凭空想象可以写成的，唯有亲身观察体验普罗生活，奋勇地参加普罗斗争实践，方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普罗文学作品。潘汉年对上海左翼作家所处的生存空间和社会环境十分熟悉，他进一步提出：“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无产阶级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至于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无产阶级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②在这篇文章中，潘汉年阐明了普罗文学的划分标准、题材范围，这是他从理论上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作的初步探索。
①《现代小说》第3卷第1期。
②《现代小说》第38第1期。
不久，潘汉年又撰写了《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一文，要求从事左翼革命文学的同志通过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思想上的障碍，巩固我们的阵线，整齐我们的步伐，以利于左翼文学运动健康发展。文章指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批判，同时，他一定又是自己阵营内检讨工作，坚决执行自我批判的人，毫无彼与此个人情感意气的虚掩。”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批判的目的与手段，绝不允许从个人利害关系或私人感情出发，用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态度去攻击别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到现在，自我批判的工作是很不够的。“为了要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普遍化，为了要确立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理论，为了要指摘作家思想与生活的错误，为了要指导一般青年读者怎样去理解作品，我们应当马上开始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自我批判。”②这样才能纠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自负的态度和不正确的倾向。
①《拓荒者》第1卷第2期。
②《拓荒者》第1卷第2期。
潘汉年的两篇文章对历时年余且近白热化的论争得以逐步平息起了决定性作用。论争双方开始正视、认识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分清了文化战线上真正的敌友，在携手并进中加深了理解与沟通。最终使这场“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罗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①
①《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平息论争的基础上，潘汉年又召集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连续开会，讨论以何种形式把一切进步作家组织起来。几经商议，一致同意中央提出的建立左翼作家联盟的革命文学团体。潘汉年让冯雪峰去鲁迅家中拜访，就成立左联的有关事宜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听了冯雪峰的汇报，高兴地表示赞成。此后，潘汉年又同包括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及党外人士郑伯奇在内一起座谈，再次重申了党中央结束论争的意见，对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已存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上，经潘汉年提名，由各方商量后推定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夏衍等12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1929年10月，潘汉年在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上，要求尽快拟订左联发起人名单，起草左联纲领，分头征集会员。他还叮嘱夏衍、冯雪峰等人及时向鲁迅通报每次筹备会议的情况。左联发起人名单和纲领形成后最先征得鲁迅的同意，再由潘汉年过目后转送党中央审阅，于1930年1月定稿。
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对鲁迅的争取、团结工作。尽管潘汉年曾参与了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当党中央决定立即停止论争和对鲁迅的批判后，潘汉年勇于率先作出自我批评，并专程赴内山书店与鲁迅交谈，虚心倾听鲁迅对左联筹备工作的意见。潘汉年的真诚坦荡和高度的党性觉悟，令人肃然起敬。
经过近半年的筹组，左联成立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潘汉年与筹备小组最后确定于1930年3月2日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召开左联成立大会。前一天，潘汉年由夏衍等陪同实地察看了中华艺大四周环境。他们沿北四川路、窦乐安路至中华艺大二楼会场，连学校的每个房间都仔细检查，学校共有几个出口，分别可从哪条路出去，都—一问明，心中有数。由于会议筹备时间较长，与会人数又多，为防范国民党当局破坏，潘汉年在会场内外布置了数十名纠察队员，确保会议安全。此外他还派了4名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暗中保护鲁迅先生，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便可安全护送鲁迅从后门撤离。
左联成立大会如期举行，冯乃超报告大会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简要说明，鲁迅先生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出席会议并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报告。他明确指出，左联的当务之急是团结全体左翼作家行动，反对一切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潘汉年针对文艺界存在的小集团主义、个人主义、缺乏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文艺批评、单纯地为文学而文学、不以文学推进政治运动等错误倾向和弊端，提出严厉的批评。报告阐明了左联成立的意义，在于“有目的、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加紧思想的斗争，透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