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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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会做得好
申明：本书由（小说下载 。。）
序言
风风雨雨，刻画着人生的足迹；坎坎坷坷，勾勒着如烟的记忆。
为了生活，别人说叫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欣赏欢乐与哭泣，更难有心思把愉悦与烦恼在文字中慢慢地梳理。待到离开岗位的刹那间，忽然觉得换了人间，原来是社会解放了自己，才有暇喘气、小憩。于是，或回首，或拾遗，才有了这篇《草根家事》，以此聊以自慰，藉以弥补对些许遗憾的唏嘘，虽然文字不那么尽如人意。
我想把自己的经历留给子孙，给他们耕种未来的希冀，让苦涩结出甜蜜与惬意。其中，也更是为了纪念我自己，那就是对得起生养我的那方土地。我想，凡是认识我和我打过交道的人，都是那方土地散发的灵气，让我不断地吮吸，我才有骨、有肉、有皮。
骨是我的人格，肉是我的内涵，皮是我的尊严……不管是拉着我的手，帮我走过坎坷甩掉泽泥，那些和善的脸庞；还是因为我的不是，而有过愠色的双眸；都给予我向上生长的乳汁，强壮了我的身躯，我都会永远地表示由衷的谢意。
《草根家事》，以真实的自我展现一幅画面，一幅解放前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的，有声有色的连环画面。客观地再现家乡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以草根一族的视角来回味，来记录底层人群的生活、生产，和他们的喜怒哀乐。
作者不排除个人的意识融入其中，但没有丝毫的偏见混杂其间。因为文章不是无情物，更不是植物人，有它存在的理由与空间，有它呐喊与宣泄的自由与权力。是非曲直，皆由读者来评判、来褒贬、来认可；由历史去评说、去鉴定，那才是公允的、公正的。这就是我的初衷，就是《草根家事》面世的理由吧。
作者李会元
2007…6…13于沈阳
第一章 我的预言 1 冒死预言的前前后后（毛逝何日）
第一章我的预言1冒死预言的前前后后（毛逝何日）
预言什么？毛主席将来在哪天逝世！
我说：“毛主席要死的话，就死在9月9日……”（原话一部分）
那时我19岁，念高二，预言的时间是1962年的一天中午。预言的地点是，新民高中校园的最南侧。往南，与这里一道土墙之隔的地方没有人烟，县城的人都叫他“南卡子门”，很是荒凉。解放前和解放初，这里是枪毙死刑犯的刑场，人们忌讳，很少到这里来，晦气。
“最南端”，是一片乔木灌木相间的林地，面积不是很大，但很是僻静，尤其是夏日的中午，很少有其他同学到这里来。于是，就有了我对一个同班同学的“冒死的预言”啦。
弹指一挥间，34年过去了。1996年秋，我突然接到一个从县城打来的电话，是高中同学程德昌的约请，很是兴奋，久违了。
县城的电话，一天间我至少得接十几个，最多的时候甚至是几十个。因为我是罗家房乡政府办公室主任，县里各个部门的电话不会少。每个电话都是上级领导的指示，都是你必须完成的工作，都是拧紧你神经发条的扳手，让你一接电话就高度紧张，就有一种“烦恼”油然而生。比如，让你汇报夏锄进度，农业局的电话才挂，县政府办公室又来“询问”，然后就是县委农村工作部的……都想从你这里得到第一手材料，你烦心，但他们安心。
所以，老同学的电话，相当于“一键清空”，把你“电脑”里的垃圾病毒尽数删除，给予你愉悦的清爽。
他说：“你过来吧，咱班的吕维媛，从齐齐哈尔回来了，大家聚聚……”
几十年不见了，如今有约，自然是乐不可支，何况吕维媛是赵鸿德的夫人啊！
赵鸿德从小学到高中我们一直是同学，当然也是老乡，他家离我家只有5华里的路。这次他因为忙不能回来，借机探寻一下他的近况，也是我时常想念他的一种补偿。
这次14名老同学聚会，程德昌尽地主之谊，通知、埋单周到热心至极。
高中时，我和程德昌是同桌，吕维媛比我们个头矮些，坐在我们的前桌。所以我们三个人算得上是友好的邻邦了，见了面怎么不会有一番万千的感慨啊。
酒到半酣之际，程德昌突然起身，毕恭毕敬地向我“请示”道：
“会元老兄，时隔34年了，我要为你揭秘了！”
我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在想，各位也很惊诧。
当年，吕维媛是当之无愧的校花。若不是个头稍矮那么一点点，莅临“国花”之位也不为过。她学习优秀，为人厚道，人缘也好，自然是那些情窦初开的情种们倾心的焦点，靠近的核心。但我从来没有对她想入非非，更没有一纸情书的构思，说我暗恋，自然无懈可击。哈哈，说不定就因为我们是前后桌相近，她的一颦一笑于我被别人发现了？那可冤枉我了。
我在揣摩我的秘密，但很心安理得。反正都已一大把的岁数了，说什么我都不会在乎，就当是搞笑，能让大家多喝几杯，客串个情种，值了！
我正为免费当个情种而沾沾自喜的时候，程德昌竟然出乎意外地，把我那次的预言和盘托出。在座的无不哗然！
这件事我怎么会忘记，但我从来不会提起，那预言在那时代可是要命的……
毛主席死了，我还活着。我真佩服程德昌的为人，三十多年了，他一直在为我守口如瓶，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要知道，就这个秘密，就这个预言，全国能有几人，世界能有几人？算得上吉尼斯记录了吧，我也算得上预言家了吧，也够名人的了吧。程德昌足以以此说事儿，令众人对他刮目相看，这秘密只有他和我知道，绝品，价值连城的绝品。
他一直憋着，我若是他会憋疯的啊。我能憋住，因为关系到我的性命，关他何事？“文化大革命”他可以以此立功授勋，风光无限，甚或是封侯挂印！
程德昌说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冒汗”，激动的，感动的，不是害怕。
秘密，也把我带回当年的那一幕中，我很快进入了预言时的角色中来。
六十年代，正是阶级斗争完全代替法律的年代，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诅咒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必定置你死地而无疑。
那天，我说出了这个预言，记得当时也是一身的冷汗，后悔不迭。程德昌听了也是惊恐万状。左顾右盼，幸好没有什么人听到，庆幸得我们的心砰砰地直跳。
我千叮咛万嘱咐：“程德昌，你可要保密啊，就把这事儿烂到肚子里吧。”
14年后，毛主席果然仙逝于1976年9月9日。
就在全国沉痛地悼念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日子里，我忽然想起了我的预言来，心里很是恐慌，我担心什么不言自明。
然而，我的心也在狂跳，我不能理解，即使当年的预言纯属猜测，那概率也太低了，比中大奖的概率不知道要低多少倍啊。我能“猜中”，我不知道我怎样去认识和评价我的预言和我自己。那时，我的内心好像是增强了什么，又好像是改变了我什么，总之，我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全国“共悼”毛主席的那天早上，天气很凉。我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从家里出来，骑自行车赶25华里的路，来到公社设置的追悼会会场（每个公社都按要求设置）——现在的罗家房中学。
那里人山人海，公社所在地的各个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群众站满了整整一操场。各个大队（现在的村委会）也都设有追悼会场，男女老少凡是能走得动的，背得来的，都参加追悼大会，村村屯屯十室十空。四类分子被严管起来，不准乱说乱动。
我往公社机关的悼念队伍里走去。突然，一个尖利的声音喊住了我。
“喂，小李子，你过来！”
这尖利的喊声中，充斥着威严与训斥，让我感到恐惧与厄运。倏然间，我想起了我的预言，立时毛骨悚然。倘若……
我神经质地回过头去，心跳到了嗓子眼，一看是人保组的董特派员在呵斥我。
人保组就是如今的派出所，那时是极其森严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董特派员叫董连奎，系原沈阳公安局大东分局伙食管理员，走“五七”道路落脚罗家房公社（当时叫新兴公社）已经四年了。特派员比现在的警察厉害得多了，一方面负责当地的社会治安。一方面可在他自己理屈词穷的时候，随手甩出“这里有阶级斗争”的尚方宝剑，随时就可以把“反革命”的头衔严严实实地封给你，而绝无冤假错案给你昭雪的机会。
董特派员我早就认识，我当民办教师的时候认识的。他有很强的政治嗅觉和洞察力，对“反动行为”更是十分的敏感。他没当特派员，仅仅是个“五七”战士的时候，有一次遇上了一个社员，他认为是四类分子，就上前盘问。那社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有些手足无措，结果被他一顿很批。刚要对他进行“专政”的时候，大队书记赶到，为那个社员解了围。至此，人们一提起他，大有谈虎色变的感受。
今天董特派员喊我，我又想起了那个社员，惧怕之情可想而知了。
当时我仅仅是个挣工分的临时的“公社干部”，但在农民的眼睛里，也很神圣了。不过在董连奎的目光里，我就是一介草民。尤其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里，董连奎就是手握圣旨的钦差，有说一不二的权威，他的话就是第二“最高指示”，谁都得听。
我心里有鬼，怎会不规规矩矩地听他的传唤，不，几乎是战战兢兢地走过去，等待他的发落。
那时，天上时而有云飘过，而我的头上没有遮风挡雨的保护伞，没有书记为那个社员解围的幸运，祈求不到任何援手，只好坐以待毙。
董特派员满脸的肃杀之气，拌和着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责令道：
“还不把你的衬衣换掉，脱下去！”
天哪，原来如此！我有脑筋急转弯的灵气，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我一连说了几个“是！是！是！”，像逃难似的走了，跑着走的，胜利大逃亡啊。
我的内衣是一件玫瑰色的晴纶线衣，穿好几年了，颜色依然很亮丽，那时很多人的都是穿这个颜色的线衣。董特派员洞察秋毫，我该穿白色的衣服，违规了，犯了大忌，天地不容，咎由自取。
回到公社我的办公室，我把那件“玫瑰”脱下来。虽说身上只剩一件单薄的外衣，但感到“虽冷犹安”，值得欣慰，预言的罪过没有发作就好。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关于预言的故事，有这么一次惊吓，我更是讳莫如深，不敢显露半点我的“特异功能”。
时间一秒一秒地蠕动着，斗转星移一年一年的轮回着，阶级斗争的寒光也一点一点地淡化着。我也曾试想彰显彰显我的预言，但每每想过都立即打住。原因很简单，即使招不来灾，惹不来祸，没有程德昌佐证谁会相信？你的预言是笑话，还是痴人的狂言啊！
那天聚会，在座的同学们惊诧之余，自然少不了刨根问底：你是怎么预言的？有什么根据？还有其他的预言吗……
“天机不可泄露！”
我忙举起酒杯，做一把“酒东”，哈哈一笑，掩饰过去。因为我确实还有以后的预言啊。但是，前两个问题我还是要解答的，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大家就等着这口下酒的菜，不能吝啬。以后的预言，那是绝对不能说的。
1960年，正是全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最难�
